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長征內幕最早的公開報道 竟是“國軍軍醫”寫的？（下）_風聞

【按】本文最早於一九三六年發表在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當時為便於在國民黨統治區流傳，作者署名廉臣，並在文內假託為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其實，作者就是在長征途中“失蹤”的陳雲。

 

【1935年，陳雲在長征路上神秘“失蹤”】

    1935年6月上旬，紅軍主力渡過金沙江之後不久，長征隊伍中突然不見了威望甚高的陳雲，連與陳雲最親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部隊中出現了種種傳説，有的説他已犧牲，更多的人説他失蹤了。陳雲到底去哪兒了？

    原來，紅軍長征後，紅軍唯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電台在湘江之戰中被毀，無法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聯繫。遵義會議後，中央認為有必要將長征和遵義會議有關情況及時通報共產國際，同時也必須恢復白區黨組織，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於是派陳雲和潘漢年擔負這一使命。陳、潘二人的出走，只有極少數核心領導人知道。隨後，陳雲化裝成江浙商人，輾轉四川、重慶抵達上海，着手恢復上海地下黨組織，後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下文就是他在異國他鄉寫下的關於紅軍長征的介紹，此文出口轉內銷，後來又轉登到了上海的報紙，成為最早一篇關於紅軍長征內情的正面公開報道。

《隨軍西行見聞錄》（下）

廉臣（陳雲）一九三五年秋

    紅軍重回黔北之桐梓、遵義，曾打一大勝仗，此為紅軍自江西突圍以來有數之勝仗。此仗似出紅軍極有計劃之行動。當紅軍佔領桐梓之日，即整備野戰醫院，我被賀誠派往野戰醫院收容傷兵。當日下午在婁山關即與由遵義向婁山關攻擊前進之王家烈部兩師人接觸。王部幾次仰攻婁山關，均為紅軍守軍擊退。紅軍則派大部由兩翼包抄王軍之後，攻戰王軍之後之遵桐馬路上之板橋鎮，截斷王軍歸路。而當時婁山關之紅軍亦居高臨下進攻王軍，王軍不支，四方包圍，兩師人大部繳槍，小部潰散。紅軍則猛烈追擊，當夜三時佔領遵義新舊兩城。聞王家烈出走時只率師長柏輝章等隨從數人。此仗實使王家烈傾家蕩產，不久即出黔遊歷而作下野客矣。

    當時野戰醫院即隨軍進遵義城，但次晨又開始大戰。進攻紅軍之軍隊系薛嶽所部由吳奇偉率領之兩師人，自貴陽北進，渡過烏江後，本擬增援王部，不意王部失敗如此之快。至爛板凳(離遵義六十里)時，王氏率隨從退下與吳軍遇，備告失利情形，吳氏即急趨遵城。在遵城南之十里鋪以外(離遵義城約二十里)，與紅軍彭德懷之三軍團接觸。彭德懷親在火線上指揮。在接戰後一小時，彭德懷即斷言當日下午吳部兩師可大部繳械。未幾林彪率領之一軍團由捷徑迂迴至吳軍之後。當日上午十二時，吳軍兩師即陷入紅軍四面包圍。四周有利陣地，均為紅軍奪去。吳氏見勢不佳，擬即撤退。但紅軍愈逼愈近，繳槍之聲四起。大部已被繳槍，吳即拚命率領兩團突破南面紅軍包圍線，由汽車路上向烏江撤退。幸烏江浮橋未撤，故吳氏等即得渡河。但紅軍勇悍異常，一部由汽車路上向南尾追吳軍，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軍趕到烏江邊。此種急行軍亦為紅軍之特長，綜計夜行軍在山路上八小時走了一百里。當趕到烏江邊時，吳氏本人早已過河，但所部尚有一千八百餘人正在渡河。吳氏見紅軍到，恐烏江浮橋被佔，而乘勢進迫貴陽，故下令立即在江南斬斷浮橋之保險索，橋即為急流沖斷，紅軍不得過江，但在烏江北岸之一千八百餘人，均被繳槍，聞吳軍全部輜重都在江北盡為紅軍所得。此仗之後，遵義城中滿布了紅軍與黔軍南京軍之被俘繳槍者。此項俘兵，紅軍特為之組織新編師，每人發繳槍費三元，專派共產黨人員進行宣傳。後聞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動加入紅軍，不願當紅軍者，每人發路費送出紅軍警戒線。紅軍對被俘之中上級官長，亦由朱德親自召集談話，多方安慰，説明紅軍主張抗日救國，希望全國軍人一致合作，被俘軍官之願留紅軍者留在紅軍，不願者就給川資送出紅軍區域。此種辦法確為紅軍新辦法，故一般被釋之官長，殊有死裏逃生之感。

    紅軍這一勝仗，確使南京軍及川滇黔湘各省軍閥為之震動。薛嶽、周渾元以川軍不能冒險前進，須重新佈置。湘軍則由圍攻賀龍肖克之部隊抽調幾師，扼守烏江東岸。據以後紅軍之捷報雲，賀龍肖克之部隊亦由此而將湘軍陳渠珍旅全部繳槍。自遵義紅軍獲勝之後，紅軍兵士及下級官長都願與薛嶽周渾元部打仗，自謂：川滇黔軍隊之武器不足，繳之無味，與南京軍作戰，則有新式武器與充足之彈藥可繳。自豪氣概，可見一斑。

    紅軍此次所以能連勝王家烈部與吳奇偉部之原因，一方面因紅軍之有頑強作戰之能力，而且紅軍兵心之團結一致。當猶國才二進桐梓城時，紅軍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團中有一兒童局書記(即專在兒童中活動者)，年僅十三歲，由江西隨軍來，當時被猶軍截斷於婁山關附近之高山上，與紅軍失去聯絡。但此十三歲之童子毫不懼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兩天三夜，終與紅軍會合。聞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點水飲時，實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於口杯中而飲之，以解口渴。此亦可見紅軍團結之堅矣。同時其中另一原因，因紅軍中有大部黔省新兵。此輩在未當紅軍時，憤恨黔省當局之苛捐雜税，使之生活不安，故作戰時據紅軍雲新兵極勇敢。且此輩新來之黔籍紅軍均熟道路，幾次帶領紅軍由捷徑包抄王軍及吳軍之後，包圍王吳兩軍而繳槍。故紅軍沿途打仗，非但未有極大減員，而且能到處熟知地理者，正由於紅軍每到一地，即鼓動當地居民加入紅軍，而在作戰時，則得此輩之助也。

