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和博物館真的只是移交文物這麼簡單的關係嗎？_風聞

昨天，在微博看到了一條評論，內心挺感慨。雖然事情的起緣將近1個月了，但這個問題仍值得討論。

文章稍微有點長，我就按照時間線來梳理了：

起因是3月6日，@國家博物館官微轉發了一則新華社報道，標題是“館長上兩會 | 王春法委員：盤活文物資源 展示中華文化的整體性系統性”。

這篇報道中寫道，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法3月5日在全國兩會上提出，全國各地有上百萬件珍貴出土文物長期積壓在各級各類考古發掘單位，文物資源閒置情況嚴重。應採取得力措施讓文物“活”起來，講述“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王春法稱，“作為集中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國家最高歷史文化殿堂的國家博物館，已有20多年沒有接受過任何考古發掘單位主動移交的最新出土文物”，重要文物長時間入藏斷流，國家博物館系統構建中華文化物化表達體系的功能被嚴重削弱。

他還説，經過調研發現，文物保護領域有法不依問題突出，違法難究已成頑疾。文物保護法及其實施條例明確規定，考古發掘單位應在考古發掘完成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提交結項報告，3年內提交考古發掘報告，此後6個月內移交出土文物。**實際情況是，一些考古發掘單位長期拒不移交考古出土文物，數量驚人。**因為缺乏空間展出，這些珍貴文物長期積壓在庫房，不能為人民羣眾廣泛知曉欣賞。

因此，王春法建議，將考古發掘文物分配權從省級文物行政部門分配為主調整為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進行分配，不再把提交考古發掘報告作為移交出土文物的前置條件。

還應科學規劃博物館體系建設，健全文物調配交流機制。國家博物館要發揮行業頭雁作用，探索實施總分館運營模式，聯合一批有特色特點的地方性博物館共同組成系統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博物館體系。

王春法認為，“應建立健全借展交流機制，把能夠集中呈現5000多年中華文明、反映中華民族集體記憶和中央權威的重點文物定期借調至國家博物館進行交流展示，盤活文物資源，突出展示中華文化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延續性。”

這則微博發佈後，不少網友在評論區發表了不同意見。

一部分人以國博連內部庫存文物都無法好好消化為理由來反駁，就隨便挑幾條有代表性意見的。

不過，對於展品展出這件事，我倒覺得也不能過多苛責，畢竟文物展出是有非常多的要求和限制的，以目前國內絕大部分博物館的場館條件、展出成本來講，都無法對絕大部分文物進行展覽。當然了，從展覽角度來講，博物館確實也應該想辦法創造各種條件，多做展覽。

那還有一部分人的意見是，國博館長的這段提議顯然是與考古與博物的關係相違背。

接下來，這位@考古方向明微博ID和其他網友的討論，讓我愈發覺得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反思，考古和博物館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真的可以籠統地稱考古所“違法”嗎？該如何來調節文博系統的“內部糾紛”？

有網友轉發@考古方向明的評論表示，考古和博物館本來就是一個行業的前後兩個階段，而非矛盾雙方：

@考古方向明還簡單説明了自己所在單位浙江考古所的一些基本情況：

這點上，我也認同這個説法。文物挖掘、清理，撰寫考古挖掘報告，再配合相關研究，這真是一項非常浩大的工程。就像以前我們經常會看到的段子一樣，很多考古專家數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寫了一輩子的考古報告。

本來以為，討論就到此為止了。但昨天（3月30日），@考古方向明在微博上發了一篇微文章，文章轉載了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馬承源先生上世紀90年代在浙江博物館的一篇演講，關於21世紀博物館的遐想。@考古馬嚮明在馬承源先生的文章前寫了一段按語，即是閲讀心得，也結合此前的討論，發表了他自己對考古、博物等學科間的認識。此外，文章中也提到了中國文物移交的幾種不同屬性。

文章如下：

按：3月5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家博物館新任館長王春法表示，他在調研中發現，“一些考古單位長期拒不移交考古出土文物”，他建議，“將考古發掘文物分配權從省級文物行政部門分配為主調整為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進行分配，不再把提交考古發掘報告作為移交出土文物的前置條件”（“國家博物館”官微3-6轉載“新華網”《王春法：盤活文物資源，展示中華文化的整體性系統性》截止今天的閲讀量是11萬﹢）。沒幾天，微信公共號“文博圈”發佈《國博館長劍指考古發掘單位：速速移交出土文物！》，不過，又沒幾天，該內容就被髮布者刪除。

