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貿易戰”這事，我們有10條“錦囊妙計”_風聞

北京時間3月23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宣佈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約600億美元的商品大規模加徵關税。隨後，中國商務部迅速回應並表示擬對自美進口的約30億美元產品加徵關税。全球股市隨之大跌，中美間的貿易緊張關係引起了全球關注。

中美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這一壓艙石現在也開始出現“動搖”。作為長期致力於中美經貿關係研究的全球化智庫（CCG），我們希望中美雙方能夠保持克制態度，避免因貿易戰而導致的雙輸結局。

此前，CCG邀請來華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兩位美國前貿易代表Michael Froman和Susan Schwab來CCG總部與中方專家對中美經貿關係問題進行研討。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積極應對中美經貿關係緊張局勢、謀求中美經貿關係大局穩定的10條建議。

第一、加強對美包括從精英到普通民眾的宣傳，闡明中美貿易赤字在全球化分工下的本質。

2017年中美貿易之間的逆差，按照中方的統計是2750億美元，按照美國商務部的統計，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為3752億美元，而特朗普以此要求把中美之間的貿易差縮減1000億，削減1000億美元赤字的目標，相當於把目前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餘減少27%，這既不符合客觀的經濟規律，也是不合實際的。如果按照這個目標實現，中美雙方都可能會受損。

中美間的貿易差主要是中美兩國在世界市場的分工和所處的價值鏈位置決定的。

據統計，從1989到2015年間，美國從香港、台灣和韓國的進口比從36.9%降低到了1.8%，但是同期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則從11.7%上升到38.6%，美國貿易赤字沒有減少，只不過貿易赤字國改變了。同時，美國進口的增長可以有效平抑通貨膨脹從而讓美國人民獲得實在的利益。數據顯示，美國1989至2015年之間的26年，年均通脹為2.5%，而同樣是26年，從1963到1989年間年均通脹為5.4%。兩國貿易戰首先受損的肯定是美國普通的消費者。

如果從全球價值鏈角度分析中美貿易關係，可能得出的結論又會大不相同。據中國科學院測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貿易順差，比以傳統方式核算的要低48-56％。進一步分析，服務貿易增加值由於中美不同分工地位，順差向美國集中，逆差向中國集中。2016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2506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國服務貿易逆差2426億美元，也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從獲益程度分析中美貿易，不難發現利益“大頭”也在美國。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邢予青教授研究指出，當前跨國公司的主要收益來自於其無形智慧產權的附加值。他以在中國設廠生產的蘋果公司為例，指出根據傳統海關統計，蘋果公司2015年海外市場取得的1400億美元的收益都不計入美國的出口。如果將蘋果公司在大中華區獲得的附加值收益計入美國的出口，那麼美對大中華地區的出口就增加13.1%，雙邊的貿易赤字就會縮減6.7%。而這也僅蘋果一家公司。在特朗普宣佈税改政策之後，蘋果宣佈將匯回海外3500億美元收入，中國是蘋果最大的海外市場，這3500億美元裏面也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在中國貿易赤字減免上。

長期以來，中美之間以旅遊、留學和投資移民為代表的服務貿易一直被忽略。而這部分貿易美方一直保持順差。2016年，美國在教育、旅遊、知識產權、交通、商業、金融等服務貿易上，對華的順差為557億美元，是2006年的40倍。根據商務部2017年5月發佈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在中美服務貿易中，根據中方統計，2016 年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高達557 億美元，佔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的23.1%。而這部分的貿易額是不被計算在中美之間的貿易額中的。這也是造成中美之間貿易差巨大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隨着中國消費能力的提升和市場的擴大，在服務領域佔優勢的美國的對華順差會越來越大。

同時，研究發現中美貿易逆差更大時，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反而更強，失業率更低。美國貿易逆差小反而引起美國的失業率增加，這是與美國的邏輯相反的。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包含相當比例的中間投入品，美國的廠商使用源自中國的投入品進行生產，可降低生產成本，為提升產品銷量、擴大企業規模創造條件，進而擴大僱傭人數，這樣能降低成本、就業增加，這一效應在美國的非製造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第二、美國要放寬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內的對華出口，實現雙方的共贏。

長期以來美國在對華出口上尤其是一些高科技技術和公司產品的出口上採取偏保守的政策。致使一些美方的產品無法在中國落地。此舉讓美國公司損失了中國市場的巨大利益。放鬆對華出口限制不但可以使美國的產品擴大在華銷售，而且可以有利縮減中美貿易差額。

