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評傳（九）：周恩來瞬間特寫_風聞

周恩來的悲歡童年

在外謀生的父親每月16元薪俸，只夠他自己餬口，家裏經濟更加拮据。所幸的是，回到淮安以後，叔母八嬸讓他們住在自己的東屋，還主動承擔其他們弟兄三人的起居飲食和洗衣縫補。平時，八嬸給人家縫縫補補，納納鞋底，恩來則幫助八嬸料理家務。手頭窘迫時，他便奔走借債，或是將兩個媽媽留下的一些遺物送進當鋪典當。為了節省開支，八嬸在後園裏重點蠶豆瓜菜，他也常常幫助澆水、鋤草。周恩來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活。當時他還很小，沒有鋤頭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長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糧。周恩來認識到是社會黑暗造成了人間的貧富之分，從此他萌發了反封建的意識。

有一天，周恩來不由自主地來到他原先讀書的書房，推開書房門，坐在凳子上，看着滿屋塵土，空着的書房靜極了。他用過的書桌仍然放在原處，上面落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他回憶起當初入學那天，吃糕分粽，又放鞭炮，萬媽媽和陳媽媽都十分高興，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縫。後來，他每天都在這裏讀書、寫字，表妹不認識的字都來問他。而現在，兩個媽媽都去世了，爸爸遠在他鄉，生活都十分困難，書自然也念不成了。看到這些，他心裏難過極了：“我什麼時候才能唸書呢？”細心的八嬸發現他眼角的淚痕，問他：“你哭什麼？想媽媽啦？”經不住八嬸的再三追問，他只好老老實實地對八嬸説：“我真想念書。”善良的八嬸一聽，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摟住他，兩人都傷心地哭了。

——選自康之國編，《周恩來的青少年時代》第7-8頁，遼寧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周恩來與戲劇家們的故事

1937年10月，中國旅行劇團在漢口法租界天聲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鋤奸話劇《前夜》，該劇由陽翰笙編劇，由中國旅行劇團團長唐槐秋導演並主演。應陽翰笙之邀，周恩來前來觀看演出，給劇本提意見並作指導。

演出結束後，周恩來在陽翰笙的陪同下，來到後台看望演員，並微笑着和全體演職員一一握手。當與唐槐秋握手時，唐槐秋客氣地説：“您好！請多指導。”周恩來更加客氣地説：“我是來學習、受教育的。”在對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勵之後，他還希望中國旅行劇團更多地創作演出這種振奮抗日精神、鼓舞抗日鬥志的好戲。

自此以後，凡是中國旅行劇團推出新劇，周恩來都來看。他每次到劇場，都有鄧穎超陪同，另有秘書、警衞、司機等隨員，連他夫婦共六人。每次演出結束，他都到後台看望演職員，祝賀演出成功。他們每次來看演出，都是照章購票，絕不“白看戲”。一次，唐槐秋託田漢給周恩來送去六張戲票，請他來看戲。周恩來見了戲票，就問田漢：

“戲票多少錢？”

田漢説：“這是槐秋請你看戲，他要我帶給你的。”

周恩來説，“那不行！”又鄭重表示，“槐秋的劇團是職業劇團，全靠賣票維持生活和發展。我們怎麼能‘白看戲’呢？”

田漢只好説：“那票錢由我來付吧！”

周恩來説：“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麼幾個錢嗎？”

結果，田漢拗不過他，還是收了他的六張票錢，才算了事。

——選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周恩來人生紀實》第87頁，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                                

周恩來對於鄧穎超的疼愛

（1925年）11月20日，鄧穎超到了汕頭。小別重逢，周恩來格外地高興。只是他看到小超的臉色很不好，像生了一場重病似的，立即關心地問：

“小超，你怎麼啦？生病了嗎？怎麼不寫信告訴我？”

鄧穎超不得不告訴周恩來，她懷孕以及偷偷打胎的經過。

難得發怒的周恩來勃然大怒，他責備鄧穎超：

“你怎麼會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對立起來？！形而上學嘛！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屬於國家，屬於社會。你有什麼權利把他隨隨便便扼殺？而且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嘛！身體是革命的資本，不專屬於你自己，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必要時，我們隨時準備為革命流血犧牲，可是決不允許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你要怎麼處理，也該來信和我商量一下嘛，怎麼竟自作主張，這樣輕率！”

鄧穎超從來沒有看到周恩來發這麼大的火，她知道自己錯了，不得不耐住性子，聽他這一頓發落。她輕聲説：

“我知道自己錯了，是幼稚、輕率，還不行嗎？以後我一定注意改正。”

——選自金鳳著 ，《鄧穎超傳》第106頁，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心念同胞盼統一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在彌留之際約見羅長青，談對台灣工作的問題。他強忍着病痛的折磨，對羅長青説：

