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對中國經濟中槓桿現象的流行觀點是錯誤的_風聞
吕建凤-批判批判者的批判者2018-04-11 09:24
一、中國經濟中的槓桿率並不偏高:
近幾年來,對於中國經濟中的槓桿率上升現象,一直被西方經濟理論界人士,以及西方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者們當做最重要的批判內容。這些人不顧中國經濟發展客觀環境與的需要,片面批判中國經濟中的槓桿率上升現象,臆測與肆意渲染中國政府用提高槓杆率的手段刺激經濟的風險性。
可是中國經濟中的槓桿率真的偏高嗎?我們看看有關數據: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去年4月4日的一篇報道,【國際金融協會説過去十年間,包含家庭、政府和公司在內的債務總額增加了70多萬億美元,2016年達到創紀錄的215萬億美元(約合173萬億英鎊),或相當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25%。】
與這個數據對比,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關於中國債務問題的最大估計數據,是相當於GDP的280%。也就是説,即使按照西方人這個衡量槓桿綠的標準,中國經濟中的槓桿率也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而如果按照常識,槓桿率應該指的是債務與資產的比率,也就是百度上搜到的對槓桿率的解釋:【槓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與權益資本的比率。槓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映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槓桿率的倒數為槓桿倍數】。
西方國家基本沒有國有資產,如果按照百度上搜來的這個槓桿率定義計算,西方國家的槓桿率就會明顯要比現在按照債務與GDP的比值計算出來的槓桿率上升很多倍;而中國的槓桿率則會下降很大幅度。
二、中國經濟中的槓桿率上升速度並不快:
之所以人們都指責中國經濟中的槓桿率太高,出了他們盲目聽從西方人的聲音,沒有或者故意不對世界槓桿率現象進行全面分析,對中國現象只從從負面解讀以外,還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經濟中槓桿率上升太快。
確實,雖然中國的總體債務水平仍然低於世界平均值,並不意味着中國的債務風險就一定不嚴重。因為,如果中國的債務增長速度過快,也就是槓桿率上升過快,也許要不了多久就會趕上與超過世界平均債務水平。
那麼,中國的債務增長速度是不是過快了呢?我們不妨用世界最大的發達經濟體——美國的數據作比較:
鳳凰資訊在去年3月14日刊登了一篇報道《美聯儲忽略了一個大問題:銀行貸款一年內暴跌50%》,提供了一組數據:
【根據美聯儲每週公佈的經濟數據來看,美國商業銀行目前整體發放貸款的年化增速約為4.6%,遠低於去年美國商業銀行貸款平均年化增速6.4%以及去年最高年化增速8%。同時,目前美國債務規模增長的速度也創下2014年春季以來的最低水平。】這裏説2016年美國商業銀行發放貸款增速為6.4%。
那麼,中國的信貸規模增長情況又如何呢?據去年有關信息【中商情報網訊,1月12日,央行披露的12月《金融統計數據報告》數據顯示,12月末,本外幣貸款餘額112.06萬億元,同比增長12.8%。】比美國2016年的平均年化增速6.4%高出一倍。
如果就這麼簡單分析,中國的債務增長速度確實太快了。可是如果與兩國的GDP增長速度結合起來分析,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人們之所以會認定信貸規模增速太快,是因為信貸增速遠超GDP的增速。如果從這個角度分析,中國2016年的GDP增速為6.7%,美國為1.6%。中國的GDP增速是美國的4倍多。那麼是不是應該反過來,從中國的信貸增長速度與GDP增長的比值進行分析,得出美國的信貸增長速度超過了他的應該增長速度一倍還有多呢?
邏輯很簡單:中國的信貸增長12.8%,伴隨的是GDP增長6.7%。也就是平均每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長,伴隨的是信貸規模增長1.91個百分點。美國的信貸增長6.4%,伴隨的是GDP增長1.6%。也就是平均每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長,伴隨的是信貸規模增長4個百分點。4:1.91,如果按中國的數據為標準,美國的信貸規模增長是不是比應該的速度高出一倍以上了?