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7年4月的報告，如果美國將對華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對巴西的水平，對華貿易逆差最多可縮減24%；如果降至對法國的水平，最多可縮減34%。

因此中方在擴大對美部分產品進口的同時，也應該積極尋求美方放鬆對華的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指出這種限制給美方造成的重大損失，以及由此帶來了一定程度上雙輸的結局。

第三、擴大對美國商品進口，降低汽車、手機、奢侈品等非關乎國計民生產品的關税，增加對美的能源產品、農產品等進口。讓利國內消費者，同時可以消減中美貿易差額。

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高的目標要求、更有力的舉措推動全面開放，加快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目前的很多關税還是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談判時確定的。以汽車產業為例，在中國開辦汽車合資企業，外方佔比不得超過50%；進口轎車保留25%關税的條款。而25%的轎車進口關税一直延續至今。

當時制定這些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但隨着中國市場的變化以及中國消費能力的提升，汽車產業的關税政策越來越需要調整以刺激國內車企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反觀美國市場的汽車關税只有2%，這就給美國造成中美不公平競爭的印象。而且美國在華投資建廠也多有限制。對此，兩位美國前貿易代表Michael Froman和Susan Schwab也指出，美國的汽車產業和商會對華頗有微詞。而其他一些開放度較高的行業比如手機業反而因為充分的競爭走出了象華為、小米等國產手機甚至在國際市場與蘋果、三星等手機巨頭形成有力競爭。汽車關税的降低將有力激活中國車企的競爭力，從而帶動中國汽車業的快速成長。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超過4億中產階級消費羣體的中國，在擴大對美進口方面，也有很大的空間。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 Willem Thorbecke的研究，中國人均消費品進口大約為36美元，不僅遠遠低於美國996美元的水平，也低於人均收入不如中國的東盟國家198美元的水平。

近幾年，中國遊客在海外“代購”給當地國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不僅因為中國遊客消費能力提升，但更多的是國內外價格差導致的聚集消費，是中國對消費產品實施的高關税和非關税壁壘造成的一個現象。海外代購幾乎成為一個行業，而這部分消費既不計入我們的進口也無法給國內帶來就業等實際利益。

我們也看到中國開始解除美國的牛肉的進口，這對中國的消費者和美國的出口商無疑是利好，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海外牛肉的進口依然要面對很高的關税。讓中美兩方承擔了很大的成本。

美國擁有世界巨大的頁岩油和天然氣資源,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國，能源貿易是平衡中美貿易關係的新增長點。另外，雙方還可以在美國能源出口基礎設施建設上合作，成為雙方投資和合作的新亮點。

2015年，美國天然氣產量達到了7670億立方米的峯值。美國能源信息局預測，到2020年，美國將擁有世界第三大天然氣出口能力，僅次於澳大利亞和卡塔爾。能源貿易是平衡中美貿易關係的新增長點，如果美國能夠在能源出口基礎設施上加大投入或與中方在相關基礎設施建設上展開合作，為中方資本投資包括西海岸天然氣設施在內的能源基礎設施提供便利條件，將大大有助於平衡“對華貿易赤字”。

中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和出口國。據中國農業部統計，中美農產品貿易2006-2016年年均增長達15%，2016年中國進口了21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成為美國農產品的最大單一出口市場。自海湖會後啓動的中美全面經濟對話開展之後，中國恢復了美國的牛肉、大米的進口，美國智庫估計，牛肉、大米將與玉米、大豆一起成為美國對華出口的“拳頭產品”。 中美農產品貿易近十年來儘管增長迅速，但仍有很大潛力可挖。

有鑑於此，我們建議適當減少甚至取消一些非關乎國計民生產品的進口關税。同時增加對美的一些能源、農產品等的進口。在滿足中國消費需求的同時，減少中美之間的貿易差額。

第四、改善營商環境，擴大開放，營造有利於外資發展的氛圍，從而讓這些外企積極促使其所在國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立場。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外商投資由審批制轉向負面清單管理，限制性措施削減三分之二。”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儘快落實相關的政策，並向世界做好這些政策落實的宣傳。

另外，外企的待遇問題也很關鍵，從美國、歐盟在華商會、協會的報告裏可以看出，中國近幾年對外企的歡迎程度降低。這一方面可能是中國市場競爭更強，外商拿不到過去那麼高的利潤；另一方面是營商環境，外資企業在華地位以及感受近年來確實有令人擔憂的趨勢，可能會使其考慮在投資方面做新的調整。中國當年在美爭取最惠國待遇和爭取加入世貿組織，很大程度都是靠跨國公司在後面大力推動的。目前避免貿易戰升級還需要聯合國際跨國公司一起來努力。

