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之名，高校導師就可以拒絕思想政治工作了？_風聞

最近，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墜樓身亡的消息，再次引發輿論對高校導師制的關注。根據陶崇園家人的爆料，陶的導師王攀粗暴干涉其個人生活，不讓陶崇園正常畢業、強迫他報考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甚至佔用陶崇園大量個人時間給他做私人家務。

無獨有偶，南京郵電大學計算機學院研究生蔣某於2016年墜樓自殺，生前曾透露其導師張代遠對其學業有不合理的要求，導致他無法正常畢業、就業，對人生失去了希望。南京郵電大學經過調查之後，取消了張代遠的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並對其停職。還有年初的西安交大博士自殺事件，其和導師的聊天記錄曝光後，外界對於高校教師的職業道德大為驚歎。

近年來，高校師生關係的醜聞早已不是個案。可以説，剋扣研究生津貼、惡意拖延學生畢業等明目張膽的剝削行徑，在當下屢見不鮮。哪怕在一些知名高校，也有某些導師的惡劣行徑在學生羣體中口口相傳。高校的師生關係出現這麼多問題，與高校教師的世界觀有直接關係。坦率地説，當下某些高校教師的惡行，放在二三十年前是無法想象的。

二三十年前的校園氛圍可比現在單純得多——當年在高校裏掌握話語權的，大多是有情懷的老科學家。慶幸的是，我在求學路上曾和這一代有情懷的老科學家有過交集，親身體會了他們的高尚情操和思想境界。從年齡上説，這一代老科學家真是受黨的教育成長起來的。他們認為自己成為科學家得益於國家的培養——既然平台是國家給的，那就該多做實事、多培養人才來報效國家。他們是發自內心地喜歡學生，儘可能地把自己的真才實學傳授給學生。我曾見過博士生導師去宿舍找本科生懇談，鼓勵他們將來到自己的實驗室讀研究生，而且真誠地為學生們未來的發展做出考慮和規劃。當年我在中國科技大學讀書的時候，也曾經幸運地遇到這樣一位恩師：博導劉兢教授對我這個本科生的研究工作多有指點，使我在她實驗室裏受益頗多，日後得以比較順利地開展科學事業。因此，我對這一代老科學家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們以身作則，用崇高的理想和行動詮釋了“為人師表”。

一代人的時光匆匆而過。現如今，高校裏掌握話語權的多是改革開放初期的這批大學生。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青年時代受到西方思潮很大影響，世界觀中充斥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成分。這部分人抱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他們認為自己擁有的東西完全來源於所謂“個人奮鬥”，完全不考慮國家對他們的培養與政策扶持——這當然是很不客觀的。這部分人進而認為，既然他們憑藉“個人奮鬥”獲得了一切，那就不需要承擔對他人、集體、國家的責任，個人的利益高於一切。高校師生關係中不正常的狀況，其實就是這部分人身上的個人主義被進一步放大、登峯造極的產物。

這些盤踞在高校中的個人主義者，毫無大局意識，一心只想着如何牟取更多的私利。他們熱衷於在高校裏爭奪資源，一旦得勢便淪為壟斷資源、尸位素餐的學霸、學閥，讓成長中的青年教師苦不堪言。他們對於學生則沒有憐愛之心，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榨取學生的剩餘價值。我在此講講中國科技大學的幾個真實案例，供各位參考：

博導Y教授是十幾年前從美國引進的人才。此人為了多發表論文，招收了大量研究生，遠遠超過實驗室空間的正常承載能力。於是，此人給實驗室的研究生排班，一天幾班倒，以致某些研究生不得不深夜前往實驗室通宵工作，對身體傷害極大。更加令人髮指的是，此人要求自己的博士生一律不許結婚、在校期間必須玩命幹活，否則就拖着不給畢業證書。

博導G教授沒什麼誠信的觀念，給研究員、博士後許諾的解決編制最後都成了“畫大餅”，導致為他賣命多年的青年人才一無所有。而且此人熱衷官場、喜好社交，竟然聲稱要專門招幾個能喝酒的研究生，用於社交場合的各種應酬……

博導S教授江郎才盡，近年來缺乏像樣的學術成果。此人不從主觀上找原因，卻將學術上的無能歸咎於“研究生不夠努力”。於是，他在實驗室裝了好幾個攝像頭，嚴密監控研究生每時每刻的活動；他甚至還給實驗室安裝了一部指紋打卡機，強制研究生每天留下出勤記錄。

​即使在國內知名高校裏，某些病態導師把研究生當作勞工乃至私人僕役的事例也屢見不鮮。與從前相比，師生關係的佳話少了，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演化成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種種惡行，顯然不能用“事出偶然”來解釋。深刻的根源在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長期軟弱、渙散，並未在道德層面上形成對高校教師的有效制約。這類問題具體體現在幾個方面：