3月20日，《中國文物報》專版長沙“博物館建設與創新”館長論壇，內蒙古博物館院長陳永志認為當前博物館展示利用考古文物斷流，提出“將文物考古研究機構納入博物館管理體系，將地方文物考古管理機構併入地方博物館”。

考古所和（歷史）博物館，淵緣已久。“考古學及博物館學”，也是目前大多數高校碩士學位的名稱。在國家文物局的內設機構中，文物保護與考古司（世界文化遺產司）、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科技司）是兩大重要部門。

邁入新時代，考古學科和博物館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博物館最大的變化是博物館定義的不斷發展，在定義的內涵和外延上表現出極大的動態性，博物館承擔責任和義務的性質使得在運作和營銷上不斷創新（崔波、楊亞鵬：《新時代博物館定義再思考》，《中國文物報》2017-10-25）。相對而言，**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學科的定義和內涵一直緊緊圍繞着科學獲取資料的過程中不斷進步技術方法和不斷發展自己的闡釋理論。**2017年8月北京大學趙輝教授在“第一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總結髮言時談了考古學學科現階段的四個特點（中國考古網，2017-8-25），從中可以讀出考古學作為學科進步所應具有的學科發展特點。

增進學科與社會的瞭解，增進學科和博物館行業之間的瞭解，現階段的考古學學科和考古學行業有六方面值得強調：

1、考古學是一級學科，應該被納入學科的管理體制中。（王巍：《考古學成為一級學科的前前後後》，《中國文物報》，2012年6月15日）

2、考古學為發現和重建古代史，尤其是遠古史和上古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應該得到全社會肯定的正能量。寥寥可數的一線田野考古人，整年奔赴在基本建設的搶救性考古工地上，為社會主義的偉大建設付出超出一般常人的辛勞。

3、**考古學研究是動態的研究，**隨着技術的進步和理論的完善，信息量的獲取會階段性地不斷加大、加深，沙發考古學不可取，狹隘的櫥窗考古學不利於學科的發展。

4、**考古資料背後反映的是鮮活的人、有組織的社會和生動的自然環境，是歷史緯度下人和社會、自然關係的綜合體，**隨着技術方法的進步，考古學科無時不迸發着與時俱進的活力。大的，大遺址考古、城市考古已經日漸成熟，小的，微觀領域考古，也取得了遠遠超出大家想象的成果。

5、考古學之所以被稱為田野考古學，是田野考古工作者用體力和腦力勞動相結合做出來的。除了地質學，極少有另外的學科需要耗費如此巨大的體力和腦力來承擔這一高強度勞動的系統作業。考古作業和考古行業，需要極大的投入。考古既是人民的事業，也需要人民能保障基本的工作條件、工作環境和發展要求。

6、考古人、考古記錄、考古遺蹟和文物、考古檔案和出版物，都是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現代考古學的過程和研究成果已經遠遠超越了普通展示所能達到的廣泛和深入的效果，這也是最近幾年考古遺址公園、考古展示園等讓遺產活起來成為另一重要途徑的緣由之一。考古人是考古過程運作的謀劃師和始終的實踐者，很少有像考古這樣的學科，需要具備各方面的綜合能力和素質。考古人視野和研究範圍的廣闊，不僅是展示部分成果的歷史博物館領域的基礎支撐和後盾，在相關的學術研究上也是前沿和引領。考古是以研究人類歷史與環境為目的，博物館所展示的只是考古的一小部分。

博物館以教育、研究和欣賞為目的，收藏、保護並向公眾展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的見證物。在現階段考古學學科發展突飛猛進的形勢中，歷史類博物館的發展就不應該停留在僅僅是“見證物”的層面上了。

1999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來浙江省博物館參加“走進新世紀——博物館館長論壇”，發表《對21世紀博物館的遐想》，馬館長對新世紀博物館進行了美妙的構象，這些願景也是對已過去世紀的博物館現狀的反思（1973年上海博物館就允許觀眾隨意照相，《馬承源先生年表》）。同時，馬館長對涉及博物館和考古工作的文物體制進行了殷切的期望，他對考古人使用了“辛辛苦苦犧牲了健康，償付了一生青春年華和精力”，上海博物館內設考古部，馬館長一定深有感受，他説“將會在21世紀的20~30年以前產生解決的辦法”。

