“消失”的100萬日本人：逃避雖可恥但有用_風聞

本文轉自：看客inSight

*在日本，一切都具有兩面性。*它既現代又傳統，看似紛繁熱鬧，卻也相當寂寞。

餐館和酒吧總是人滿為患，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大部分顧客都在獨自用餐；不論任何時候，從山手線到中央本線，都能看到疲憊不堪的白領。

和這些置身於人潮、拼命活着的社會人不同，在無數個霓虹燈照不到的地方，有一羣“失蹤人口”，他們從擁擠的社會生活中悄然**撤出，終日閉門不出，以一種近乎詭異的方式“調節着日本的平衡”。

“失蹤了的100萬人口”

佐藤，22歲。

睡眠時間：一天16小時。

朋友數：0。

不上學，不工作，沒有固定收入。家裏蹲4年，對半徑3米以外的事情漠不關心，一天也不曾離開過六張塌塌米大小的單間公寓。

——以上是《歡迎加入日本廢柴協會！》的主角設定。説起來有點荒誕，這是一部沒有任何魔幻色彩的，僅僅是在敍述的現實劇。

在日本生活的半年期間，越南攝影師 Maika Elan 見到了不少活生生的“佐藤”，他們被稱為 Hikikomori，蟄居族。

Shoku Uibori，蟄居7年。

43歲的 Shoku Uibori 就是“失蹤人口”的一員。Maika Elan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整整7年。偶爾，他會在深夜出門，前往 7-11 購買泡麪和啤酒。

他曾是一名商人，擁有過自己的公司。破產後，他整日把自己鎖在屋中讀書。10平米的房間就像一個當代孤獨實驗室，塵世的氣味被隔絕在外。在這裏，一切軟弱和不健全都因缺乏參照物而變得無可指摘。 

“就像倉鼠愛它的籠子，沒有籠子，倉鼠會不知所措。”

Shoku Uibori的房間

Shoku Uibori 並不孤單。像他這樣的蟄居族，日本大概有100萬。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定義，“蟄居族”有着共同的特徵：拒絕參與社會生活，特別是上學或工作；沒有任何親密的社會關係，“失蹤”時間超過6個月。

而最高記錄者，蟄居時間長達40年。

《蟄居族》雙月刊報道了蟄居現象，其中提到34％的人蟄居超過7年。

據日本內閣府公佈的數據，截至2017年，15到39歲之間的蟄居人數達到54.1萬人，其中80％是男性，且大多數人擁有碩士學歷。

而研究人員則認為，真實的數字遠遠不止於此。

由於這項調查把40歲以上的人排除在外，蟄居族們又有自我隱藏的特性，九州大學教授、神經精神病學家加藤孝宏推測，目前至少有100萬日本人處於“隱居”狀態，約佔總人口的1％。

Fuminori Akoa，29歲，蟄居一年。Fuminori Akoa的自我評價很高，覺得自己大有一番作為，但興趣和目標又總是變化無常。如今他已經漸漸迷失了方向。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一百萬人“消失”了，不社交，不工作，長達數年渺無音信。

情況稍微好一點的，會趁夜晚沒人的時候出去溜達一圈，比較嚴重的，則拒絕走出房門，年邁的父母只能通過食物包裝袋來確定他們是否還活着。

Riki的房間被貝殼面、零食和散落的雜物堆滿。有時，他甚至不需要吃喝，因為心理的障礙比生理的需求大得多。

“其實他們身體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有意識地把自己封閉在家裏，每天就是看書、上網、玩遊戲。”加藤博士稱。

蟄居者喜久井田在《我為什麼不停地玩電子遊戲》的網絡日誌中寫道：“從7歲開始，我不再上學。洗臉，換衣服，吃飯，做完這幾件事，上班族出門上班，學生出門上課，我開始我的遊戲。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內心的壓力大到足夠殺死一隻恐龍，但有遊戲可玩，我不至於瘋掉或者自殺。”

對橋本雅來説，父母的期待是一件沉重的事。他曾經是班裏的佼佼者，某次考試失利卻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退學後，他成了蟄居族。

他曾寄望環球旅行會使一切有所不同，但實際情況是旅行結束後，橋本雅繼續過着蟄居生活，且一呆就是七年。

這些人裏，有的是遭遇校園暴力後不願意去上學的孩子；有些則是成年人，因為失業或者求職失敗，回到家之後就再也沒有勇氣出去。

除此之外，父母離異、考試失利、感情創傷，都有可能讓他們產生“劣等感”，進而陷入一種“未戰先憂敗”的死循環之中——“逃避”，便順理成章地成了撫慰這種情緒最簡單直接的方式

畢竟，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我也知道這是不正常的，但我不想改變。這裏（房間）感覺很安全。”

30歲的日美混血兒 Riki Cook 蟄居三年。他的家人都在夏威夷，而他獨自隱居日本。在他成為蟄居族之前，生活中的小事足以讓他感到疲憊，無論是忘記帶書，還是找不到新教室。

