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新威脅論”來了，但中國有"新韜光養晦”策略_風聞

近年來，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成為誤導國際社會對華認識、煽動中外關係緊張的主要消極變量。相比1990年代初以來數輪“中國威脅論”，這一輪“中國威脅論”邏輯更嚴密、用意更深遠、行動感更強，能否成功化解直接關係到中國可持續崛起的進程，也將影響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終實現。

“中國威脅論”，這一輪是“真”的

從1993年美國《外交》雜誌第一次提“中國崛起”開始，關於“中國威脅”的國際言論就不絕於耳。然而，此前的形形色色“中國威脅論”或僅是學術假想，或僅是在部分外國利益集團中傳播，或是背後隱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圖。隨着事態變化，那些論調漸漸煙消雲散，顯得不值一駁。

比如，上世紀末，構陷“中國人將吃光全球糧食、耗盡全球能源”的理論假設，被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現實所化解；本世紀初，渲染中國商品氾濫將衝擊全球市場的新聞報道，在物美價廉“中國製造”實際普惠各國民眾生活的事實面前變得失真；幾年前，誣告“中國將南海變成火藥桶”，在中國對南海諸國的外交誠意下化為烏有。

除此之外，對中國不遵守知識產權規則、中國環境污染與排放責任等諸多國際輿論中傷，都在中國快速發展與自我糾錯前“敗下陣”來。換句話説，過去的“中國威脅論”幾乎都是“假設的”、“偽造的”、“矯情的”或“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相比之下，這一輪的“中國威脅論”顯得真實很多，是西方國家真正感受到了中國的普遍威脅存在，是發達國家相當大部分人真切地開始恐懼中國了。這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國際事實。

第一，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經濟實力將不可阻擋地超越甚至替代發達國家的嚴重威脅。

2008年中國成功抵禦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2011年中國製造業產值超過美國，2017年比另三大製造業傳統強國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值還多；2013年底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中國在歐亞非三大洲許多發展中國家（如斯里蘭卡、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包攬了幾乎所有基建工程；2014年世界銀行、IMF等主流國際組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認定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並以年均增量每三年產生一個英國、每六年產生一個日本的速度不停往前發展。

更重要的是，中國抓住數字革命的技術浪潮，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呈現了對西方的全面“彎道超車”之勢。諸上事實使多數西方精英意識到，“500年來從未有過之大變局”正在發生，即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一個非西方大國的經濟實力對西方的全面碾壓，改寫了1500年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持續領銜世界的歷史軌跡。

第二，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外交對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強大號召力的嚴重威脅。

過去，雖然發展中國家也曾在20世紀中葉運作過“不結盟運動”、“萬隆亞非會議”等，但西方長期壟斷着全球進程，只有西方才有實力召集全球各國政要聚首，設置並推進國際社會的各項發展議程。

然而，2016年主辦G20峯會，提出明顯比此前西方主導全球治理議程更普世、更受歡迎的“中國方案”，如全球基礎設施建設、G20對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2030規劃(SDG2030)；2017年中國連續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全球政黨對話”，每次都有超過120個國家政要或高層代表參加，“中國方案”廣受好評。“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多次被寫入聯合國各大官方文本；更令世界着迷的是，中國在和平合作、互利共贏、平等尊重、互聯互通、節能減排、開放包容、消除貧困、反恐維和等方面的各類政策主張與國際呼籲，常常受到了全球社會的一致歡迎與支持。此時，西方意識到，“西方登高一呼、天下雲集響應”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第三，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政治模式對後進國家、轉型國家、欠發達國家內生吸引力的嚴重威脅。

1990年代初，西方多數精英驕傲地以為“歷史已終結”，以經濟私有化、政治選舉化、治理市場化的“華盛頓共識”打敗蘇聯共產主義模式，將成為未來歷史演化的唯一國家發展模式。但過去20多年，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以發展優先、基建先行為主要動力的經濟模式，以選賢任能、有為政府的主要特點的政治模式，以人民優先、民生改善為主要成就的社會模式，對發展中國家更具有可借鑑性，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國家開始着手“學習中國”甚至“複製中國”為主要方法的國家道路重新調適。