現在，距離馬承源先生期盼的最遠的時間，還有十年。

以上，僅代表個人閲讀心得。

——方向明，2018年3月29日

《對 21 世紀博物館的遐想》，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

浙江省博物館是中國博物館界的老大哥之一，欣逢建館70週年之際，謹致以衷心的祝賀。我是浙江人，浙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雖然我後來工作不在浙江，但是我對浙江博物館還是有故鄉人的眷戀之情。此時此刻，我祝願下一世紀的浙江博物館在西子湖畔更加明媚宜人，不斷改革進步，享譽海內外。

在1948年春，地下黨發動大專學校學生來杭州追悼浙江大學被反動派殘害至死的於子三同學，我當時是系會組織的負責人，故和幾十位同學來浙江憑弔，事後參觀了浙江省博物館，這也是我第一次參觀博物館，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銅噴水魚洗、兩具乾屍和一批動物標本。此後，我來杭州次數並不多，但每一次來都會參觀有着不同新貌的浙江博物館。此次能參加慶賀70週年的盛典，真是感到非常的高興。

“走進新世紀----博物館館長論壇”顧名思義是館長們的論壇，我在今年3月已經卸下了館長的擔子，在今天我應該是一個恭聆高論的參加者，承蒙曹錦炎先生的盛情邀請，並且要我就以往的工作體會談一點對未來的想法，對此，我就下一世紀中國博物館的幾個問題，談一點感想。首先我想説明的是，50年來中國博物館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這方面，《文物報》上已經有了許多報道，我這裏不是談已經取得的成就。雖然我非常想跟上時代的步伐，但這不容易，想像未來更不容易，以下的想法未必是正確的。

一、虛擬博物館的產生

21 世紀電腦將在中國普及 ,普及後日新月異的電腦將是以怎樣的速度發展、更新 ,目前尚難於預料 ,但是可以肯定 21 世紀開頭的十年或二十年 ,中國主要的博物館已經掌握了先進技術和相應設施 ,條件優越的館將有三維電腦。從博物館的陳列設施來看 ,包括世界範圍內 ,十年內原有的比較先進的陳列(總體佈置、設施、燈光) 形式 ,還不至於有大的突破;基本陳列難於經常更新 ,內容在一段時期內也比較固定。比之其它的文化設施、媒體、影視等給予觀眾的信息速度要慢得多。

而且 ,博物館只是歷史文物藝術品可看的場合 ,除了少數博物館之外 ,很少有觀眾可以操作的設施。十年之內除了電腦已有的文物檢索功能之外 ,將來還應該具有對特殊要求的觀眾提供編輯的功能 ,根據自己的興趣要求 ,編輯綜合性的題材 ,成為一個或幾個屏幕的圖像 ,以提高對文物愛好和鑽研的興趣。有必要對舉辦的各種有貯存價值的展覽作數碼貯存。一方面是展覽本身可能具有不能再現的價值 ,如高質量的交流展覽 ,它的內容可以場景再現。目前國外的展覽已可以用三維電腦作數碼記錄 ,再現後的視屏圖像 ,如身臨其景。

我們已經看到過這類展覽的光盤 ,而且，國外已經到中國來招攬生意。21 世紀的第一個 10 年 , 中國的博物館將會添置這一設施。如果通過衞星天線網絡 ,對國內和國際主要博物館可以聯網 ,根據各博物館要求而獲得非常多的信息 ,編輯成各種題材經常在放映室中顯示 ,這樣就能根據各個館的特點 ,定期向觀眾公佈內容 ,以便在參觀陳列室的同時 ,可以觀看到國內和世界各地範圍大得多的虛擬博物館。與實體博物館同時存在的虛擬博物館 ,是 21 世紀中國博物館的選擇。

二、競爭機制的建立

當前的經濟和某些文化領域 ,已經建立起競爭機制 ,隨着我國實現現代化 ,科學的競爭機制將要更深入和更廣泛、更科學的建立起來 ,如果沒有競爭機制 ,就不會有現代化。唯獨在博物館很少或甚至沒有科學地堅定地引進競爭機制。博物館的發展 ,一是靠文物 ,二是靠人才 ,具備了這兩條 ,博物館的財源也可能得到相應的解決。上海博物館的經驗就是如此。