    紅軍在遵義戰役勝利之後，駐重兵於鴨溪(在遵城西南六十里)，幾次想引誘薛周兩軍及川軍決戰。但薛周兩部及川軍郭勳祺、廖澤、潘佐等部均小心異常，不輕易進攻。故雖紅軍幾次在赤水河兩岸引誘決戰，薛周兩軍均不前進，只小心的建築碉堡。紅軍見黔北無計可施，即急行軍乘隙偷過烏江，擬向南威脅貴陽。此時貴陽確大為震動，後我到上海時，見當時報載有貴陽飛機場被紅軍佔領、飛機二十餘架被毀等事。

    以我猜測，紅軍南渡烏江，即思入川。但紅軍則故向東，佯攻甕安、黃平、待南京軍東向及滇軍出滇而向貴陽時，紅軍忽然向西南插入貴陽，竟由貴陽與龍里之間通過，以佯攻貴陽姿勢，而以主力佔領定番（定番即今貴州省惠水縣。）、長寨（長寨即今貴州省長順縣。）、紫雲、貞豐、安龍、興義等各縣城，並渡過北盤江。紅軍此種機動，確出蔣介石意料之外，而當時滇軍四旅已入黔，紅軍反得乘空入滇，毫無阻礙。南京軍、川軍、黔軍、滇軍，均落於紅軍之後。故紅軍得一路無阻，到處繳少數滇軍之槍械，佔領滇中許多城市，截斷昆明通黔之幾條汽車路，而得從容渡過金沙江。

    紅軍入滇後，有兩件有趣的事，亦為紅軍兵士平日引為笑談者：

    一為紅軍包圍曲靖而向馬龍前進時，截得由昆明來之薛嶽副官所乘汽車一輛，內滿載軍用地圖並雲南著名之白藥(可醫槍傷，極貴重)。據被俘之副官雲，他系由薛嶽派入滇省謁龍雲者。前日薛嶽來電，因無雲南軍用地圖，請龍雲送去。龍雲接電之後，本擬派飛機送去，但次日機師忽病，故改用汽車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紅軍包圍，汽車路亦被截斷。龍雲並送薛大批白藥、雲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滿載一車。車離曲靖二十里時正遇紅軍。因此衞兵副官均被繳槍，軍用地圖未交薛嶽反而被紅軍用以渡過金沙江，白藥、火腿、茶葉，均為紅軍享受。故紅軍兵士每談至此，皆為捧腹。鹹謂三國時劉備入川系由張松獻地圖，此番紅軍入川，則有龍雲獻地圖。

    另一事則為紅軍進嵩明城及官渡（官渡是今雲南省昆明市的一個區。）時，皆由縣長及當地軍警各界領袖迎入。原因並非此輩通赤。蓋雲南地處中國西南，年來雖知湘鄂贛川等省紅軍活動之消息，但官場佈告向稱紅軍為“赤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系衣衫襤褸，困苦不堪，並無新式武器，而且搶劫居民者。彼等見紅軍臨該地時，既未沿途搶劫，而且紀律甚好，買賣公平，鈔票兑現，並且服裝整齊，有許多新式武器，為雲南軍隊所未見者。此輩地方官紳自以為此必是南京軍，因紀律、軍容遠優滇軍，此非南京軍而誰?因此排隊歡迎，且將省府命辦之軍米、軍款全數交出，並募幾百亻夫子與大批嚮導以供“南京軍”。紅軍亦將計就計自認南京軍，將一切軍需及亻伕役接收後，並應地方之盛宴。席間，由該縣長一一介紹，誰為縣長，誰為局長，誰為民團指揮，誰為紳士。一一介紹之後，各地方領袖並請此“南京軍”長官訓話。紅軍領袖即席起立，口呼“同志們!”即在此時紅軍伏兵四出，立即將地方領袖監視矣。紅軍官長當即宣佈：“我們不是國民黨的南京軍，而是中央紅軍。”此時地方領袖早已相顧失色。但紅軍並未與地方領袖為難，即好言安慰而去。

    當時紅軍，立即召集由地方交來之幾百亻夫子、嚮導開會，即席宣佈他們不是南京軍而是紅軍，並詢問亻夫子是出錢僱來抑系強迫派來當兵差者。眾亻夫子異口同聲均稱被強迫派來，並言概無工資，家中妻小亦將因本人出外而餓死。紅軍當即宣佈：“雲南軍閥官僚如何使你們吃苦，紅軍現決全部放你們回家；但如有人願留為紅軍亻夫子者，每日工資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資安家。”當時十分之九以上之亻夫子及嚮導均願被紅軍僱用，只有十餘人則要求回家，當由紅軍發給每人一元之路費回家。

    我自經滇省以後，對滇省有極好之感想。先是紅軍中人，常以為滇省為中國西部高原，必系高山峻嶺，道路難行，氣候惡劣，物產不豐；不意自入滇省以後，雖覺雲南之地勢甚高，但在滇東北有很大的平原。自黔入滇，地勢雖系向上，但此處地勢，絕非黔省可比，而與贛省入湘南之地勢相似。在向滇省前進時，雖面前有許多高山，但一到山巔，則並不是下山，而是一片平原。以後走完平原，前面又是高山。上山之後，又是平原。地勢層層向上，且每一縣城及鎮市周圍又有幾十裏幾百裏之平原，俗稱昆明壩子、大理壩子、曲靖壩子等等。壩子者即縣城周圍之平地也。因雲南之道路平坦，兼以道路甚寬，可行北方之騾車，在交通事業之開展上又覺便利，如修汽車路則較黔省之鑿山開路容易多矣，故云南汽車路發展甚早。

    雲南氣候甚佳，遠非貴州之“天無三日晴”可比。昆明附近氣候温和，正如江浙。我等經過曲靖附近時，即已不能穿棉衣。惟每天氣候之變化甚大，時至下午四五時，常有巨風及陣雨，氣候亦較寒。

    因雲南之氣候好，所以物產甚豐，曲靖、馬龍以及滇東北產米甚多，且有棉花，惟全國聞名之雲南鴉片煙，確是遍地種植。雲南鴉片之所以貴於黔川幾省者，系雲南鴉片所結之果實如拳，較大於川黔所出者。惟鴉片在雲南亦極便宜。在馬龍、嵩明，每現洋一元可購雲土半斤。我常笑謂江浙之癮君子聞雲土如此便宜，豈不將口涎欲滴乎。

