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懟特朗普：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儉讓_風聞

微信公眾號“劉勝軍微財經”（id:caijingknowledge）整理刊發前財政部長樓繼偉3月27日在50人論壇中美圓桌對話會上，針對中美經貿關係怒懟特朗普的貿易戰威脅，演講有理、有利、有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而言，一條推特是不夠用的。4月5日，特朗普突然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額外再對1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税。

時隔幾日，再看看樓繼偉的這段演講，仍覺得字字在理，真心希望美國讀者也能學學。

樓繼偉是財經體改派官員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上海體改委副主任、國家體改委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中投董事長、財政部部長等職務，更是周小川、郭樹清等人的“老戰友”，個性鮮明，屢有直率觀點引發熱議。

以下文章摘錄樓繼偉發言精彩內容分享：

1 

特朗普總統最近的幾項聲明表明，認為有三個問題對美國是不公平的：

一是鉅額貿易赤字使美國失去大量的就業機會；

二是現有的 WTO 規則對美國是不公平的；

三是美國佔據全球高科技領先地位，其他國家從美國的技術貿易獲益是不公平的。

而且，美國認為這三個不公平主要來自於中國，或者中國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講對前兩點的看法。

第一，美國貿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的政策選擇。*特里芬悖論***是指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國家面臨的兩難困境：要保持儲備貨幣國家的地位，要求經濟必須堅固穩定，但同時國家必須保持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用資本輸入來平衡國際收支，否則它的貨幣就不可能成為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和金融避險貨幣。但是，這種地位反過來又會侵蝕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這就形成了悖論。

目前佔據這樣地位的國家是唯一的，這自然就帶來一些優勢，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儲蓄和高的貿易赤字，相當於美國人民通過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第二個優勢是適度的財政赤字是可以持續的，相當於美國政府通過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資源。

沒有其他國家有美國這樣的優勢地位，但是沒有免費的午餐，有優勢就要承擔責任。根據特里芬悖論，這種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嚴重到影響美國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將對自身和全球經濟造成災難。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從上世紀 90 年代的約 8 %降到了 2006 年的 1.75 %，2007 年上半年一度為負。美國聯邦債務率從 1994 年的 49 %降到了 2000 年的 34 %，而到 2006 年上升到 70 %。過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華爾街的高水平創新，最終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

因此，美國政府應當認識到，美國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權，沒有其他國家有這種優勢，但是這種特權不能濫用。

但是特朗普總統不這麼看。他所稱的 8000 億美元的美國貿易赤字都是別國造成的嗎？實際是美國過低的居民儲蓄率和過高的聯邦債務率造成的。

第二，擁抱和推動全球化是美國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國家參與國際貿易體系，美國才可能更多地獲得全球發鈔國的優勢。包括 WTO 在內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對美國是有利的。

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已經優先了。比如 **WTO 規則中的知識產權條文，即 TRIPS ，實際是源自美國 301 條款，只不過是為照顧發展中國家利益，在共識基礎上，WTO 做一定修改後的版本。**這實際反映美國已經佔據了優先地位。如果還要尋求額外優先，想“贏者通吃”是不現實的。

2

我再講講中國方面怎麼看。第一，在貿易和開放領域，中國的入世承諾是高水平的，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經全面履行了承諾並且超越承諾，擴大了開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諾。中國加入 WTO 時最高的約束税率是 65 %，遠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比如美國的最高約束税率是 300 %，韓國 800 %，日本 260 %。