有了一定的文物收藏基礎之後 ,各種人才的選擇和任用就是關鍵。這個問題解決不好 ,再好的博物館也不能長久地容光煥發 ,而人才的選擇和任用 ,只有通過公平的競爭才是合理的 ,方能形成人才優勢。我們博物館的知識分子對此還不大適應 ,因為至今為止 ,博物館多數的中高級人才並不是在激烈競爭環境中產生的。老一輩的專家不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他們重要的是“夕陽紅”,中年人暫時也不會適應 ,缺乏優勢或優勢不足的人甚至可能會對此不抱熱情。有工作經驗和專業優勢兼外文水平較高的人才 ,在 21 世紀之初將會以傑出的駕馭業務管理和研究工作的良好成果 ,在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中佔有主導地位。補充他們的後備優秀人才 ,將是一部分 20 多歲到 30 多歲目前在崗位上的青年。這一批青年本身將經受無情的激烈的競爭 ,同時 ,有影響的博物館將會引進已有一定成就年齡層次不同的人才。

競爭中優勝劣汰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 ,只不過是時間長短先後和開發機制的問題。不這樣 ,中國博物館恐怕難以改變長久以來在各項工作上所呈現的侷限性和封閉性。競爭機制在各種考核上將要制度化、量值化、透明化。儘管有意無意模糊考核上的這些問題 ,是一種不敢面對改革、面對競爭的表現 ,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要大局“穩定”,現在持這種看法的人也許是有部分的羣眾基礎 ,但是在 21 世紀現代化的條件下 ,這種人將所剩無幾 ,整個的大氣候有利於改革 ,在根本上不願意競爭的人也將無所遁其形。我認為 ,這是中國博物館在整體上實行現代化的一個脱胎換骨必需經歷的關口。舍此 ,不可能有現代化的中國社會主義博物館。

三、逐步更新適應博物館現代化的領導班子

領導班子的選擇不是一般人可觸及的問題 ,幹部的任命完全決定於黨的領導 ,21 世紀也必將是如此 ,不會有其它的可能 ,在設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個先決條件。但是挑選幹部的面可以擴大 ,逐步完善。在現有博物館領導幹部實際構成的條件下 ,年輕化容易達到指標 ,知識化則沒有那麼容易做到 ,**因為博物館幹部除了必須具備的各種科學知識 ,還需要有工作經驗。**各種科學知識可以在課堂上書本上學到 ,工作的經驗 ,在博物館中往往是重要的 ,因為目前任課的一部分教師 ,自己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 ,而得心應手的經驗 ,在課堂上也聽不到。工作經驗則是個人工作總結體會深度的表現 ,這很大部分參預了一個人的素質合成。很多博物館具體工作的經驗在博物館學的書本上是不容易看到的。決定素質的因素根本上是對事業的態度 ,實踐中體會到的經驗也是個人素質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過十年 ,年輕人成熟了 ,將會有一些新的具有知識和經驗足以實現下世紀博物館現代化的中年博物館工作者 ,可供更新領導班子的選擇或競爭。下一世紀一些重要的博物館的黨委書記將有更多的人出身於文物考古博物館專業 ,而業務館長將會擴大選擇面 ,省級的博物館可能打破地區界限來挑選人才。美國一些重要博物館在全國範圍內尋館長 ,有的甚至跨國去尋找館長 ,以便能夠找到最為理想的人選。

任用有學問的人 ,不是用現行官方的級別可以解決的 ,現在一切以官本位來套 ,如科級、處級、局級等等 ,有的甚至説寺廟也有科級、處級的分別 ,這大概指的是相應級別。但是官本位這個東西不一定能表現博物館的水準 ,處級的博物館比局級博物館搞得好並不是不可能 ,在 21 世紀將絕對是可能的。如南京博物院新的陶瓷館的陳列品和設施 ,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地方的博物館竟有這樣好的效果 ,在以前是不能想像的 ,成功還在於人 ,在於有所作為。

下一世紀博物館以官本位就位的情形將會有所改變 ,選人以德、才為主 ,不一定用級別來選擇 ,這個問題在目前似乎是難以想像的。而且 ,下一世紀將會出現一定數量的企業文化事業 ,其中企業自辦的博物館 ,將會陸續出現 ,私人辦的博物館也會出現 ,這樣就會產生不以官本位相套的博物館 ,他們事業的操作 ,將會與公有制的博物館有不同的特點 ,領導人員的物色也會不同。

我以為 21 世紀重要博物館館長的職責和任命 ,將由博物館法來規定。一個理想的辦法是重要博物館的館長 ,由於他擔負的文物保管、文物研究和社會教育 ,要體現國家的水準 ,責任重大 ,對他們的選擇將像國有企業的廠長一樣 ,他的任命必將通過國家考試 ,如果可能 ,黨委書記也要一視同仁。