• 許多高校無論是從外部引進人才，還是從內部培養教學骨幹，都存在“重才不重德”、“一白遮百醜”的價值取向。只要高校教師能拿到經費、發表論文，學校並不在乎他們是否“德不配位”。也正因為如此，某些高校教師才會有恃無恐，肆意壓榨研究生。

•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主義仍然非常嚴重，對為人師表的高校教師缺乏必要的道德教育。許多高校教師實質上游離於思想政治工作之外。

很多院系黨委的權威不足，無法有效約束高校教師的言行。個別高校教師甚至動輒以“普世價值”、“自由思想”為藉口，拒絕院系黨委正常開展思想政治工作。

只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軟弱渙散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觀，高校師生關係的異化就難以杜絕。知識分子並不必然高尚，衣冠禽獸大有人在。院系領導、教授博導之類的頭銜並不代表什麼特權，更不是什麼丹書鐵券；擁有這些頭銜，並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道德約束和黨紀國法的懲治。

某些高校高校教師自己的世界觀就很混亂，以為自由就是不受約束、想幹啥就幹啥。這天底下就沒有這樣的自由——哪怕是號稱“自由”的美國知名大學，普遍為教學道德設立嚴格規範，校方對此擁有解釋權。高校教師入職時需要接受必要的道德教育，這叫做“有言在先”；此後任何違背道德規範的行徑都將被視為“明知故犯”，招致校方的嚴肅處理。

例如，美國南加州大學校方制訂的教學道德規範中，就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條款：

嚴禁老師和自己的學生談戀愛。任何形式的***“表白”***都會被視為對學生的性騷擾，必須追究老師的責任。

號稱“自由”的美國大學為何禁止師生戀？其實這項規定很有道理——師生關係本來就不是完全平等的。老師處於相對強勢的地位，給學生所學課程打的分數，對學生研究項目的安排，都有可能對學生的發展造成深刻影響。也正因為如此，大學必須為處於相對弱勢的學生提供保護機制。否則，老師很可能以手中的資源作為籌碼逼迫學生就範，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2008年轟動一時的“中國政法大學弒師案”其實就源於這種關係：該校法學院教授程春明以保送研究生的資格為誘餌，與女學生髮生了性關係。女學生的男朋友得知此事後，情感上難以接受，一怒之下將程春明砍死。這個事件當中沒有贏家，假如校方能夠通過有效的道德約束防止師生之間出現不倫關係，那麼壓根就不會發生這樣的血案。

痛定思痛，要想從根本上消滅高校師生關係的不正常之處，必須切實抓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而高校黨委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偉大的思想家韓非早在2200多年前就曾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高校黨委要想樹立權威，就必須將賞罰之權切實把握好——用好了賞罰之權，才有可能在道德層面對教職人員進行必要的嚴格要求，絕不能搞當代版的“刑不上大夫”。

具體説來，切實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道德規範，有以下可行的途徑：

• 破除人才引進和培養過程中“重才不重德”的錯誤傾向。如果研究生受到導師的不公正待遇或性騷擾，一經查實必須嚴肅處理。取消研究生招生資格等於斷絕導師的命根子，可以起到殺雞儆猴、懲前毖後的作用。職稱評定、科研經費分配等工作中，採取“師德一票否決制”。

• 為保護處於相對弱勢的學生，高校應普遍建立專門的投訴機制和獨立調查機制。歷史經驗證明，“自查自糾”往往是低效的乃至無用的。所以師德問題的調查權不能放在院系內部，而必須有校級監察委、紀委的參與。這樣才能保證研究生在有理的前提下，一告一個準。

• 不能侷限於事後監督，而要通過預防機制避免師生關係異化，對高校教師形成必要的道德約束。高校應當普遍建立教學道德規範，並將定期學習教學道德規範作為對高校教師的強制性要求。

對於嚴重的師德事件，比如對學生進行性騷擾、惡意延遲學生畢業、把學生逼出抑鬱症等等，不僅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還要追究院系的領導責任。唯有如此，才能客觀上促使院系黨委切實承擔起維護正常教學秩序的責任，平時防微杜漸，是不是出事之後試圖捂蓋子、補窟窿。

高校師生關係的異化，使得本應與社會化大生產匹配的人才培養，墮落為封建行會的學徒制；使得本應美好的師生關係，墮落為人身依附的關係。不僅學生個人的前途受到負面影響，科教經費的投入產出比也相應降低了，所以國家才是最大的輸家。知識分子並不必然高尚，必須以堅決的手段將無恥之徒從高校清洗出去。當代中國真的不缺人才，沒幾個臭雞蛋就做不出好蛋糕了？誰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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