“我請你來就是要想談一下台灣的問題，對於過去幫助過我們的朋友後會有期，你們做對台工作的人千萬要記住，對於幫助過我們的老朋友，一定要記住他，不要忘記他。”

周恩來談着談着，聲音逐漸低落下去，眼睛也慢慢閉上了。

羅長青急忙勸他休息一會兒，可是他仍然頑強地掙扎起來，喝了幾口水，又繼續談下去。他囑咐羅長青，一定要設法關注張學良。

他還問道：“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會怎樣？要深入細緻地研究台灣問題。”

談到這裏，病魔再次折磨得周恩來説不出話來，他疲倦地閉上雙眼。稍歇一會兒，他又強打精神對羅長青説：“我休息十分鐘，你等一等，我們再繼續談。”

可是，這以後，周恩來就昏迷過去了。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説的這番感人至深的話，離他辭世只有19天，而他仍然念念不忘台灣的老朋友，念念不忘祖國統一大業。

——選自劉武生 《周恩來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 第165-166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周恩來的逸聞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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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容止格言

周恩來在南開時期，一開始是在北樓上課，後來是去東樓上課。在東樓大門甬道的左側，一大立鏡上端的橫匾上鐫刻着南開學校創辦人嚴範孫書寫的“容止格言”：“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南開學校的同學都難忘這格言對自己的教誨。

周恩來能夠以合適的儀容和優雅的風度在各處奔走，和他小時候就接受到的教育是分不開。無論是對於周恩來的儀表，還是容止格言，中外友人都讚譽有加。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相會

周恩來和鄧穎超第一次在一起工作，是在覺悟社成立以後。周恩來那時已經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鄧穎超之前在閲讀《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時候就給周恩來寫信：“我是你的忠實讀者。”署名“小超。”那時她才十五歲。然而周恩來並沒有回信。但是革命的浪潮卻讓兩個人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度過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歲月。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結合

周恩來在法國留學時期，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朋友，是個美麗的姑娘，對革命也很同情，在給自己的侄女講述這一段經歷的時候，周恩來回憶説：“但是我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鄧穎超）接着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信中確定關係的。”鄧穎超當時坐在旁邊，打趣到：“我説呢，怎麼到了歐洲你突然給我來信了，還提出這麼個問題，原來是這麼回事呀。”

周恩來的孝心

周貽能在周恩來小時候就奔走他鄉，為生計操勞。許多年後周貽能去世的時候周恩來卻未能趕到，以至於“悲憤之極，抱恨終天”。周恩來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乳母的養育之恩，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還向淮安縣委詢問乳母一家的情況，詢問是否還有後人在世。

周恩來敬愛師長

高敬之當年同與高盤之在瀋陽東關模範學校教書，老先生對周恩來印象頗深，依然留着周恩來出任總理後寫的一封親筆信，字跡剛健：“……憶昔受教於盤之先生，獲益匪淺，迄今尤甚感念……周恩來。”

周恩來的黃埔情緣

周恩來任職黃埔軍校期間，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指戰員。他們有的堅定地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成為人民的戰士，也不乏有的將領一路追隨蔣介石。杜聿明被俘後，見到周恩來時慚愧地説：“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聽老師的話。”周恩來不假思索地回覆他説：“這不怪你們，怪我這個當老師的沒有教好”。兩個黃埔人雖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濃濃的師生情，依然感人肺腑。在周恩來人生的各個時期，黃埔走出來的學生都對他感念有加。

歷史性的握手

1972年2月，尼克松到達北京首都機場。

着陸以後，尼克松囑咐包括基辛格在內的所有人員都停留在機艙內，以便讓他和前來迎接了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握手。這樣就可以避免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讓所有人注意到他和周恩來的那一次“歷史性握手”。

原來在日內瓦會議上，詞窮理屈的美國代表杜勒斯，沒能從周恩來這裏討到一點好處。於是他勒令美國代表團：不準和中國代表握手，不準和中國代表團進行接觸。杜勒斯的狹隘和周恩來的寬容兩相對比，展現在世界人面前，美國外交也因此成為很多人的笑柄。美方一直想找機會彌補這個遺憾。以至於1971年基辛格訪華時，尤其注意了握手的禮節問題。

機智回應記者的刁難

一位美國記者在採訪周總理的過程中，無意中看到總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國產的派克鋼筆。那記者便以帶有幾分譏諷的口吻問道：“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的中國人，為什麼還要用我們美國產的鋼筆呢?”周總理聽後，風趣地説：“談起這支鋼筆，説來話長，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抗美戰利品，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我無功不受祿，就拒收。朝鮮朋友説，留下做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就留下了這支貴國的鋼筆。”美國記者一聽，頓時啞口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