    滇省居民最多者為漢人，其次為苗家、彝家、回民。而現在彝家則為統治雲南者，故彝家一般之生活亦較富裕。鄉間之村長、區長，在某些區域中，以彝家為多。我等在官渡經過時，有幾十里路都系回民所居。風俗習慣，亦如江浙之回民，有清真教堂。紅軍之五軍團中亦有不少甘肅之回民，故與回民感情極好。紅軍亦極尊重回民之教堂。紅軍領袖朱德曾親至清真教堂與其教民首領談話。次日教堂以紅軍與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隊歡送，並有幾十回民加入紅軍。此輩回民加入紅軍之後，紅軍為之單獨成立回民隊伍，一切風俗習慣飲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習慣。

    在昆明附近，我常見居民之年三十歲以上者，多數在頸間(即喉部)生一瘤，男女均然。據云居民中十之七八均生瘤，此係泉水缺乏碘質所致，並有一個山上之泉水不能飲，飲之喉部即爛，故紅軍經此山時，均未飲水。

    雲南不僅在氣候上、物產上、地形上均對我之印象甚佳，而且雲南在政治地位上有過討袁（指袁世凱。）之雲南起義，擁護共和政體，有過光榮之歷史。

    紅軍入滇目的本在渡過金沙江，故即分兵兩路入滇：主力則佔沾益（沾益即今雲南省曲靖市。）、馬龍、尋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則先在滇黔邊吸引黔滇軍，曾擊敗猶國才之五團，繳獲甚多，乘勝入滇佔宣威、東川兩府，後直趨巧家縣而渡過金沙江。紅軍之主力逼近昆明時，昆明及全省震動。但紅軍目的並不在佔昆明，而是引誘滇軍不向金沙江邊而急援昆明。同時紅軍原定在交西渡（交西渡亦名絞車渡，即今皎平渡，位於雲南省祿勸縣西北。）口渡過金沙江，但為迷惑追軍而故意西佔祿勸、武定，更西進而佔元謀，由元謀北上至龍街佯作渡河。這一調虎離山之計，追軍確又上一大當。周渾元、滇軍、湘軍將全部進剿部隊，均趨元謀，而紅軍卻全部在交西渡全無阻礙的渡過金沙江。龍街之佯渡部隊，亦由捷徑趕回交西渡。紅軍在金沙江邊計渡九天九夜。而追軍則直至紅軍渡過金沙江佔領通安州（通安州是今四川省會理縣的一個鎮。）、直逼會理州（會理州即今四川省會理縣。）城下時，才知紅軍已由交西渡渡河。待追剿部隊折回交西渡，則紅軍早已全部渡過金沙江，而早將船隻破壞矣。故紅軍安然渡了九天九夜，周渾元之追兵在第十一天下午才接近江邊，但船隻已毀，且江北山洞內有紅軍扼守，不能接近河邊，徒呼負負而已。紅軍此計一成，紅軍士兵均極快樂。在第五軍團的政治部機關報上，編出一出新劇，名為《破草鞋》（《破草鞋》亦名《爛草鞋》。），形容蔣介石自江西起追剿紅軍幾省，歷時半年以上，對紅軍追剿毫無所獲，只在紅軍之後尾隨，拾得少許紅軍穿爛而拋棄之“破草鞋”而已。當時紅軍傲慢之精神，亦可見一斑矣。

    紅軍之渡金沙江為自離江西以來，最險要亦最得意之事。渡河情形，我見上海及各地報紙所載者，不確也不詳。我曾親自渡過金沙江，我亦覺此事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遠不能忘卻者。

    金沙江為揚子江之上游，發源於青海，在西康、雲南省境者，均稱金沙江，再下流而至四川之宜賓(即敍府)稱揚子江。金沙江之兩岸，均為高山峻嶺，除幾個渡口外，均為懸崖絕壁。自雲南省走向金沙江時，離江六十里處，即為下坡。連下四十里而至交西渡，由交西渡到江邊為二十里，路上的山峯嵯峨，千奇萬怪，狀甚可怕。夕陽西照時，山峯照耀如黃金。自交西渡至江邊則山勢更陡，下山必用手杖，否則有滾下山溝之危險。而且這二十里中在當時天氣(陽曆四月底)已極炎熱。二十里中幾無草木，愈下山，愈覺熱。一到江邊，天氣更熱，紅軍士兵莫不痛飲冷水。江邊居民只五六家，系平日借渡船為生者，因春夏天氣炎熱及秋冬氣候嚴寒，故均鑿山洞而居。相傳三國時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即系此處。《三國志》上並雲江邊氣候極熱，馬岱過水之二千人，中水毒死了一千五百人，或真有其事也。

    金沙江之北岸有船伕六七家，並設有關卡。川滇兩省之貨物來往，均須在此納税。聞雲南著名之鴉片雲土過江以後，即價高兩倍。居民自稱江北岸為四川，江南岸為雲南。我渡江時，船之兩旁所坐之人數不均，且有立於船中者，船就傾折於北面，船伕則大呼“先生!背靠雲南”，意即叫立於船中之人，坐於船之南邊，面向四川而背靠雲南，以免船之傾斜。南岸之泊船處為沙灘，北岸都系懸崖，懸崖內鑿一將近一百米特之孔道，並有山窗洞，船到北岸即泊於懸崖內之孔道口。渡客即由孔道內走入東邊半山之關卡。我等渡河時，水還未漲，故江水尚距孔道口二丈餘。有石級直上孔道。

    金沙江寬約等於黃浦江之一半，立於江邊不能聞對岸之呼聲。水流自西而東，流速極快，計每秒鐘約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時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風雨作時，則水浪驟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風勢，真是嚇人。我渡過之時正值怪風驟起，沙灘上之沙土，隨風飛舞，河邊居民在石洞所築之草屋被風吹去。我站立路中，忽來一陣巨風，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於地下，因此我等莫不嘆金沙江風威之大。但半小時後，風停雨止，且見太陽。詢問居民，始知金沙江邊之風雨每次不過半小時，過後就晴。中國西部氣候變化之巨，由此可見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隻，自宜賓以至瀘州，才通木船，瀘州以下則通輪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東川、巧家以下則船隻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十餘隻。龍街以上則只通皮船。船以獸皮製造，每船隻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極多，木船易破。

    紅軍渡河時，不能架浮橋，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蒐集六隻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爛，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來回，均須專人在船艙中將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復渡，故危險異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時只能來往三四次。而紅軍全部人馬，幾乎都從此渡河，故除日間渡河而外，夜間則於江之兩岸，燃燒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終夜渡河。