四、文博體制將更會順暢

目前普遍存在的博物館和考古所的協調問題 ,以及各個縣和各省博的協調問題 ,將會在 21 世紀的 20 - 30 年以前產生解決的方案。**現在文博界盡人皆知的情況是博物館補充不到文物、考古文物所老覺得文物庫房不夠用。**這不是兩類單位的問題 ,而可能是體制設制考慮不夠全面。在越來越民主化的條件之下 ,用一紙文件改變文物所有權的辦法是行不通的。重要的問題是博物館 ,但是對博物館來説文物的補充是灌輸新鮮血液的問題 ,得不到補充就愈益衰老。對考古單位來説 ,則是庫房擁塞 ,五十年代的材料還沒有正式發表的情形也不是個別的 ,有的庫房就像新的文化堆積。但這些文物是考古工作者辛辛苦苦犧牲了健康 ,付出了一生青春年華和精力得來的 ,非同小可。

現在我們的經濟條件還不夠 ,文化建設只有吃飽了吃足了飯才有可能發展 ,等到 21 世紀 20 - 30 年代或更早 ,中西部開發有了一定成果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將要出現新的高潮 ,當出現高要求的文化飢餓的時候 ,將會產生博物館和考古所雙方更好協作的“雙贏”方案 ,文物是天下的共器 ,人人可以有享受、欣賞、研究的權利 ,是全民財產。

但是博物館和文物單位負有保護的法定責任 ,在得到妥善的科學保護的條件下 ,當然應該儘可能地開放 ,文物是許多考古和博物館工作者研究和宣傳的對象 ,很多人為之奮鬥終生 ,輕易出台一個考古發掘報告 ,隨即移交的辦法不太現實。

我認為可能將來有兩個辦法來解決 ,首先各地博物館要充分展出考古發掘的文物 ,並且標牌上註明發掘的單位和領隊人。要把博物館相當一部分變成各地考古成果的展陳場所 ,當然陳列工作也有博物館的貢獻。

考古所和博物館的專業人員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輪換幾次工作 ,研究工作可以在博物館結合具體情況來做 ,博物館的專業人員可以到考古所去下田野 ,增長閲歷和知識。學術研究、科學研究的題目相互交流。

雙方的一部分領導人員在工作重點明確的情況下 ,可以兼職 ,如副所長可以兼副館長之類 ,同樣的情形博物館也是如此。經濟收益和出訪機會合理共享。行政領導機構應該積極地促進雙方的磨合 ,有了實際措施 ,相信能夠得到“雙贏”的結果。

五、經費

我們國家正處在經濟機制的轉換時期 ,但現在許多省在建立新的博物館 ,我國經濟情況對一箇中等發展的省來説 ,支持博物館事業有限的發展 ,並沒有經濟上的問題。對一些經濟不富裕的省 ,支持博物館事業也許困難一些 ,但也不會太大的問題。辦博物館也像辦大學一樣 ,是一個涵蓋社會各層次的教育機構 ,在現有的經濟條件下 ,各省辦一個好的博物館 ,應該沒有問題 ,事實上 ,博物館所需的費用根本不成比例。

問題是博物館要現代化 , 在下世紀 , 博物館沒有現代化的氣息 ,觀眾將日益減少。在這方面 ,須要化力氣化經費。但是 , 任何政府 , 文化開支都比較少 ,發達國家也是如此。

下世紀博物館進一步走向社會 ,企業經濟在文化上的投資將會增加 ,一部分博物館的開支將得到大基金會的支持 ,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那時候領導中國接近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經濟水準的人大和政府 ,也許有可能仿效發達國家支持博物館事業的措施 ,人大將會制訂出一個捐贈文化公益事業相應的免税法律 , 並加以實施。那個時候 ,將是整個中國博物館美夢成真的年代。

【馬承源（1928－2004），浙江鎮海人。1952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1954年起就職於上海博物館，歷任保管部副主任、青銅研究部主任和上海博物館館長。主要從事青銅器、簡牘研究和鑑定。曾任上海博物館顧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保利藝術博物館顧問、中華世紀壇名譽館長。】

其實，關於文物移交紛爭的新聞還是經常會看見的，比如去年曾有過圓明園想讓北大歸還文物等，更不要説各地博物館之間的借調、互換文物等想象，理論上講文物的歸屬權是國家，但屬地物權是一個客觀存在，掌握“物權”的機構分屬不同的行政隸屬線，流動的難度同樣是客觀存在。

在這次的討論中，還有網友@老邪新楦兒發表了一篇相關長文，有興趣的可戳此閲讀傳送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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