所以如果與西方發達國家中經濟走勢相對強勁的美國比較,中國的債務規模擴張速度根本就不是很快。相對應該被指責債務規模增長太快的,是美國。
我們要知道,今天的美國是被世界公認正處於成功進入了去槓桿階段國家,其信貸增長與GDP增長率的比值仍大幅高於中國,那麼其它還沒能成功進入去槓桿階段的國家,其槓桿率上升速度當然比中國更快了。那麼,中國經濟中的槓桿率上升速度也大幅度低於世界平均速度,在邏輯上就是不可逆的結論了。
三、債務相對集中於非政府部門·,是結構比較好的槓桿現象
批判中國槓桿率現象的人們,還特別對中國的槓桿結構進行指責。認為中國槓桿率上升過程中,居民與非政府部門槓桿率上升過快,而其中的民企槓桿率偏低,是不正常的。
我不知道這除了與西方國家的政府部門槓桿率偏高不同以外,還有什麼可指責的。更重要的是,伴隨政府部門槓桿率偏高的,是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的越來越緩慢,為什麼要在這個問題上向西方國家看齊呢?
從事實與邏輯上分析,在槓桿率總體水平一定的環境下,債務集中於非政府部門,是相對較好的現象。
按照市場邏輯與經濟規律,企業如果不看好市場的前景,就會收縮經濟活動,當然也就會減少對於負債的需求。而企業部門減少經濟活動的結果,會導致市場進一步通縮。惡性循環的結果,將會是經濟的崩潰。
這時候需要的是政府加大財政投入以刺激經濟。而政府要這麼做就。必然導致政府部門的債務負擔加重。政府部門債務負擔加重到超過臨界線,就會失去對市場的有效刺激能力。這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進入“滯脹”經濟階段的原因。
所以,中國社會總體債務中的多數集中於企業部門,既是中國經濟前景看好的證明,而且從經濟規律看,相對於政府集中多數債務現象,對於經濟的長遠發展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那麼企業債務如果過高,會出現什麼現象呢?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因為企業部門的債務過高而崩潰的。因為只要經濟發展相對較好,個別企業的債務過高——這是任何時期任何國家都避免不了的現象——只會導致個別企業破產。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本質上是因為美國經濟發展遇到嚴重困難,而以個別大企業的破產當了導火索。
一般的來説,只要市場有效需求足夠,企業的負債就不是問題。因為這時候市場上有必要的利潤空間,企業的資產價值看漲,實際槓桿率就會降低。
如果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市場的利潤空間消失,企業的資產價值就會降低。這時候企業越不敢增加負債,市場資產價值前景就越悲觀,企業部門的總體實際槓桿率就會越高,債務風險就越嚴重。這時候,就需要政府部門向市場投入資源與有效需求,以維持必要的資本利潤空間,刺激經濟活躍。
可是如果既有的債務主要集中在了政府部門,當然就會嚴重束縛政府的財政行為能力,當經濟危機到來時,政府的能力就會不足以維持市場的必要利潤空間,於是私人資本的經濟活動就會不斷趨於萎縮,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慢,就是因為政府的財政能力被巨大債務壓制住了,對市場的必要參與能力越來越小的結果。
中國的債務多數集中於企業部門,而不是政府部門,一方面,在邏輯上證明企業對市場前景看好,事實上也伴隨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遠超世界平均值;另一方面,這個現象保證了政府的債務負擔不會過快加重,對於維持政府未來調控經濟的能力,保障國民經濟的可持續較快發展有利。
至於中國民營企業的槓桿率偏低,一些人都把原因歸結為國家金融政策不對。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在他2016年的《政策不確定致槓桿率“國進民退”》的演講中指出:
【從2003年到2007年,國企和民企的資本負債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動。但從2008年開始,兩者的資本負債率發生了分化,國有企業的資本負債率從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營企業的資本負債率則從292%下降到206%。】
他用“國進民退”來概括槓桿率的這一變化。並認定,民企槓桿率降低的原因,在於政府的政策不確定。
這個分析中,邏輯非常的奇怪:我們知道,【從2003年到2007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經濟呈現過熱的時期。經濟過熱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微觀經濟中利潤空間比較明顯,資本投入積極性高。這個時期【國企和民企的資本負債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動】;
【但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走壞的影響下,經濟增速除了四萬億投資導致的階段性回升以外,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當然是微觀經濟中利潤空間縮小,資本投入的積極性降低。這個時期【國有企業的資本負債率從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營企業的資本負債率則從292%下降到206%】。
這樣的現象,為什麼會被總結成為【政策不確定致槓桿率“國進民退”】,而不是因為民營企業面對不良經濟環境的資本退縮?