此外，我們也看到過去40年來，中國吸收外資規模已連續25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過去5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6000億美元。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地區總部、研發中心超過2800家。外資企業佔中國企業數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鎮就業，貢獻了1/5的税收收入，1/4的工業總產值，近1/2的進出口。所以説合理引進和利用外資是我們擴大開放的一個重要支柱，也是中國富起來強起來的一個主要支撐。

所以，中國改善營商環境和對外商的態度，讓他們主動去遊説美國政府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回到合作共贏的溝通軌道上來。

第五、積極促成中美跨境電商協議的達成，利用電商來為中美兩國的企業和消費者提供就業以及優惠產品的紅利。

據海關統計，近三年來，中國海關跨境電商進出口額年均增長50%以上。特別是2017年，中國通過海關跨境電商管理平台進出口貨物902.4億元，同比增長高達80.6%。

與傳統國際貿易相比，跨境電子商務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使國際間商品、服務與要素自由地流動，縮短了傳統貿易冗長的鏈條，有效減少了商品流通的成本，將全世界的需求和供給快速連接起來中美兩國是當前電商的主要國家。利用電子商務的優勢，打通中美兩個市場，在增加兩國貿易額度的同時，為兩國的商家和消費者帶來了好處，也可以在物流運輸、平台操作等方面創造大量新的就業機會。

電商市場發展迅速，而且其發展才剛剛開始，潛力巨大。在過去的十年中，全球電商市場每年都以20%的速度增長，從物流到銷售全面改變市場。現在整個電子商務行業都投入大量的資源和資金創新，這必然會帶來很多的創業機會和就業機會。中國有4億中產消費者，2017年“雙十一”購物節期間網上銷售額達到2539億（405億美元）,由此可見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巨大。通過打通中美間的網上購物渠道，使中國消費者更容易地從網上直接購買美國產品，減少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

因此，我們建議通過兩國政府間對電商標準、准入以及規則上儘快達成合作協議，創造有利條件為兩國電商通關提供快速便捷安排，這樣不僅可以大量增加就業機會，開拓出雙贏的結局，也可以減小兩國政府在民眾就業的壓力，減少政治摩擦。

第六，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切實包括外資在內的廣大企業的知識產權權益。

切實加強我國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和執法投入，積極保護包括外資在內企業的知識產權權益，同時通過嚴格執法增加企業盜用知識產權的違法成本。中國目前對知識產權保護和尊重的民眾意識已經具備，民眾逐漸養成了為知識付費的消費習慣，便捷的付費方式也已經形成。增加對知識產權保護也有利於我國新興產業尤其是新興互聯網經濟在國內和國際的利益。

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還有一些提升空間，我們藉此機會通過外在壓力促進內部改革。既有利於保護外資在華的知識產權，也同時有利於國內企業的利益從而有利於增加其創新動力。

第七、探討成立中美基礎設施投資基金，推動中美在基建領域合作。

在特朗普總統對美基礎設施改造的大戰略下，中美在基礎建設投資領域的合作有廣闊的合作前景：在過去10年，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累積投資達到11萬億美元，這幾乎是特朗普總統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規劃的11倍，中美在這方面有合作的空間，對中國而言，中美基建合作將有利於中國的企業積累海外經驗，從而更好地“走出去”。同時，中美基建的投資也將帶動中美兩國包括設備製造、工程建設以及高科技等企業的發展，並將為雙方的公共機構與私營部門合作的公私合營（PPP）模式開拓更多的市場和機遇。

中美雙方需要通過加強接觸來推進基礎設施合作。雙方在企業交流、金融資本合作、政策溝通和政府互動、第三方合作、智庫合作建言獻策等領域加大合作力度，借鑑歐洲引進外資和外國企業建設基礎設施的成功經驗，優化美國國內的PPP項目操作環境，以重點項目、標誌性項目為突破口，為中美未來合作提供務實的成果、打造良好的環境。

第八、謀求在**“一帶一路”**倡議上與美國企業合作尤其是海外的第三國市場。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通過運用金融搜索引擎作出的分析顯示，包括霍尼韋爾、滙豐銀行、西門子、力拓、施奈德電氣等多家跨國公司高管都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為其提供了難得商機，在基礎設施等領域帶來了大量新機遇，顯著提升了他們在有關地區的存在，表示要積極抓住“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