而事實上，Riki Cook總想出人頭地，卻又害怕犯任何錯誤。他認為，一個小小的錯誤就會導致自己被淘汰，而不去嘗試就能避免一切錯誤——這讓他的生活陷入僵局。

薪資凍漲、未來不明，我們向下沉淪

“通常來説，這些人的適應力比普通人差，一旦發生某種‘突變’，他們往往會覺得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加藤博士説。

而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學者安迪·弗隆，則把日本的“蟄居族”現象與日本經濟的興衰聯繫起來。

早在上世紀60年代之後的“高度經濟增長期”，日本社會就出現了大範圍的“不登校”現象。

及至昭和與平成年號交接的歷史時刻，空前繁榮的泡沫經濟迎來了破滅。與此同時，1990年，青少年蟄居問題首次見諸報端。

2000年前後，由蟄居者實施的惡性犯罪案件接連發生，一名隱蔽了10年的青年殺死了父母，才終於讓這個羣體徹底浮出水面。

Chujo，24歲，蟄居兩年。

當然，這並非日本社會所獨有的現象。自從“雙失（失學失業）青年”於2004年在香港被發現之後，在台灣、美國、英國和韓國等地也相繼發現“蟄居族”的存在。

有研究者稱，所有發達社會都會面臨這樣的情況，經濟衰退嚴重、失業率高的地區更是如此。

但不同的是，日本年輕人遭遇了其他發達國家年輕人不曾經歷過的、曠日持久的經濟停滯。在安迪·弗隆看來，泡沫經濟的破滅切斷了“高分數-好大學-好工作”的“傳送帶”，日本年輕人失去了父輩所擁有的“終身制”工作，轉而迎來打短工、打零工的短期就業局面。

Sumito Yokoyama，43歲，1996年大學畢業後，一直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截至2016年，Sumito Yokoyama已蟄居了三年。

經濟遭遇重創的同時，原有的價值觀也受到極大衝擊。

如今的日本年輕一代遠離了父輩所信奉的一切。泡沫時代積累下來的物質基礎，不僅賦予了他們對自由和享樂的想象，同時也帶來了垮塌的可能——對於他們而言，像父輩一樣努力學習、認真工作“簡直是對生命的浪費”。

就如村上隆在談到《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時説的那樣：“很多人想活得我行我素，選擇非正統的工作，或者不按社會規則行事。” 

但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過自己喜歡的生活”只會讓生活變得更艱難——在日本社會，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仍然是某種鐵律般的生存法則，即使它令人倍感壓力。而達不到這個標準的人，只能帶着恥辱感活着。

Chujo，24歲，蟄居兩年。Chujo的夢想是當一名歌手，但父親不看好他的選擇，父親有自己的生意，並希望Chujo做一樣的事。

在家人的要求下，Chujo曾在家族企業上過一年班，但因壓力過大而飽受胃痛折磨。Chujo有一個令他羨慕的弟弟，因為弟弟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當他表現出沮喪的情緒時，家人會變本加厲地訓斥他，這更加加重了他的恥辱感。

工作兩年後，Chujo開始把自己關在房間裏。

“世界不會因為我們的一舉一動而變得更好”，蟄居者認為，與其面對疲軟無望的未來，不如另闢蹊徑。

“逃跑，只有逃跑的時候，我才是我自己。”

Fuminori Akao，29歲，蟄居一年。

調查還顯示，“男逃兵”的數量要遠高於“女逃兵”，在日本，男性往往從初中起就感受到壓力，因為將來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這兩三年的表現。

另一方面，大多數蟄居族來自相對優渥的中產家庭，他們通常被寄予更高的期望。

“在西方社會，如果一個人窩在家裏，他們會被告知要出門。”加藤博士説：“但是，很多時候，日本父母無法狠心切斷孩子的經濟來源，儘管經濟不景氣，仍然無限期地贍養他們。”

Kazuo Okada，48歲，他曾是一名公司職員。辭職後蟄居在家7年，他喜歡看書和演奏爵士音樂。

不光是年輕人，近年來，40歲以上的蟄居人數正在增加，而這往往是從被裁員開始的。

在沒有收入來源的情況下，生活會變得異常艱難。因此，很多年紀較大又沒有父母依靠的蟄居族會在“隱退”之前，上班一段時間來積累生存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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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隔絕的時間越長，蟄居族就越難走出家門。

22歲那年成了蟄居男的Yoshiko，起初還會出門買東西，後來網購的普及，打消了他出門的唯一念頭。他現在已經55歲，不再出門。

逃避到極限，就無限趨於死亡，連走路、吃飯、呼吸都困難。

蟄居族Sumito Yokoyama躺在他的房間裏。這張照片拍攝於2016年，當時他告訴攝影師，他的健康狀況不佳，雖然沒有嚴重的疾病，但經常感到疲憊，只想呆在家裏。