我們知道,當經濟增速過快的時候,政府會採取措施收緊信貸,以抑制經濟過熱:【2003年6月以來,央行陸續出台了一些收緊信貸的措施,包括121號文件的出台、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浮息制度、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限制或禁止向五大過熱行業投放信貸資金等貨幣政策。
其中,存款準備金率是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最嚴厲的工具之一,央行連續動用這一貨幣政策工具,旨在遏制貸款過快增長的勢頭,是信貸緊縮的明顯信號。隨着各項政策的陸續出台,各地貸款增速明顯放緩,特別是2004年以來增速逐月下降,宏觀調控效果逐漸顯現】——摘自百度“信貸搜索”.。
而在這一段央行緊縮銀根的時期,【國企和民企的資本負債率水平非常接近】,説明在經濟過熱時期,民營企業的槓桿水平至少沒有受到特殊的政策影響。
當經濟增速偏低的時候,政府會盡可能放寬信貸,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政府為了保持促進經濟增長能力的增強,當經濟增速偏低的時候,必然會努力採取有利於民企增加投資的政策。
也就是説,相比於經濟增長快速的時期,政府在支持民營經濟方面,如果有【政策不確定】現象,那也是從相對不太有利於民營企業,向更加有利於民營企業改變。因此今天民企槓桿率不應該因為【政策不確定】而降低,反而應該呈現出槓桿率更高現象才對。
可是按照黃益平上面的分析——而且也確實是事實——結果來看,卻是政府在為控制經濟過熱而收緊信貸的時候,民企槓桿率相對較高,當政府努力要促進民營企業增加投資的時候,民企的槓桿率卻下降了。
也就是當經濟過熱時期,政府收緊信貸的措施並沒有能夠降低民企的槓桿率,而當政府需要民營企業加大投資,並陸續推出一些列優惠政策的時候,民企的槓桿率卻在逐步降低。這除了用市場利潤空間縮小,導致民營資本退縮來解釋,應該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
事實上,當因為國際經濟環境不好,導致國內外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從而使得民營資本出現退縮現象的時候,國企執行政府穩住經濟發展態勢的要求,通過加大槓桿,增加對於市場的有效需求,才是穩住民營資本對於市場的信心,沒有進一步逃離市場的必要條件。儘管這麼做的結果是國家財富的流失。這也是導致國企最終會要退出市場的經濟規律現象。
因此,用所謂的“國進民退”這個貶義詞來表述國企的高槓杆現象,是不懂經濟規律的表現。他不知道,如果這個時期國企也降低槓桿率,必然導致市場的有效需求進一步萎縮,利潤空間進一步降低,民營資本逃離市場的行為會更加嚴重,也就是民企的槓桿率會更低。
有人會説了,民企槓桿率偏低的原因,是他們的信貸環境不利。然而這是出於偏見的錯誤觀點。
首先,民企的信貸環境的相對不利不是自今日始,【從2003年到2007年】乃至於更早就已經存在了,而且一直以來在逐漸改善過程中。這個事實不能不看到。
其次,民營企業多半是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的信貸環境比大型企業相對要差一些,這是市場規律現象。美國的中小型企業的信貸環境也比大型企業差。因為銀行信貸要追求兩個根本目標:1、貸款的安全性;2、貸款的效益性。
相對於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的貸款風險要大一些;相對於國營企業,民營企業的貸款風險要大一些。我們看到,即使在美國,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政府也會用國家資本拯救大型企業,不獨中國是這樣。國企的貸款安全性確實比一般的民企要高。
在貸款效益方面,銀行做一筆貸款。無論金額大小都有一個最低成本。因此,對於大型企業的貸款發放,邊際成本相對較小,而邊際效益明顯大很多。相對於國企,民營企業的貸款安全度較低、邊際效益較小,他們面對的信貸環境較差不是很合理的嗎?