    紅軍之渡過金沙江而僅憑此六隻破爛之船，國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實紅軍確僅僅靠這六隻破船以渡江。當然紅軍之所以能如此從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於南京軍、滇軍中了它的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故有充裕之時間渡過全部人馬。而且全部渡完兩天之後，追軍才到，所以掉隊落班者亦極少。但另一原因，則因紅軍之渡河技術，有極好的組織。試想，如無較好的組織，則在渡河時，人馬擁擠，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隻稍有損失，即將延長渡河時間矣。故紅軍在各方面之組織能力，確遠優於南京及各省之軍隊。我曾見紅軍總司令部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派有共產黨高級人員組織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隊均須聽命於這個渡河司令部。各部隊按到達江邊之先後，依次渡河，不得爭先恐後。並在未到江邊前，沿途貼布渡河紀律。部隊到江邊時，必須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須聽號音前進。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時，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灘上，預先指定先上那一隻船。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擔數，並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只能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伕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員，船中秩序必須聽命於這個司令員。而紅軍之對於服從命令紀律之嚴，亦非國民黨軍所可及。即如紅軍中軍團長師長渡河時，亦須按次上船，聽命於渡河司令部，不稍違背。紅軍之組織能力，除表現於組織秩序外，而同時極好的組織船伕。船伕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後聞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於紅軍渡河司令部除派共產黨幹部進行宣傳工作外，並優給工資。聞每天日夜工資現洋五元。且日夜進食六次，每次殺豬。而共產黨指揮渡河之人員，則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誠可信也。並聞渡河以後，共產黨即毀船，船為當地彝家領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伕之生活暫時將絕，故每人除工資外，各給現洋三十元，因此船伕中有大部對紅軍有好感而隨紅軍入川者。

    紅軍之人槍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時亦將全軍馬匹渡過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許載馬匹，但渡河時紅軍想出方法，命馬亻夫棄馬鞍，拉住馬口索坐於船尾，使馬立河邊上，船離岸時，岸上派人執鞭驅馬，馬即跟於船尾游泳過江。故紅軍自豪，渡過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馬，誠趣事也。

    渡過金沙江以後，自江之北岸，至川省之通安州為三十里，均為上坡路，而且山極聳，正如交西渡至金沙江南岸一樣。在這個三十里中全系荒山，極少樹木，沿途只見一家人户，偶于山坡上見些羊羣，此處已為遊牧區域。自通安州至會理城須再上坡三十里以後，道路始稍平，但兩旁仍有高山。通安州只一鎮市，為川滇通商之第一鎮市，居户約三百餘家，有小學一所。我到時，正見幾百鄉人，身佩紅佈列隊將行，系由共產黨鼓動去當紅軍者。聞共產黨曾在通安州成立革命委員會抗捐軍等等。過通安州將到會理時，遠見會理城正在火燒。至宿營地後，才知會理守軍為川康軍劉文輝所部之劉元塘師。劉師據城死守，因恐紅軍爬城，故將城外附近之房屋全部燒燬，使紅軍不能接近城牆。但此舉卻引起城外居民之大憤，因被紅軍鼓動，數千居民，協同紅軍攻城。後聞此數千人大部加入了紅軍。

    會理既有劉師死守，紅軍亦未強攻，只加監視。紅軍之目的，系在渡河以後，南京軍的追剿部隊暫時不能過河時，藉此休息補充。故紅軍總司令部命令全軍在會理休息五天，並命各部隊加緊居民中宣傳工作，規定招募紅軍新兵五千人的計劃。這一計劃，紅軍各部都執行，總衞生部亦亟亟執行。五天後果然有新兵五千人加入紅軍。紅軍部隊之所以經常得如此補充，一因紅軍善於宣傳居民，二因雲貴川三省居民平日之生活實在太苦。會理居民莫不怨憤劉元塘平日種種之壓迫：苛捐雜税，層出無窮；自鑄銅質銀元，強令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輕女子，隨意姦淫，不從者累及全家。如此行為，豈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紅軍領導貧民“打劉家”、“打土豪”，莫怪貧民之成千成萬加入紅軍。

    五天以後，紅軍即北上，由會理、德昌、西昌、瀘沽（瀘沽是四川省冕寧縣的一個鎮。）、越嵩（越嵩即今四川省越西縣。），而至大渡河邊，每天行程六七十里，計行二十九天。紅軍因急於搶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繞道而北上。自會理到大渡河邊，為沿安寧河之大道，平坦處有二十餘里之寬度，但狹隘處只一安寧河與河邊之小道而已。安寧河兩旁均系高山峻嶺，東為大涼山，西為雅礱江流域之高山。這兩旁高山都住彝家，漢人只居於沿安寧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築有碉樓，因彝漢民族衝突甚烈，彝家時常下山攻擊漢人村落，故築碉以御之。紅軍至瀘沽時，即分兵兩路，小部至富林（富林是四川省漢源縣的一個鎮。）南岸，佯作強渡姿勢，以吸引對河之敵。大部則由瀘沽向西北進，佔冕寧縣城，而企圖在大渡河邊之安順場（安順場位於四川省石棉縣西北。）渡河。但由冕寧西北五十里之大橋鎮而至安順場，須經過彝民所居之高山，歷時兩日半，這是紅軍當時之一大困難也。

    四川之彝家為川人所最恐懼者，安寧河以東之大涼山為彝家之根據地。大涼山面積極大，南至寧南縣，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寧河，東至金沙江沿岸之雷(波)馬(邊)屏(山)。冕寧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屬彝家區域。此處彝家，相傳為諸葛武侯征伐之所謂“南蠻”。在冕寧西北之彝家山上確有啞泉，飲之即啞。冕寧縣誌及寧遠府志均有記載。彝家均有武裝，有數千快槍並有少數手提機關槍(只就冕寧西北山上的彝家而言)，均繳自漢軍。沿安寧河兩岸土地，本為彝家之土司官所有，但自劉文輝成都失敗而入雅州後，即驅逐彝家土司官而據其土地為己有，因此彝家與劉家軍結仇甚深。實際上政府官吏之統治，只及於沿安寧河兩旁平原上之漢人而已。彝家則不受統治，而且抗繳一切租税。政府軍隊通過彝家之山時，必須大隊，一團以下，可被繳械。

    此處彝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彝家還系部落。性情多猜忌，疑慮無定。各部落之間，常有世仇，故常相械鬥。彝家之生活，半為遊牧，半為種植。種植以玉黍為多，畜牧牛羊馬為多。