入世後 2002 年中國第一次履行降税義務，平均關税水平就從 15.3 %降為 12 %。中國入世承諾農業補貼水平不超過本國農業產值的 8.5 %，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為 10 %。中國承諾開放 100 個服務貿易部門，現在開放水平遠遠超過承諾，已接近發達國家，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達到 120 個。到 2010 年，關税減讓義務履行完畢，關税總水平從 15.3 %降到了 9.8 %。在貿易體制方面，中國政府對 3000 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則清理了 9 萬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規範和可預見的貿易體制。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即不徵税的加工貿易佔比大。從 2017 年進口結構看，一般貿易進口占比 59.1 %，加工貿易佔 23.4 %，其餘為對低收入國家免税的進口以及免税設備進口等。進口徵税主要針對一般貿易，如果按照關税收入對進口總額的比值計算，實際徵税率為 2.4 %，已經接近或低於部分發達國家。中美貿易更為特別，加工貿易佔比更大，2017 年中美加工貿易順差佔總貿易順差的比例達 59 %，表明對美國的實際徵税率更低。

第二，美國最近掀起的貿易戰，當然我認為是打前哨的，是虛張聲勢還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現在已經開始。

首先，理論上美國現政府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鉅額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儲蓄率過低和財政赤字過大，在濫用發鈔國的特權。同時，又藉此將國內視線引向國際，是民粹主義炒作。

其次，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當然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這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中國也面臨同樣的難題。過去五年消費貢獻率已從 54.9 %上升到 58.8 %，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5.3 %上升到 51.6 %，説明中國經濟更多依靠內需，而且在依靠內需中減少了對投資的依賴。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中國現在就這麼在做。

3

美國應當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講道理。如果動輒訴諸貿易戰或使用大棒，對中國是無效的，而且也是無禮的。一方面要求中國更為市場化，一方面又用計劃經濟下達指標的方式，要求中國壓減對美 1000 億美元順差。要求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卻又給我們下計劃指標，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下達計劃指標了！美國還用了一個所謂的“鏡像關税”，這也不符合常識。

舉的例子是中國對汽車進口收了 25 %的税，而美國的税率非常低，應該如同鏡子兩邊一模一樣才對，這是完全不顧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關税水平已經低於巴西等同等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韓國，韓國可不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如果搞鏡像税，可以同德國、日本去鏡像，不要同中國。這個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説，美國有些做法確實沒有道理。中國人的看法，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儉讓。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孫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國逼迫中國違反入世承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只能以牙還牙。

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幹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是這麼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包括西方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知識產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這些。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美國用國內法高於國際規則而直接干預別國，是不公平的。這是中國的一方面看法。

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並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美國人也觀察得到，但為什麼不説？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 80 %。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提高到10萬到500萬，還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

我們可以雙贏，但是要有意願。回到我們的主題，“中美經貿關係：夥伴、對手還是敵手？”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總理時，作為習主席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特別代表，我作為財長協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開玩笑：“中美關係就像是夫妻，經常吵吵鬧鬧但日子還得一起過。”

我覺得比喻的很恰當。中國還有一句老話，“開門教子，閉門教妻”。如果夫妻敞開門來打架，是沒有教養的表現。美國可能認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認為我美國可以再找一個。但是我想提醒美國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對手和夥伴。

4

總結髮言：

• 中共十九大和近期的修憲，進一步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我們必須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過程中有多大的利益需要調整！沒有堅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特別是黨中央的權威，這是不可能的。另外，還有人擔心主席任期制取消了，中國會不會回到過去？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路線已經確定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可能再回到以階級鬥爭為綱；人民已經選擇了市場經濟，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我們的人民是非常自由的，不可能再回到壓抑。

• 我們是非常尊重美國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鑑美國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有優越感。但是不能威脅，不能要求中國立刻消除 1000 億美元順差。美國曾經這樣威脅過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對中國是無效的。我非常認同汪洋同志將中美關係作為“命中夫妻”的比喻。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談判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做到

• 美國人民對特朗普總統從開始的不習慣到逐步習慣，但是不見得心裏都很習慣。歐洲、日本一開始也不習慣，現在慢慢習慣了，但還是不見得心裏習慣，不見得服氣。這就會形成一種心態，希望中國和美國打一打，壓一壓美國的氣焰。但我想提醒歐洲、日本，你們別想搭便車，如果搭公平的車不叫便車，但是我們中美打起來你得好處那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