更重要的是，美歐國家在國內政治內耗上出現的“制度性的衰敗”，槍支、種族、移民、老齡化、階層固化等社會矛盾出現的“體制性的痼疾”，延續數百年的“西方優越論”走下神壇。於是，中國道路為世界提供了思想公共產品，成為全球各國發展的另一種選項。在應對氣候變化、捍衞自由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領域，中國都大有被國際社會擁戴為“全球領袖”之勢，支持率遠大於西方。西方驚呼，“中國贏了”，“西方已輸”。歷史並非終結，真正的世界歷史可能才剛剛開始。

西方欲借“中國威脅”再次團結起來

歐美國家智庫、媒體、政客近年來幾乎空前一致地對“中國威脅”發出了集體性的吶喊，代表着西方社會對“中國浪潮”的文化自覺與條件反射，更暴露了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外交感召、制度魅力等呈現“超越”苗頭感到無比恐慌後的反撲企圖。

這些“中國威脅論”多數體現在對中國引領全球治理與國力崛起的不滿與抹黑。比如，美國智庫炮製“鋭實力”概念，意在假想包括孔子學院的中國文化入侵以及所謂“不可告人的中國政治陰謀”；歐洲媒體攻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6+1”機制，虛構中國意在分裂歐洲的陰謀；詆譭中國對外推行的“雙贏”理念是等於“中國贏兩次”，等等。這些聲音目的是在提醒西方社會放棄對中國“民主化”的意識形態幻想，高度警覺中國發展造成的“惡性”衝擊。

還有不少“中國威脅論”則集中挑拔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比如，2017年底開始流行的“債權帝國主義”，意在建構中國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傷害，勾勒中國通過債務強迫當地國出讓主權的負面形象；前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更是在2018年初出訪拉美、非洲的最後在任階段，不斷攻擊中國推行新殖民主義，強行傳播共產主義模式；不少歐美議員則誣告“一帶一路”另造中國版勢力範圍，意在破壞國際自由秩序，等等。這些聲音企圖重塑西方的權威，破壞與拆散中國不斷擴大的國際朋友圈。

更有一些“中國威脅論”企圖將中國定位為西方“假想敵”。比如，美國輿論不停地控訴中國竊取西方高科技與知識產權；英國媒體則通過春秋筆法，描述西方正在“神助攻”中國崛起，意在激將西方重新聯合；特朗普政府更是不惜與中國大打貿易戰，又為傳統盟友加税豁免，大造“聯歐抗華”貿易戰的對峙架式。這些手段都是刻畫中國非法地佔了西方便宜，竊取了西方利益，意在促成並打造西方的再團結。

事實上，西方的再團結並非不可能。2017年底美國開始推行“印太戰略”，提出新版基建與投資方案，試圖制衡“一帶一路”；德國外長加布里爾在2018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直接批評“一帶一路”，強烈呼籲歐洲要有內部凝聚力；法國、印度等40多國政要2018年3月正式組建國際太陽能聯盟，意在弱化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同月，日本主導與其他10國簽署被稱為“新版TPP”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平衡中國自貿區戰略。

種種跡象已表明，“中國威脅論”不再像過去僅是“論述”層面，而正在向“實踐”轉化。“中國威脅論”引起了一些西方集體行動，正在實實在在地威脅着中國發展。

謹防“斯奈德陷阱”

產生後續行動的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正在提醒中國人，要高度重視國家崛起的外部反應，也要認識到一國民族復興的艱難度與複雜度。

回想美國百年崛起之路，充滿着荊棘與坎坷，包括南北內戰、社會動盪、種族衝突、鼠疫災荒、總統暗殺、洪災颶風、外部戰爭、核武訛詐、恐怖襲擊、體系設計、美元危機、金融風暴等，最終才“奇蹟般”地造就了20世紀領銜世界的美國霸權。中國不走美式霸權之路，但民族復興的道路需要從美式崛起“百年磨難”中得出崛起韌勁的成功歷史經驗。