​目前 “一帶一路”倡議進入全面務實合作新階段，貿易往來持續擴大。2017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73745億元，比上年增長17.8%。其中，出口增長12.1%，進口增長26.8%。雙向合作不斷深化。長期以來，美國政界與商界的態度存在明顯差異，美國企業界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表現出極大興趣，與美國駐華使館聯合成立“一帶一路”小組，希望藉此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但美國政府的表態卻相對比較消極。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增速平穩為“一帶一路”建設順利建設提供了內部保障。

為此，建議以第三方市場合作為抓手，吸引具有一定積極性的美國業界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充分發揮其在技術、管理以及專業服務方面的優勢，聯合開拓第三方市場，進一步擴大“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共識，促使其從“一帶一路”建設的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和受益者，有效化解“一帶一路”建設的外部阻力，加深中美兩國的合作，促進雙方經貿發展。

第九、從長遠角度，把握機會尋求加入TPP，推動WTO、RECP等多邊貿易體系的進展，尋求更多的力量來推動全球自由貿易發展。

我們看到中日關係正在回暖，日本也公開表示支持“一帶一路”倡議，李克強總理即將對日本開啓訪問。很多TPP談判締約國多次表示歡迎中國加入TPP，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商談中國在TPP中發揮積極作用，以此來平衡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同時，還可以聯合儘可能多的國家來應對美國的保護主義政策。

今年已經是中國加入WTO的第17個年頭了。目前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格局還都是17年前奠定的，經過過去十幾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已經完全處在新的發展階段。因此也需要新的開放姿態和條件來適應中國市場的發展水平。

由於特朗普上台後退出了TPP, 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冷落WTO的貿易談判等致使多邊貿易體系出現裹足不前甚至出現退步的現象。現在，特朗普政府甚至不惜利用關税制裁等強硬手段來推行其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而國際社會目前對中國參與國際治理也充滿期待，很多國家希望中國能夠引導在貿易談判中等主導作用，同時在貿易自由化的多邊貿易協定上也能夠有所作為。這就需要中國在解放思想基礎上，大力維護支持參與國際貿易規則。比如中國等6國與東盟國家間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TPP以及WTO的新一輪談判等，這些都需要發揮中國的主動性，通過積極的國際合作來實現中國參與制定規則，提升國際話語權的作用。

此外，側重保護知識產權和服務貿易的TPP協議與我國不斷提升的服務業以及電子商務、信息技術等優勢產業相符合以電子商業領域為例，經過多年的發展，2017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51.6%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58.8%。而作為在對服務業和知識產權方面都提供強有力保護的協議，TPP可以有效保證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和權益。同時中國也出現了諸如華為、聯想、阿里巴巴、騰訊、小米和中興等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電子商務以及信息技術產業領域的優勢公司。加入TPP將為我們這些優勢產業爭取到更大的國外市場從而為這些企業的走出去創造出一個公平、自由而廣闊的世界市場。

第十、利用WTO貿易規則，對美的違反WTO規則的做法進行上訴。

中國應該儘可能聯合其他主要國家，對美的反貿易自由化調查採取反制措施，聯合起來以羣體訴訟的名義，在WTO框架協議內對美髮起反制。

聯合爭取包括歐盟、日本等在內的其他國家積極在WTO框架內對美的制裁措施進行申訴，爭取在WTO框架裏贏得對美國的反制。

雖然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但以減少貿易逆差為導向的行業制裁勢必會直接或者間接傷及到其他國家，包括像巴西、澳大利亞、東盟等中國的原料供應國，也包括像歐盟、日本、韓國等把中國作為其高端產品出口市場的美國盟友。因此按照之前的先例，他們勢必會訴諸WTO進行裁定，中國可以借勢積極參與其中，為中國的行業企業贏取最大利益。

當然我們也要積極發揮中美兩國智庫、貿易協會等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對話機制，使之成為兩國有效而靈活的溝通途徑。

面對強大的民意壓力，中美兩國政府間的交流要麼缺乏迴旋的談判空間，要麼談判途中直接被放棄。這個時候作為民間組織的智庫、NGO等協會、組織就要積極發揮“二軌外交”的作用，負責傳遞兩方的聲音，積極協助雙方消除誤解、彌合分歧並最終提出解決方案。

中美智庫可以通過開展“二軌外交”，積極推動雙方各領域專業人士的溝通、交流，為消除經濟和政治壁壘發揮作用。

美國智庫中有大批原政府、原國際組織高級官員，他們具有豐富的政治、外交、經濟治理經驗和廣泛的人脈，能夠發揮較強的政策影響力。中國智庫與美國智庫通過溝通達成共識的話，有助於中美兩國政府達成共識，這也需要我們中國智庫更具全球視野，重視吸收國外智庫的優秀成果和經驗，從而為相關政策制定和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