在這張照片拍攝後的2017年，Sumito Yokoyama在自己的公寓裏死去。兩個月後他的遺體才被家人發現。

“被需要的感覺，是我努力的動力”

一些本該以天下為己任的“青年志士”在殘酷的社會競爭中鎩羽而歸，隱世而居。這令安倍晉三的政府深感不安。

對於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來説，萎縮的一代，既是經濟的危機，也是社會的隱患。 

2015年，日本千葉市設立第一所“虛擬高中”。次年年末，首相安倍晉三宣佈設立心理諮詢中心，以專人登門拜訪的方式促進這個國家萎靡的勞動力。

Oguri Ayako是Maika Elan認識的第一位“租賃姐妹”，她來自社工組織“新起點”，專門負責與蟄居者定期寫信、聯繫。

 Ikuo Nakamura，36歲，在攝影師拍攝這張照片時，他已蟄居7年。大學期間，Ikuo Nakamura的人際交往並不順遂，逐漸地，他覺得生活裏有太多的不公，漸漸失去了與人交往的信心。

“‘蟄居’是一種與社會解除聯結的狀態。不要心急，你可以一次一次地繫上小結。”

2016年8月，時年36歲，已有7年“隱居”史的 Ikuo Nakamura 見到了第一次來家裏探訪的“租賃姐妹” Oguri Ayako。幾個月過去，慢慢地，在對方的幫助下，Ikuo Nakamura開始逐漸恢復。

最近，攝影師Elan得知，兩人在那之後便墜入了愛河，且最終走進了婚姻的殿堂。而Ikuo Nakamura 也嘗試着成為一名“租賃兄弟”，以期幫助更多的蟄居族打開心扉。

2016年8月，“租賃姐妹” Oguri Ayako 正與 Ikuo Nakamura 聊天。彼時 Oguri Ayako 拜訪他已有些時日。

事實上，這項工作並不輕鬆。蟄居者從“杳無音信”到“開始回信”，有時需要幾個月乃至十幾個月的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Oguri Ayako 少不了對着門自説自話，訴説自己的興趣與愛好，而換來的往往是一段死寂般的沉默。

Oguri Ayako在給另一名蟄居者 Masahiro Koyama寫信。

Oguri  Ayako 試圖與 Masahiro Koyama 溝通。通常情況下，一個社工需要花一到兩年的時候帶領一位蟄居者“走出房間”。

40歲的Masahiro Koyama已經在自己的房間裏呆了10年。這是Ayako第三次到他家來，但他還是沒有打開房門的跡象。由於他拒絕進行交談，Oguri Ayako 只好把信從門縫裏塞進去（事實上，很多人從不閲讀信件，收到後會直接丟掉）。

當蟄居族們開始慢慢習慣“租賃姐妹”的存在後，他們首先會以回信的方式打開自己，漸而過渡到電話聊天、打開房門，甚至是一起外出看電影。

而最終目的，則指向“職業技能培訓”，好讓蟄居族們開始新的生活。

除了他們的“租賃姐妹/兄弟”，很多蟄居族拒絕與任何人溝通。

在長達10年的工作生涯裏，Oguri Ayako幫助了近五十位蟄居人士成功重返社會。

每週六，“新起點”都會舉辦餐會。在餐會上，蟄居族可以相互認識，也可以和社工及社工的孩子們互動。

在餐會之餘，“新起點”會把一些基本技能傳授給蟄居者，包括烹飪，打掃衞生，與他人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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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Twitter上遇到的一位女性，她希望我為她拍照，這件事對我來説非常重要，”曾經的蟄居族木村説。“當你覺得你是被需要的，你就想要付出努力，特別是當對方是異性的時候。”

除了木村之外，Elan 還跟隨 Oguri Ayako 拜訪了11名蟄居族。在接觸這個羣體之前，Elan 承認，起初她認為這些人既懶惰又自私，不過是“日本經濟萎靡不振的寄生蟲”。

但隨着她對蟄居族的瞭解越發深入，她看到了他們的細膩和敏鋭，也有了更多的發現。

蟄居族Kazuo Okada 非常善於學習，記憶力驚人，且非常善於引用數據。每次煮飯時，Kazuo都會精確地掌握米的重量，保證不多不少250克。

“他們在思想上備受折磨，為自己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工作而感到痛苦。他們想去外面的世界，想結交朋友和情人。”

至於自己的攝影項目，Elan最想拍到的是蟄居族在“租賃姐妹”的帶領下，踏出房門的那一刻。

蟄居族Kazuo Okada 非常善於學習，記憶力驚人，且非常善於引用數據。每次煮飯時，Kazuo都會精確地掌握米的重量，保證不多不少250克。

“我不知道那一刻是否會非常戲劇化，還是平靜如常。只是，在漫長的禁閉後，他們打開門，邁出去，呼吸新鮮空氣，感受被陽光照射的那個時刻，難道不值得記錄嗎？

外面的世界，其實很值得一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