    彝家中有兩種階級：一為黑彝，即為彝家中之統治階級；一為白彝，白彝即為黑彝之奴隸，終身為黑彝耕作，除衣食外，其他無所得。黑彝隨時有權置白彝於死地。每一黑彝，常有白彝數百人少則數十人為之耕作，黑彝則終歲不勞動。黑彝與白彝不通婚。現在黑彝人數漸少，但仍保有其統治勢力，所謂土司者即此輩黑彝中之首領也。白彝原系漢人，系由黑彝擄來。黑彝將漢人擄來以後，常由大涼山與冕寧西北山上之黑彝相互交換擄獲之漢人，使其不知道路而不能逃逸。黑彝併為白彝之男女配婚，均稱男女白彝為娃子(意即四川話之孩子)。但每一黑彝家必信任一個白彝為當家娃子(如當家人)。當家娃子掌有一切銀錢出入及日常事務之權。因過去漢人只籠統的不分黑白只反對彝民，加以彝民中之文化落後，所以白彝都助黑彝反對漢人。遇與漢軍作戰時，白彝均參加。

    漢人之與彝家貿易，系由通司翻譯，亦有彝家能漢語者，但黑彝恐漢人殺之，故不下山，遇事則命白彝與漢人往來。彝民常以獸皮、麝香等物售於漢人，換布匹及鹽而回。

    彝民之服裝與漢人完全不同，頭包青布而在腦後墮下一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馬巡（指上海解放前英國巡捕房僱用的印度籍的騎馬的巡捕。）。有些鼻穿銀環。不論男女，均懸耳環。耳環不是金屬製，而以骨制，共有三四顆或圓或長圓之骨塊連成一串而掛在耳上。面部燻黑。身上穿的如和尚之袈裟，系由羊毛自織而成(此種外衣，質輕而軟，且可御風，極適於行軍之用)。腰繫帶。彝民所居之山上氣候一日數變：中午炎熱，下午四時起發巨風，晚八九時下雨，次晨天晴。我們經過彝民之山地歷時七八天，均系如此順序不變。因每日氣候變化甚烈，所以彝民出門，不論何時，必將外衣帶在身上。遇發風落雨即以外衣裹身。彝家每人身攜利刃，用以防身，亦用以割肉進食。足有綁腿，終年不穿鞋襪，只少數穿草鞋。但彝民生長山地，善於爬山。紅軍于山路行進時，彝民則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而且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彝民生活之痛苦，遠過於漢人。漢人還能耕平坦之田畝，彝民之田畝，日漸被川軍之官長及當地官吏所侵佔，而只耕植于山地。在山下遠望彝民所耕種之山坡上的山地，傾斜度幾如削壁，望之可怕，但彝民終年耕植於此。因其只耕種山地，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於彝民所居之家室，則更鄙陋不堪，以竹木編為壁，上覆松樹皮，潮濕特殊，跳蚤成羣。

    紅軍所過之彝民居住之山，共有彝民十餘部落。當紅軍之前衞團出大橋鎮上山二十里時，即有三個部落之彝民在前後及左翼包圍紅軍，意欲繳槍。但紅軍善用宣傳政策，向白彝聲明共產黨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漢人軍閥壓迫彝民，並提出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劉家”(意即打劉文輝的軍隊，因劉文輝壓迫彝民甚烈)。當時紅軍領袖即與當前的一部落名“沽雞”者以雞血充酒，與彝民領袖共飲，表示歃血為盟共打劉家。經過歃血為盟後，“沽雞”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紅軍，而反被紅軍收編作“紅軍遊擊支隊”，而與紅軍引路及招撫“阿越”、“羅洪”等十餘部落。此後紅軍全部過此彝民山時，彝民則牽牛送羊歡迎紅軍於道旁。紅軍則以皮衣、舊槍、鹽、布送彝民。故當時我等日夜恐懼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過。

    走完彝民山地，即至開羅場（據現在核查，開羅場即今四川省石棉縣擦羅鄉。），該鎮有人户二十餘家。但此處有一趣事可記者：劉文輝駐西康打箭爐（打箭爐即今四川省康定縣。）之隊伍，米糧須由西昌府供給，故劉軍設糧站於開羅場。當紅軍前衞行抵開羅場時，劉軍糧站之人員還以為南京軍至，亟為設筵招待官長，並將軍米如數點交，計有四千餘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裝之。紅軍領袖將此項軍米照數發給各紅軍部隊，剩餘甚多，悉發當地民眾。我至開羅場時，正見民眾不論老幼均肩負一袋回家，面有喜色。詢之則雲：“紅軍先生，我們白米好久沒得吃了。紅軍來了，才把劉家的米發給我們吃。紅軍好!”劉文輝之搜刮民食反以之濟紅軍，而紅軍則以發給民眾，此則愈使當地民眾反對劉軍而歡迎紅軍矣。

    自開羅至大渡河邊之安順場為六十里。紅軍政治部謂安順場為“有革命的歷史意義的地方”。原因是太平天國時，北王韋昌輝殺東王楊秀清後，當時太平天國內部頓起分裂，石達開率部離南京而入川，安順場即為石達開兵敗身擒之處也。當晚我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診腳病，適李召見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為當地之童館教師，嘗親見當年石達開在此失敗者，正由李富春享之以酒肉，請其講述石軍歷史。據老者言，石軍到安順場時尚有五六萬人，刀槍馬匹無算。但一至安順場，忽遇上游大水，安順場前面之山水暴發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軍，且拆斷小河之鐵索橋，左為山崖絕壁，後為彝民，且當時彝民之數量遠過於現在，石軍被困於此者，凡四十七天。當時軍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動搖，故自縛入清營。石軍均為俘獲。老者並雲“長毛”並非強盜，自稱“復漢驅胡”。石部對人民甚和氣，軍隊有紀律。老者並雲：“紅軍之紀律則較翼王(即石達開)軍更好。”據老者之所云若是。石達開當時未能渡過大渡河而失敗於大渡河邊確係事實。我後見滬川各報，蔣介石亦曾伸引石軍為例，以比喻紅軍之必然不能渡過大渡河而失敗於河邊。但紅軍竟安然渡過大渡河，故紅軍頗以之自豪，認為渡過大渡河是歷史上的軍事勝利。

    大渡河亦揚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岷江而轉流入揚子江。紅軍至大渡河時，時已五月底，氣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勢暴發，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較金沙江為更寬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歷時五十分鐘。且每隻小船之船伕，至少須有八人作工。渡河方法，先將載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順流如飛箭似的斜過對面河埠。船至北岸河埠時不能稍前稍後，一不小心，即觸礁石，船即分裂，故非當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伕，不能駕船。船返南岸時，亦須由北岸沿江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順流飛箭似的斜過南岸來，故如此往返需時五十分鐘。

