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禮法中的道德教育_風聞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書評

摘要：從古到今，道德倫理都是中國人現實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部分。在家國同構的古代中國社會中，“禮”和“禮法”發揮着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倫理觀和道德觀，進而影響着整個中國社會。中國社會是一個“禮”的社會，也是一個倫理和道德的社會。

無論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還是世界文明來説，古代中國和古代中國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千百年來，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溶淬在我們的骨髓裏，血脈中，經久流傳，綿綿不息，深刻地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近代以降，討論和評述古代中國和古代中國文化的著作就百家爭鳴，見仁見智。歷史學界、人類學界、社會學界和哲學學界都從自己的維度上抒發着對古老中國的回憶和認知。我們該如何認識我們的中國？我們該如何釐清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的界限？我們的文化是怎麼影響古代和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的？這些都是我們面對的切實而實在的問題。是學術的，也是生活的。

在這些問題上，不得不説，知名學者葛兆光先生的《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維度。葛兆光先生常年在各高校講授古代中國社會和古代中國文化，哲思匯聚，便集成了《古代中國文化講義》一書。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既不拘泥於“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的劃分，也不特別偏重“精英文化”抑或“一般文化”的差異，而是用語錄和隨筆相結合的方式，錯落有致地為我們展開了一幅古代中國的立體地圖。書裏記錄着我們過去的現實生活，承載着我們永久的精神世界。縱觀全書，作者從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及其影響（如何審視自我，如何對待“異族”）説起，論及到古代中國的家族及各種儀式，分析了儒家和古代中國政治學説的形成歷程。·

在接下來的篇章裏，葛兆光先生以老子和莊子及其思想為切入點，為我們講述了道家的思想文化及其長久以來的影響。經由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葛兆光先生也對古代中國和外部世界的交往途徑進行了精彩的論述。

在古代中國文化中，儒、道、釋家學説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一幅在世界文化史上壯麗的奇特畫面。葛兆光先生介紹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方法、技術和影響，論述了一個“異文化”融入古代中國的文化世界的充要條件。藉此，葛兆光先生得以為我們展示了古代中國信仰世界（兩大信仰世界及其對立融合）的瑰麗圖景。[1]

歷史是我們的過去和未來。正如葛兆光先生在開宗明義的那段序言中所説的那樣，歷史“籍藉着對過去的發掘，讓人們理解歷史的傳統和現在的位置”，去“構建一個族羣、一個國家的認同”，或許這就是這本書的意旨所在，也是葛兆光先生的心願所在吧[2]。

如果説西方文明更注重“法”，那麼“禮”在以中華民族為核心的東亞儒家文明體系中似乎更佔據一種支配性的地位。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朝鮮又抑或周圍諸國，“禮”在人們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都兼任着“最低標準”和“最高追求”的雙重身份。孔子説：“不知禮，無以立也”[3]，又把“克己復禮”作為最高的現實和道德追求[4]。而在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禮”又確確實實構建了古今中國由個人到家庭，到宗族，到鄉里，再到國家的社會道德的結構秩序。“禮”是柔軟的、內在的個人追求，又是強制的、外化的客觀規範。[5]

對於古代中國人的起居和社會生活來説，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有着明確的規範和要求，例如宋人的《居家雜儀》就記載了“禮”給予古代中國人的許多規範。追溯先秦，商周時代就已經有了一套明確的“禮”的體系。幾千年的傳承，上至國家典法，下至居民百姓，無時無刻不再體現着“禮”。甚至《三字經》《弟子規》這樣的幼學啓蒙讀物，都用“禮”的觀點在浸潤着每一箇中國人。

可以説，古代中國人自小起，就薰陶在“禮”的天然“香壇”裏，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道德觀和道德規範。而正是“禮”對於個人，家庭和國家的要求，對於社會中個人的獎勵和懲戒，進行了道德規範、道德懲戒和道德教化，建立了我們中國人注重體驗的倫理世界。

審視中國古代的“禮”，可以看出很多時候它都是對個人行為的規範和要求。

我們以《弟子規》為例。如其中的：“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6]；“年方少，勿飲酒，飲酒醉，最為醜”[7]；“事非宜，勿輕諾，苟輕諾，進退錯”[8]；“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輕訾”[9]；“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諱，色不媚”[10]；“非聖書，屏勿視，蔽聰明，壞心志”[11]。“禮”的規範，繁瑣而細緻，嚴格明確地規範到每一箇中國人的行為、思想和態度領域。就於個人而言，“禮”起到了內在的道德標榜和道德教育作用。