歷史上一度曾興起的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蘇聯等陷入衰退，甚至國家解體的失敗歷史教訓，同樣也值得中國汲取。20多年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斯奈德在專著《帝國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中解釋蘇聯、日本、德國等在興衰中國內輿論慫恿、國外戰略透支的歷史規律。他雖沒有論述中國，但中國須以史為鑑。

過去五年，中國崛起實力得到了全面檢驗，社會自信心不斷高漲，參與全球治理的積極性很強，效果也相當顯著。但從外部輿論集體警惕並出現“行動化”的趨勢看，中國崛起並非坦途，更非短途。中國尤其要重温當年抗日“持久戰”的初期發動“百團大戰”過早暴露實力、導致日本入侵者“三光”政策的自身教訓，切不可掉進國內過度自信、國際過度擴張的“斯奈德陷阱”。

十年前，斯奈德教授訪華時曾與筆者交流道，過往大國往往誤以為，使用政治或軍事手段進行對外擴張，越擴張會越強大、越安全。其實，一旦擴張過快，就會引起外界阻礙，導致成本超過了所能得到的收益，最終會導致崛起失敗。“對新興國家來説，聰明的戰略是採用適度的擴張政策。”斯奈德説，“中國政策先發展經濟，而不是擴張領土，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也比較温和。保持長期温和的方式，讓外部世界慢慢消化，才能保證了中國的持續發展。”如是提醒，對當下中國是相當有價值的。

不妨採取“新韜光養晦”，夯實大國外交成果

在筆者看來，在新時代，中國不妨採取“新韜光養晦”策略，一方面繼續保持戰略自信，持續對內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對外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設想，另一方面也要學會用更長遠的眼光、更有恆心的戰略耐力，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友華勢力”鬥智鬥勇。

如果一些西方勢力以“拳擊”的方式對華進行貿易戰、金融戰、貨幣戰甚至軍事訛詐等，中國切不可心急。以當前的中國實力，與西方硬對抗，西方社會佔不到大便宜，但中國多半也會“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但中國若運用古人智慧，以“太極”方式化整為零，讓對方的拳擊打空、打散，更無法通過“敵人化”中國而整合西方力量。這才是上上策。

在當前極其殘酷與複雜的國際環境下，中國須有更深的現代智慧與博弈城府，既要與西方現存力量強化合作，在中國投資走向廣泛發展中國家時引入歐美國家的第三方參與，繼續讓他們成為中國崛起的利益攸關方；也要與相關西方力量進行有效競爭，站在真正人類與全球利益的高度，創造新的國際標準與新型國際制度，實事求是，踏雪有痕，持之以恆，改革並優化目前以西方利益為中心的國際運行體系。

“新韜光養晦”決不等於“新不作為”，而是要“巧作為”、“深作為”、“實作為”、“長作為”，是要進行更精細化的對外作為。中國要深化落實過去五年來對國際社會的各項承諾，優化存量、擴大增量，通過企業合作、對外投資、貿易往來等方式做大中國發展的“崛起紅利”，塑造中國作為新型大國的崛起口碑，防止國內某些領域出現“改革空轉”、“政策打滑” 等跡象蔓延至國外。

近年來中國面臨的外部風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反覆提醒的，“距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越近，我們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

基於筆者近年來調研數十個國家的經歷，中國崛起可能已引起西方的“覺醒”。雖然西方整體實力在下降，但西方領銜世界的國際格局並未曾發生本質變化。中國務必要戒驕戒躁，而應儘可能地團結全球精英，形成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知識共同體、輿論共同體。我們還須認識到，在沒有硝煙的國際輿論戰中，搞好國內建設，持續國家“善治”，才能真正令外界心悦誠服，才是化解“中國威脅論”的最終辦法。

（文章原載於參考消息，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