    紅軍抵安順場時只獲兩隻船。有劉文輝軍之一營兵駐於安順場對岸之大渡河北岸，並築有野戰工事，沿河扼阻紅軍渡河。但既有守軍，何以船隻不收容於北岸而系之於南岸呢?事有如此湊巧者，北岸劉軍營長之岳家在河南岸之安順場。該營長當晚宿於岳家，以備明晨將其岳家及當地紳商全部渡至河北岸。因其情報紅軍尚距安順場六十里，須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順場，故安心在岳家與其嬌妻酣睡，不料紅軍行動如神，當夜急行軍，半夜即抵安順場，因此兩船被扣，營長被俘。

    但紅軍即使有兩船，並不易渡過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軍一營，船隻不能接近對岸。且當時船伕早逃，沒有駕船之熟練工人。但紅軍終於擊潰對岸劉軍而渡過大渡河。此事亦為紅軍據以自豪者。但即以我之旁觀者目光視之，亦覺紅軍之士氣勇敢及共產黨團員之奮不顧身有以致之也。

    據聞渡河經過如此：紅軍領袖獲得兩船之後，即揀選十七個共產黨團員，中有幾個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七人即攜梭標、步槍、駁殼、手榴彈及機關槍，駕着船，不顧一切，向河之北岸駛去。河之南岸，紅軍則佈置機關槍及迫擊炮之陣地，並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強渡部隊。

    當紅軍所駕之船離南岸時，劉軍即對之射擊。但紅軍不稍畏縮，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當即一跳上岸。雖劉軍對之射擊，但只有四個受傷者，其餘則一齊撲至劉軍工事內。此時劉軍一方驚於紅軍之英勇，膽氣已寒，又加河南岸紅軍之機槍迫擊炮瞄準射擊，劉軍幾不敢抬頭，而渡河之十餘紅軍即佔劉軍工事而繳其一部槍支。聞劉軍有一機關槍手，正擬至高山陣地架機關槍，行不十步，即被對岸紅軍之特等射手射倒在地。因此劉軍全部向後退上高山。紅軍即搶守工事制止劉軍向下，一方則重駕船返至南岸載紅軍渡河。待紅軍渡過一營後，紅軍即向劉軍衝鋒。劉軍兵心已寒，全部潰敗，紅軍即佔高山，乘勢向劉軍猛追，聞劉軍大部被其繳槍。此次戰役，紅軍在隊伍中大施宣傳及獎勵此十七個搶渡大渡河者，尊之為英雄。的確，我雖非軍人，但在軍隊中服務已有幾年，強渡河流之衝鋒部隊亦已見過不少，但在如此水寬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七人驅逐敵軍一營，佔領敵壘，卻未之見也，故共產黨常以共產黨團員為紅軍模範。此輩共產主義者常以衝鋒在前、退卻在後自任，此誠非國民黨軍及其他一切軍隊所可比擬也。

    紅軍既獲兩船之後，即開始渡河。但僅依此兩船而思全部紅軍渡過大渡河，歷時甚久，且後面追兵將至。故紅軍以兩天半的時間，渡過輕裝之紅軍一師，而當時目的即轉向奪取瀘定縣之瀘定橋，以求紅軍之全部由瀘定橋上過河。故紅軍大部由河南岸西進，經西康省區而向瀘定橋前進。已渡之一師，由北岸前進，同以奪取瀘定橋為目的。

    但在河之北岸，劉軍沿河佈防，故河北岸之紅軍，自離安順場對岸向西走了三十里以後，即與抗擊之劉軍節節作戰。但劉軍如此分散，且缺乏通信工具，故被紅軍節節擊潰。劉軍中大部為抽丁得來之新兵，不願作戰，且亦不會作戰，早聞紅軍之宣傳不殺白軍官長及士兵，故沿途繳槍。紅軍以繳得劉部之槍彈，還擊劉軍，聞河北之一師獲利不少(紅軍打仗時如消耗之彈藥與繳獲之彈藥相等，則雲“不折本”，如繳獲與消耗核對有餘，則謂“獲利”)。在離瀘定橋四十五里之冷磧（冷磧是四川省瀘定縣的一個鎮。），紅軍曾與頑強扼守之劉軍作激烈之戰鬥。後由紅軍南岸之部隊，隔河向劉軍之後射擊，結果河北正面紅軍得迂迴至冷磧之後而包圍劉軍。聞此處劉軍一團全部被俘，冷磧被佔。此時紅軍南岸前鋒即抵瀘定橋矣。

    瀘定橋為四川通西康、西藏之橋樑，瀘定縣城即在河之北岸。此處之大渡河，河面雖較狹，但兩旁絕壁，水勢更急。瀘定橋為鐵索橋，以十三根鐵鏈為之。鐵鏈之兩端，繫於河之兩岸。九根鐵鏈並排於下，四條則為兩旁之扶手。下面並排之九根鐵鏈上橫鋪木板，再在橫鋪木板之上鋪長條直板。人馬即由橋上過去。吾始聞鐵索橋時，以為極難行走。但瀘定橋則非但可以過人，而且可以過馬。瀘定橋長有九丈，闊約一丈，十三根鐵鏈，系由中國十三省募捐而造成。

    南岸紅軍因無劉軍抵抗，故先抵瀘定橋之南岸。此時北岸橋頭有劉軍築工事扼守，且劉軍將橋上之木板抽去，只剩十三根鐵索，以阻紅軍過河。紅軍領袖林彪(第一軍團長)即命該部最有戰鬥力及共產黨團員最多之一連，擔任衝鋒，並在河南岸之天主堂內收集許多堆積之木板。這一連人前面衝鋒者從九根鐵索爬過去，後面的紅軍則在後鋪板子。當時衝鋒部隊，勇往直前，衝至橋北岸之劉軍工事前，劉軍已無鬥志，即呼願繳槍。紅軍當即繳其槍並佔領其工事。瀘定城內劉軍退出時，沿街放火。目的在使紅軍之糧食及宿營兩感困難。但紅軍一過橋北，一面向劉軍追擊，一部救火。不一刻紅軍由北岸冷磧攻來，把瀘定縣撤退之劉軍前後包圍而繳械。此時城內之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劉軍火毀矣。倖存之一半，則大感紅軍救火之恩惠，而莫不痛罵“劉家兵”。劉文輝部隊在會理、西昌、瀘定等縣沿途放火，以阻紅軍，實質上非但不能阻紅軍前進，而且反遭民怨。