而中國的民營經濟就是在這樣的信貸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從2003年到2007年】,他們在這樣的信貸環境下,實現了與國企基本相當的槓桿率,今天他們在事實上已經比過去寬鬆了一些的信貸環境下,槓桿率卻大幅度降低了,原因只能是市場利潤空間不足,使得民營企業退縮了,而不可能是因為【政策不確定】導致的。
也就是説,民營企業槓桿率“偏低”的原因在於市場規律,與國家的政策沒關係。因此特別的提出要在金融政策上對民營企業增加優惠,是違背市場規律要求的。會導致宏觀金融風險的增加,事實上也是違背民企的根本利益要求的。
因為當經濟前景不看好的時候,認為向民營企業增加信貸供應,同時減少對國營企業的信貸供應,一方面會增加一些民企在市場不好環境下增加槓桿的慾望;另一方面國企對市場的資源供給與有效需求會相對減少。結果會導致民營企業的槓桿風險增加,同時經營困難增加。
有人會説·,批判中國槓桿現象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信貸政策向國企傾斜,導致了“殭屍企業”現象的發生。
這種觀點,其實是“殭屍思維”的表現:
所謂“殭屍企業”指的就是長期陷於虧損狀態,看不到盈利前景,需要靠外部的不斷注入資源,才可以維持下去的企業。為什麼要把這樣的企業稱之為“殭屍企業”?解釋中沒有明確説。邏輯上當然是因為根據西方經濟理論,企業應該是創造財富的。不能創造財富,反而要吞噬財富才能夠存活的企業,當然就是“殭屍企業”了。
可是這個邏輯是違背主觀價值理論的。因為企業只創造資源,資源是否有價值,要看市場的判斷。而財富就是價值的表現形態。也就是説沒有價值的資源,是不構成財富內容的。 所以,企業是不創造財富的。於是從這個邏輯來説,不應該把長期虧損企業説成是“殭屍企業”。
因為長期虧損企業其實也在創造資源,比如創造社會就業崗位、創造市場有效需求,這些對於穩定社會經濟、維持市場資產價格,從而防止宏觀經濟危機、防止私人資本貶值、防止企業大量破產,都是大有好處的。
既然這樣的企業其實與其他企業一樣,也在為社會創造資源,當然就不能説他是“殭屍企業”。
之所以這樣的企業會被一些人們説成是“殭屍企業”,因為這些人們有一個邏輯思維錯誤,就是把企業與資本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資本,是必須以利潤為唯一目的的。因為沒有利潤的補充,資本是會逐漸被消耗完的;企業就不一定。
企業的職能只是組織經濟活動;經濟活動的目的可以是盈利,也可以是其他目的。即使是私人資本的企業,如果只是私人資本集團的企業之一,也未必一定要有利潤的。如果以個別企業的虧損為代價,可以贏得集團資本總體利潤的增加,那麼這個企業的虧損也是可以接受的。
從國家的宏觀經濟角度來講,這個邏輯就更明顯。國營企業的根本目的是服從政府的需要。一般情況下,國營企業也是應該盈利的。
但是,當國家需要國營企業不惜虧損,維護社會經濟環境穩定的時候,國營企業就不能只顧盈利目的了。即使是虧損,也必須完成國家的穩定經濟計劃。而國家的經濟穩定了,財政收入才能夠持續,才能夠保證國家維護生產力進步所必要的社會環境的能力。而生產力的持續進步,才是解決任何經濟問題的根本前提。
