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提出者：1978年，我第一次來到上海_風聞

【2017年底，國務院批覆《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並正式對外公佈，據此規劃，上海將在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藉此，2018年4月1日，“邁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理論前沿與上海實踐”研討會在上海中心舉行。

會議邀請到了“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薩斯基婭·薩森女士，以及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全球城市：演化原理與上海2050》一書的作者、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周振華教授等出席並演講。

本篇為薩斯基婭·薩森女士在現場的演講。我們將陸續選刊會議內容，敬請關注。】

視頻/觀察者網 劉富東

薩斯基婭·薩森：

非常榮幸來到這裏。我第一次來中國，應該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今天，我們看到了上海的目標，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還記得，當全球化時代剛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城市會成為主要的驅動元素。

説到全球化，其實全球的概念可能在部分中得以呈現，一個國家的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城市也可以是“全球城市”，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定義為全球性的。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談論城市的時候，人們會認為城市是一個複雜卻又不完整的系統。但是在這種複雜和不完整當中，城市有能力不斷學習和吸納，最終發展成為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你往往不知道最後它會變成什麼樣。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點是，與30年前相比，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正在變得更加複雜，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又體現在城市的變化當中。我們剛才談到了不平等性，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城市，所以當然也沒有完美的全球城市。我相信上海會是一個優秀的全球城市，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平等的重要性。平等與公平是不一樣的，公平很多時候難以實現，在複雜的城市當中更是如此。

但城市之中可以做到相對平等，我目前在從事的研究方向就與城市當中的道德有關。因為按照定義，其實城市之間有很多突出的差異，這使得城市成為一個非常有趣而複雜的空間。這裏的道德並非美麗的道德文章，如一些有關倫理的書中所描寫的那般。

基本來説，當在城市空間這個維度上討論問題時，倫理被認為是一種完美的東西，但實際上沒有城市是完美的，尤其是在不平等方面。所以真正的挑戰在於，我們如何使得城市當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有自己的生命、希望與作用，這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平等的問題。

我第一次來上海還是好幾十年前，那是在1978年，許多人可能那時候還沒有出生吧。那時的上海與現在相比真是非常不同，我永遠都忘不掉，當我來到一些社區時——不是外灘，而是社區——晚上根本沒有路燈，唯一的燈光來自一個家庭打開的屋門。在那樣的社區裏行走時，我體驗到完全不同的感受。

所以現在再回到全球城市這個問題。我覺得對於我們學者而言，在談及全球城市時，我們非常關心“中介化”問題。我想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以西方為例，雖然我知道其實西方和中國是非常不一樣的——什麼叫做中介化呢？當全球化已經發生的時候，不僅是中央政府，城市更是佔據了主導作用。為什麼是城市唱主角呢？例如，在美國或歐洲的某個國家，一些大型公司已經有悠久的歷史，當全球化來臨時，他們發現不能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

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意味着全球城市最重要的核心邏輯就是中介化。在全球化之前，大型公司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他們自有最普通的工人和最高檔的白領。但是全球時代來臨時，即使最強大的公司，也意識到光靠自己是不夠的，因為需要繁多而複雜的知識，因此中介化以及中介產業出現了。如果一家大公司想在70個國家運作，它就不可能所有事情都由自己完成。它可能需要50個蒙古的會計師，20個阿根廷的律師，所以全球城市的功能就出現了。

我要強調的另外一個背景是，很多全球城市其實並不富裕。紐約已經快破產了，倫敦也破產了，巴黎非常貧困。所以全球功能其實是在某一個時間點、某一個時間窗出現的，由此產生了雙重需求：一方面這些城市想要更加全球化，同時它們又希望有一系列的收入。

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北京，有一羣各國的專業化人士能夠處理任何知識，比如你可以購買15個小時的蒙古會計師服務或25小時的阿根廷投行的服務，這樣的服務能力（對城市而言）就顯得非常重要，這意味着現在有一大批企業必須要出現，這樣才能達成這個目標。我知道這一切是要付出代價的，一些行業會消失，另一些行業會變得非常富裕。在美國其實這個過程是非常殘酷的，倫敦、東京也是如此。

我之所以提到上面三個城市，是因為我採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我需要研究多個不同的經濟產業，探究它們如何出現。在這樣的實證研究當中，倫敦、東京和紐約浮現出來。因為我在洛杉磯和紐約工作，在採用這種研究方法之後，我發現我應該去一下日本——我從來沒去過東京，我還要去一下倫敦。這個方法強迫我必須認真地研究這些城市，我並非總是處於舒適的環境當中。

​所以我非常高興聽到你們提到了這些重要的詞，包括“主要的挑戰”。有一些城市在應對挑戰時表現得更加優秀，而紐約可以説表現得最糟糕。我現在不想評價目前的總統——其實我這個評價好幾年前就已經出現了——這體現了美國政府處理挑戰的方法。

不管是在任何公共領域，作為一位美國公民我都非常不滿（當然，我感激美國非常優秀的大學），但我必須要説，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不同的城市在應對挑戰時表現出來的差異，這體現了它們在全球功能定位上的不同

全球城市的功能其實只是城市功能的一部分，我相信對於上海而言也是如此。在全球城市當中依舊會有一些本地化的行業，包括基礎設施在內——所有的城市都需要基礎設施。再延伸下來，就是20年、30年前，全球化剛開始的時候，人們期望國家是領導者。中國當然有着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但是其他大部分國家還是由城市自己來引領全球化的進展。

至於挑戰方面，我覺得不只是中國，全世界的城市都面臨一個挑戰：全球城市帶來的結果之一是所有人都渴望城市中那些美麗的大樓。如果把全世界前100個城市的大樓（的價值）加在一起，雖然它們只是全部建築物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們的價值已經達到了250萬億美元，超過了所有國家GDP的總和。這些大樓在金融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

現在，在紐約和倫敦，這種“漂亮大樓”已經開始被閒置。換句話説，資產抵押債券出現了，整幢樓變成了一個金融資產標的，它可以一天之內忽然間被賣掉，變成空樓，然而作為空樓它卻依舊有很高的價值。

這是一種新的現象，我中國可能有面臨這種情況的風險，一些國家甚至非洲國家也同樣如此。好在，這個現象如今尚未在中國發生，這非常值得稱道。我每次來中國都會做一個客觀的研究者，而非抱有浪漫情懷，（因此我覺得）在這點上必須要重視、警覺。

其實有些方面中國比美國應對得好得多。全球化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當全球化進入一個國家特別是國家經濟領域的時候，好的政府可以讓這股力量發揮積極的作用。但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很好地應對、抓住這些力量的話，它反倒會起到負作用。作為感激美國大學的美國公民，我這麼説不是在批判整個體系，但是包括紐約、倫敦在內的許多城市都面臨着這個很大的風險。

所以在國家意義上看待城市的話，不存在一切完美的情況。因為我是荷蘭人，荷蘭人天生就不浪漫，所以我一直想提醒大家重視的就是，政府必須客觀看待（全球城市），因為其風險也很高。全球城市的確一方面創造了財富的集聚，但財富的聚集往往也是風險之所在，在社會公平、社會運作等方面都是如此。

最後，我個人喜歡全球城市的一個方面是，就算是窮人——尤其是一些藝術家——依舊可以處在全球網絡當中，他們得以進入到一個開放的世界，卻不需要有很多錢。從這個意義上説，這非常好。我非常尊重在上海所進行的各項事業，我看到上海非常重視這方面的發展。非常感謝大家的傾聽。

（根據現場速記稿整理，未經發言者本人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