    紅軍之全部渡過瀘定橋，確為紅軍之莫大成功。如紅軍不能過橋，則安順場渡河至北岸之一師，勢將孤軍作戰，而南岸之紅軍主力則必走西康。西康則系遊牧區域，糧食宿營，兩感困難。而國民黨軍進剿則以雅安為後方，追剿部隊雖感困難，但有後路接濟；紅軍則極難克服困難也。今紅軍全部渡河，自此川陝甘青幾省均將為紅軍活動之地區矣。

    紅軍既佔瀘定縣後，如向雅州前進，則仍須走向東南至漢源、滎經而達雅州。但紅軍將至泥頭（泥頭即今四川省漢源縣宜東區。）分縣時，知漢源川軍扼守高地，居高臨下以待紅軍。紅軍當即改變方向，折向東北至天全河邊，強攻天全河守軍楊森部之六個旅。這一轉動，使紅軍部隊由大道轉入高山小路矣。我記得紅軍在化林坪（化林坪是今四川省漢源縣三交鄉的一個村莊。）分縣駐軍一晚。化林坪在四千五百米特之高山頂上。此時已陽曆六月初，但當晚氣候極寒，明晨出發時，則四望皆系雪山，蓋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時氣候驟寒，而紅軍兵士之棉衣早於雲南丟掉，但紅軍士兵雖在嚴寒之下，依舊人人面有喜色而毫無怨言。

    紅軍大部抵水子田（水子田即今四川省漢源縣三交鄉水子地村。）時，前鋒已擊退天全河岸楊森之六個旅，而佔領天全、蘆山兩城。我等由水子田出發，經一高山，幾無路，亦無石階。兩旁竹木叢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極深，兩腿全在泥溝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三十里，但自天明走起，後衞部隊半夜才達山頂。既無人户，當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佇立於泥溝中，待至天明後才下山來。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為國共合作時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頂泥溝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見其雖仍神清氣爽，但已滿身污泥矣。下山至山麓，有居户六七家，見紅軍至如天而降，羣相驚奇。據云彼等世居於此山麓，雖聞祖先言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獸成羣，從無人敢走此小路，羣圍紅軍詢山路上之所遇。

    紅軍雖經化林坪之降雪高山，雖經水子田之泥溝小道，但紅軍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無它，因此時紅軍軍心一致，堅信必可與川北紅軍徐向前部會合，而同時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國之四川發展，不但有無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陝甘，可徑與日本軍隊開戰，實現共產黨幾年來抗日及收復失地之主張。故紅軍至天全時，部隊中有一歌曲，詞雲：“(一)目前中心的任務，要打日本兵，收復華北東三省，保衞民族。(二)四川地方頂呱呱，什麼也不缺乏，敵人要想封鎖我，那才笑話。(三)工農紅軍鐵一般，渡過金沙江，兩大主力來會合，敵人發慌。(四)紅軍越打越有勁，團結象一人，我們偉大的任務，一定完成。”這一歌曲之詞句，即可見當時紅軍情緒矣。

    紅軍佔領天全、蘆山兩縣之後，曾出兵于飛仙關，離雅州只二十餘里。此時紅軍的目的系在急求與川北之松潘、茂縣（茂縣即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北川等縣之徐向前紅軍會合。故避開川軍之攔阻，向西走邛崍山脈，佔寶興、懋功，而與在理番之徐部會合。不久兩支紅軍即已會合，而我於此時，即被賀誠遣往川西特委之獨立營為衞生主任。不久即被川軍衝散，幸遇舊同學蔣君而得安全返抵家鄉。

    我三年來在紅軍中之見聞所及和此次隨紅軍西行入川，我覺到紅軍及共產黨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國內的一個實力派，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紅軍僅系跳樑小醜，那麼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當局集中百萬軍隊，費時幾載，每年耗費國家財政之大部?並且何需蔣介石親自在江西、貴州、雲南、四川督剿?很顯然的，紅軍已經是南京軍的一個主要對手，而且這個對手紅軍的實力，超過國內除南京軍而外的其他各個實力派。論全國紅軍數量，除南京軍而外，紅軍則超過任何中國南方、北方各個實力派。若論紅軍之質量，則我雖不知其詳，但有一事可以反證者，國內過去及現在之實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等，當年都佔有比紅軍優越之地區及優越之經濟條件，但一旦與南京政府作戰，則在短時期內，都被蔣軍所敗。而紅軍則相反，蔣介石之“剿共”已歷數載，屢屢限期消滅，可是紅軍並未消滅，而且毛澤東朱德徐向前會合，活動愈烈；並且南京軍幾年來之“剿共”，卻送了紅軍不少槍彈武器。紅軍所有武器之來源何在?既無海口可買，又無新式兵工廠，而連年作戰之消耗，以及紅軍武器之擴充，都系繳自國民黨軍。即退一步言，至少是紅軍能夠在幾年來，並且直到現在還在與南京政府對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謂紅軍在數量上在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數一數二的實力派。

    以我旁觀者之地位觀察，紅軍部隊之所以堅固與有戰鬥力，是由於下面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紅軍兵心團結，這確係事實。試想紅軍幾年來在這樣困難條件之下作戰，如果軍心不固，則早已失敗。而紅軍兵心之所以團結，一方面確因共產黨在紅軍兵士中進行許多教育工作，紅軍兵士是自認抗日救國、解放工農是自己的責任，這就使紅軍士氣大振。同時共產黨黨員及共產青年團團員於紅軍兵士中佔百分之四五十，而這些共產主義者，曾受共產黨之專門教育，在紅軍兵士中確有極大的細胞作用。譬如，紅軍之新兵，大半依靠紅軍各連中黨團員去教育他們；在紅軍行軍中發生困難時(如糧食及宿營地缺乏等等)，共產黨員必讓非黨分子之紅軍士兵先吃先宿；作戰時黨團員則衝鋒在前，退卻在後；黨團員在火線上受傷時，非但絲毫無懊喪呼號者，而且還大聲疾呼：“同志們!努力衝鋒!”“不要顧我而妨害戰鬥啊!”而紅軍之富有戰鬥力者，亦由於共產黨的領導。紅軍在作戰之前夜，每連之黨團員必先召集會議，決定明日作戰時如連長指導員傷亡，誰為繼任，如再受傷，誰再繼任，這樣準備了四五個。所以在作戰時，即使下級幹部受傷，仍有繼續不斷的侯補者，也正因此，所以紅軍部隊極不易擊潰。

    紅軍兵心之團結及士氣之旺，為國內任何軍隊所不及。

    第二個原因，紅軍所以不被擊敗，而反日益擴大，由於民眾給紅軍以幫助。即以江西紅色區域而論，紅軍在此作戰已多年，人口、經濟已兩感缺乏，但能堅持如此之久長，正由於當地民眾之極力幫助紅軍。再如此次紅軍入川，沿途經過不知幾許困難，但紅軍有居民為助，故並未餓飯，而且沿途民眾之加入紅軍者有幾萬。