至於一些人説的【殭屍企業吞噬了經濟活力,因為它們消耗了原本可以投入新興企業和部門的税款、資本和勞動力。殭屍企業大幅削減價格以增加銷量,可能會拖垮狀態較好的競爭對手】,是沒有明白市場規律與資本流動規律的人才説的出來的話:
任何企業接受了資本或者其他任何資源,都必然會在經濟活動中把它運用出去的。或者是購買原材料、或者是支付勞動報酬、或者是存入銀行。
如果是被用於購買原材料,當然就為市場上的其他企業提供了有效需求,為市場增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空間;
如果是被用於支付勞動報酬,當然就為市場增加了消費需求空間,同樣是為其他企業提供了盈利空間;
如果是被存入銀行,則增加了銀行的可放款資金,有利於其他企業獲得廉價貸款資源,還是為其他企業的經濟活動增加了有利條件。
因此不存在這樣的企業吞噬經濟資源,消耗掉本可以投入新興企業和部門的資源邏輯。
還有所謂的【殭屍企業大幅削減價格以增加銷量,可能會拖垮狀態較好的競爭對手】的説法,更是無稽之談!
沒有哪個經濟主體——即使是政府——會讓自己本來已經長期虧損的企業,繼續更大幅度的虧損下去——除非這麼做的結果,可以導致企業扭轉虧損,或者他準備結束掉這個企業。如果這麼做可以導致扭轉虧損,那麼只能證明其他企業不具備較強的競爭力;如果是準備結束掉這個企業,那也正是解決這種所謂“殭屍企業”的行為,不應該被指責。
所謂”創造性破壞“,其實指的是經濟危機環境下,政府不要救市,任憑經濟危機把低效率企業淘汰掉,讓市場資源按照市場規律重新配置。如果經濟危機的程度較輕,不會導致企業大量倒閉,從而失業情況嚴重,威脅社會穩定這個生產力進步的必要條件,這麼做是可行的。
可是,當經濟危機的結果會導致大量企業倒閉的時候,政府不進行救市,將導致的就不會是”創造性破壞“,而是”毀滅性破壞“。 中國過去幾十年因為需要就業的人口眾多,必須保持快速的經濟規模擴張,所以政府不敢對於經濟危機掉以輕心,對於國有企業的補貼行為也就不敢稍有放鬆。
近幾年以來,中國經濟規模已經初步滿足了就業基本要求,用高速經濟擴張保證就業要求的必要性已經消失。於是國企體制改革,其實也就是逐步卸掉財政對於國有企業的補貼的負擔的方案,就擺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可以預計,將來國有企業中的虧損將逐漸的不會有財政補貼了。
一些財經理論人士之所以提出”殭屍企業“理論,是因為不明白經濟規律的作用,不懂得政府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也不懂得政府與資本之間的利益關係。把政府與資本之間的利益關係人為地對立起來分析。實際上在替政府操空心。
如果站在資本利益與政府利益對立的角度,應該鼓勵政府大力補貼國有企業,等到財政無以為繼的時候,讓私人資本出來撿便宜資產,不是對私人資本更好?只不過西方意識形態體系裏面沒有講這樣的道理,所以他們也就不懂。
所以,世界上沒有”殭屍企業“,有的只是”殭屍思維“——只會背西方國家的死人的教條,不會從事實與邏輯中創造符合實際需要的理論,這樣的思維方式,用”殭屍思維“來形容,不是很貼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