在心理學的基本理念中，對於好的行為的獎勵以及對好的趨勢的誘導，是“行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揚善” 的原理。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禮”的道德教化作用便得到了最好的詮釋。通過一系列的“禮”和“禮儀”，通過民間和官方對於“禮”和“禮儀”的要求，中國人無時無刻不在鞏固自己的道德和倫理世界。“禮”是一種個人道德的表現，是個人教育的道德方式，還是中國人個人道德修養的終極目的，這是我們儒家文化圈所特有的“三位一體”。

對於個人來説，“禮”對應的是個人在一個倫理體系的地位，處於什麼身份，就承擔這個身份的倫理責任。多元化的社會角色在一起重合，一條一條的道德細則匯聚，就形成了一個人的道德世界。對於父母，要孝順，對於兄長，要尊崇，夫妻要和睦相處，君臣要相互信任……由此開來，“國法家規”，就從行為和思想兩個維度上對中國人進行了道德教育和規範。

雖然“禮”是一種內化式的教育，但是在禮的執行階段，它也有它強制的一面——此時的禮，不僅僅是“禮儀”，而是“禮法”。[12]古代中國，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普通人家，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家規”和“家訓”，甚至“族訓”“鄉規”，此時的“禮”面對整個體系的違反者，就有了一種強制的執行力和約束力，成為了一種懲戒機制。傳統中國的秩序社會，是家國同構的，把家放大了，就是國，“家規”基於國家層面，就變為了“國法”，擁有皇帝許可下的“最高約束力”[13]。中國雖然有不少的法律典籍，但是並沒有形成西方“法治”文化下的法律體系，而道德和禮儀，卻不可思議地維繫着整個社會的運轉秩序。

溯其本源，不得不從禮法的目的説起。“禮”及其規定，針對的是個人行為，但是他的實質目的卻是通過對個人的規範，來維護羣體利益，實現“倫理”所提及的“福利”“自由”“公正”和“德性”。

我們以中國社會的鄉約為例，中國不少地方對於“淫亂婦女”有着嚴苛的懲戒機制，驅逐和沉塘就是最常見的行為。為了“整體福利的最大化”，以及捍衞共同生活的道德準則和禮法底線，不惜動用各種辦法，甚至殘忍地剝奪生命。所有禮法的違反者在背離禮法之時，就完全淪喪了倫理世界所有的立足點，面對整個共同體（可能是家庭、家族，也可能是里巷、村落甚至國家）的非議和懲罰。

行為教育的另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對“錯誤行為”的懲戒。在古代中國道德教育的歷程中，這個角色也是由“禮”來扮演的。這是古代中國文化中一種有特色的現象，或許很多時候也是古代中國倫理的立足點所在，無論是“道德”還是“禮法”，是一種追求，也是一種底線。在“禮”獎勵和懲戒的雙重驅動下，中國人的倫理世界在個人、家庭和國家的層次上得以可能。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儒”的社會，“禮”的長期存在，難免積澱了很多很多負面東西，但是所有人都不能否認它在奠定中華民族倫理基礎和道德標準中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時代在變化，時光在流逝，也許我們的社會面臨着重構，我們的思想遭受着挑戰，我們的理念面對着顛覆，但是“禮”、“禮法”甚至“禮儀”所帶來的道德教育，必將如它從古到今地繼承和發展般，開遠光大到無窮的未來。伴隨每個人，伴隨整個民族，在現實和精神生活中邁下每一個堅實的步伐。

參考書目：

 葛兆光，古代中國文化講義[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1] 參見葛兆光所著《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版P204

[2] 參見葛兆光所著《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版P3

[3] 全句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見於《論語·堯曰篇第二十》

[4] 全句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語出《論語·顏淵》，這裏寄託着孔子的政治願望和道德願望，更承載着孔子畢生的人生維度和價值目標。

[5] 古代中國早就有獨立於“選賢舉能”之外的“德治”思維。在古代中國，“德”是品鑑一個人重要的尺度，無論是“舉孝廉”還是“九品中正”，都映射着古代中國對於德的重視，而“禮”正是“德”最為直接的體現。德與廣義的“禮”和狹義的“禮”都密不可分。

[6] 出自《弟子規·入則孝》

[7] 出自《弟子規·謹》

[8] 出自《弟子規·信》

[9] 出自《弟子規·泛愛眾》

[10] 出自《弟子規·親仁》

[11] 出自《弟子規·餘力學文》

[12] 參見葛兆光所著《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版P41

[13] 皇帝是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是世俗權利的核心，是家國同構體的大家長，同樣也是精神世界的領袖和道德倫理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