    有人説紅軍沿途強迫居民以從紅軍，實質上，不但無其事，而且不可能。試想，紅軍初至一地，只要居民遠避，紅軍何處去找居民?實際上紅軍一至某處，當地居民除“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為紅軍帶路，當挑亻夫，沿途到處成羣的加入紅軍當兵。

   以我觀之，紅軍之所以得民眾幫助，不由紅軍之威脅民眾，而由於紅軍兵士守紀律，的確不擾民，不動民間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沒收軍閥、官僚、劣紳的財物，散給居民。民眾感覺紅軍對他們有實際利益，所以趨之若狂。

    第三個原因，紅軍經過許多困難，終於克服了困難。紅軍所處環境之困難，遠非南京軍可比。欲問紅軍何以能克服困難?我以為紅軍中確有一些領袖，這些領袖，非但聰敏，且有才能。譬如毛澤東、朱德為紅軍之首創者，在各省軍隊及南京軍之不斷圍攻與物質條件如此困難情形之下，對戰七八年，竟以少數紅軍而組成現在幾十萬紅軍，這確非易事。我覺得毛澤東、朱德非但是人材，而且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為沒有如此才幹者，不能做成這樣大的事業。此外，如周恩來、林祖涵等遠在國共合作時，已是當時國內政治上之要人。周恩來為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國內各方軍隊之黃埔學生很多與周熟悉者。周恩來之勇敢、毅力之辦事精神，黃埔學生對之仍有好感。

   紅軍中之上級軍官如彭德懷、劉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羅炳輝、陳毅等，大部均系國共合作北伐時之國民革命軍軍官出身，富有作戰指揮的能力，率領紅軍作戰已多年，在國事及政治問題上，均對共產黨有堅決之信心。劉伯承、彭德懷、羅炳輝及以後二十六路軍之趙博生輩均為北伐前後國民革命軍中之共產黨員，舉行“兵變”而為紅軍者。他們為堅信共產主義的分子，在紅軍中領導紅軍與國民黨軍對抗這七八年。

    我在紅軍中對紅軍領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這也許多是由於我在南京軍中服務時所感影響太壞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別的軍隊中當一團長，個人生活已極奢華，更無論師長軍長矣。但紅軍軍官則反是：紅軍軍官之日常生活，真是與兵士同甘苦。上至總司令下至兵士，飯食一律平等。紅軍軍官所穿之衣服與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亻夫頭”之稱。不知者不識誰為軍長，誰為師長。而且紅軍領袖與兵士特別接近，軍長師長常雜在兵士中打籃球、排球，軍官與士兵相親相愛。這種紅軍軍官與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確為國內其他軍隊之軍官所無。也正因為紅軍領袖在日常生活上與兵士同甘苦，所以雖在各種困難環境之下，而紅軍兵士仍毫無怨言。紅軍領袖之品行及辦事精神，亦為現世一般武人望塵莫及者。茲略舉一二事為例：紅軍領袖自毛澤東、朱德起，從無一人有小老婆者；紅軍軍官既不賭博，又不抽大煙；紅軍軍官未聞有貪污及剋扣軍需者。還有一事，非但為國民黨軍軍官所無，而且為常人所不及者。如趙博生、董振堂二人均為西北軍孫連仲部下之上級軍官，在江西寧都率二十六路軍一萬六七千人投入紅軍。趙董二人均原系共產黨秘密黨員，他們一至紅色區域，即各將十餘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數捐給共產黨中央。由此可見，紅軍領袖對於共產黨之信仰及犧牲個人之精神，與現世之貪污犯法、假公濟私之軍官比擬，顯有天壤之別也。

    故我謂紅軍之幾年苦戰與紅軍之所以逐漸發展，確由於紅軍中有天才之領袖，有能為之幹部，紅軍中及共產黨中之許多人材，確為全國不可多得之人材。

    我自離紅軍至家鄉以後，自思既參加了“剿共”的南京軍，後又參加了被“圍剿”的紅軍。我在兩方面參加了對戰七八年，詳思幾年對戰之結果，對內只有破壞，對外則坐視日本強吞東三省，而且目睹北方將全落他人之手。如果現在南京軍、紅軍以及全國軍隊只要槍口一致向外，則日本之慾圖我國，決非易易。政府諸公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為言，但時至今日，事已至此，應該及時改變方針。從消極方面説：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曾以全力“剿共”數年，紅軍並未剿滅，反而使紅軍之毛澤東朱德、徐向前部會合。彼等現今所處之地區，遠非如江西時之易於包圍。國內軍人之稍知局勢者，均知根本消滅紅軍已不可能。如與紅軍再戰幾年，則不問誰勝誰敗，日本將早已亡我全國矣!如國內自相殘殺而坐視強敵併吞全國，則國民黨當局諸公非但不能對國人，而且中華民族將永劫不復。

    我以為當今局勢，如再繼續內戰與“剿共”，非但不能救國，而且適足以誤國。政府當局應該改變計劃，協同紅軍以共禦外侮。全國紅軍數量，紅軍之質量，有識者不能不承認是一個極大的力量。這一個力量，過去在環境十分困難情形之下，與南京軍及各省軍隊百萬對戰幾年，如果現在給以物質之補充，則紅軍之戰鬥力將更加增加。為什麼不許這個能戰的紅軍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全國兵力一致對外，則不難收復失地。同時紅軍之領袖不乏極有才能者，現在正需集中全國人材以御外侮，為什麼不利用紅軍之兵力與紅軍之人材以為國家對外之用呢?

    如果有人以為紅軍甘心內戰，不顧外患，這我覺不然。紅軍領袖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時均為國民黨中委及國民革命軍之上級軍官，且也不能不説有相當功績於北伐，徒以各方主義不同，以致分兵對抗。今在國家一髮千鈞之時，內戰則死、對外則生的時候，只要兩方開誠佈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對外。而且紅軍領袖及共產黨均有過聯合全國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張。我並聞友人傳説，共產黨中央及其所領導的政府主張合全國兵力組織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我以為政府之對內對外政策之迅速改變，此其時矣!我輩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國之亡於日本，不作亡國奴而已。我總覺得無論如何，紅軍總是中國人，總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敵侵略，而專打自己同胞，無疑是自殺政策。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殺，而共同殺敵，則不僅日本不足懼，我中華民族亦將從此復興矣!

    （完）

原文出處：《紅旗》1985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