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中國經濟中最大的風險就在公知們的嘴上_風聞

        讀到一篇名叫胡偉俊的人寫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國風險之辯：最大的風險是什麼？》，感覺是一個對經濟原理完全不懂的人寫的東西。

        上網查了一下，此人很有來頭：麥格理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2013年加入麥格理，之前在美林證券和中金公司擔任經濟學家。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學士，北京大學國民經濟學碩士，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這樣我就理解他為什麼胡説八道了。        胡偉俊説，【為什麼中國沒有如很多人所預測的那樣出現危機】？【這是由中國經濟最本質的兩個特點，也就是轉軌和發展所決定的。轉軌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發展是從低收入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國家。】        可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等發展中國家陷入嚴重危機的歷史來看，【發展是從低收入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國家】這個特點，並沒有導致這些國家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於是，導致中國【沒有如很多人所預測的那樣出現危機】的特點，就只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軌了。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雖然沒有金融危機的發生，卻導致了經濟發展的長期緩慢。因此從原來的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是必須的過程。

        這一點各方都沒有異議。問題在於這個轉軌過程是應該更快，還是應該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要求，適度把握進度？從胡偉俊的這個分析來看，邏輯上應該是越慢越好。

        因為，正是因為處於【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所以，中國在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不斷地避免了【如很多人所預測的那樣出現危機】，這不是一個所有人都應該期望的結果嗎？

        可是胡偉俊不是這個意思，他説：【儘管如此，防範金融風險，還是需要將其放在轉軌這個大背景下看。計劃經濟的確不存在金融危機或者債務危機，但存在巨大的資源錯配，這也是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不能因為出現金融市場化導致風險上升，就否定市場化的方向。】

        也就是説，防範金融風險不應該在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又能避免金融風險的模式下進行！因為本來就既可以保持經濟快速發展，又能夠避免金融危機的模式下，防範金融風險就沒意義了，就是應該在既不能保證經濟快速發展，又很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的模式下，防範金融風險才是難得的奇蹟現象。

        這話説得雖然令人莫測高深，根據常識，我卻看出了幾個錯誤在裏面：

        1、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並不是因為【巨大的資源錯配】導致經濟增長緩慢，而是因為外部對中國的市場封鎖，導致中國的生產力效率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的結果。那個年代裏，中國面臨嚴重的外部市場封鎖，生產出來的產品，不能通過向外部市場出售，獲得高於在國內所能得到的價值補償，才是中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

        如果那時候存在着【巨大的資源錯配】，中國就不可能在那個時代裏實現快速的生產力進步。而沒有在那個時代裏的生產力進步，後來的改革開放環境下，經濟增長的速度也不會這麼快。曾經接受了蘇聯經濟模式的印度，在實行了市場體制改革以後，經濟發展就明顯不如中國，原因就在於過去存在着【巨大的資源錯配】，導致生產力進步緩慢。

        2、胡偉俊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錯誤的。什麼是市場經濟？人們一般都把通過市場交易實現財富目的的活動當做了市場經濟。其實市場是一般性經濟形式的必然內在要素。最原始的經濟就是從市場交易開始的。如果把凡是通過市場交易進行的經濟活動都叫做市場經濟，那麼就不存在非市場經濟的經濟形態了。

        市場經濟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到具有遠洋航行能力以後才出現的經濟形態。它的特點是以市場的顯著擴張為條件，實現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大。具體的説，就是從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時代開始。當殖民主義時代終結以後，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的市場擴大，就不再能夠通過殖民手段實現，而只能以科技進步為手段來實現了。

        在西方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他們的經濟構成中，也有着巨大的國企內容，市場上的經濟行為中也有着較強的政府計劃色彩。並且自從他們實行國企私有化，同時政府的計劃能力被削弱到不足以有效調節市場以後，他們的經濟增長就再沒有快速過，金融危機也就越來越難以避免了。

        不知道胡偉俊是以為西方國家在經濟快速成長時期不是市場經濟呢，還是以為除了西方國家以外，其他的國家就不應該有快速增長的市場經濟現象？我看，除了無知以外，就只能是後者，尤其是對中國的特別歧視了。

        我的這個結論，從胡偉俊這段話中得到了證明：【長期來看，對於中國經濟而言，轉軌風險甚至要大於金融風險。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的增長故事，簡單的説就是轉軌帶來資源配置的改善。而中國最大的風險，正是資源配置改善出現停滯甚至惡化，從而導致經濟增速不斷下滑。】

        從上面他説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几十年的過程中，沒有發生人們普遍預期的金融危機，是因為中國仍然處於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從而邏輯上可以得出結論，這個轉軌時期越長越好，他卻在要求中國寧可冒金融風險，也要儘快完成轉軌過程來看，只能説明他在希望中國早日進入經濟增長低迷、金融風險嚴重的階段。這就是對中國的特別歧視！

        至於所謂【中國最大的風險，正是資源配置改善出現停滯甚至惡化，從而導致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完全是一派胡説。      

        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有兩個：

        1、生產力進步；

        2、市場有效需求增加。

        今天中國的生產力進步速度很快，所以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依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快的，依然以西方國家即使在黃金增長時期，也很難達到的速度增長着。

        而當前中國經濟增速相對於自身過去增長速度的下滑，則分明是以西方國家經濟萎靡為主要原因，導致了世界市場有效需求萎縮的結果。如果一定要找出【資源錯配】的國家，不應該從經濟增長速度遠低於中國的國家裏面去找，反而要認定經濟增長良好的中國【資源錯配】嗎？

        其實，用“資源錯配”的命題批判中國經濟現象，就是一種幼稚的思維結果。

        按照“資源錯配”的命題， 經濟活動可以解釋為“通過合理高效配置資源，實現財富效應的行為”。因此，凡是經濟活動的財富效應不好，都可以被理解、或者批判為“資源錯配”的結果：

        某人因為各種原因，只會把自己的錢存在銀行裏，而沒有把它們用於各種投資活動，於是財富增值緩慢，當然是“資源錯配”的結果；

        某人看到了這個結果，決定糾正“資源錯配”現象，把錢拿去投資股票，結果虧損嚴重，當然還是“資源錯配”的結果——他要是買對了股票，或者在適當的時候，把股票與貨幣進行了正確的轉換，就發財了。

        我在股市上也賺了點錢，可是我每天都在犯着“資源錯配”的錯誤。如果沒有這些錯誤，我現在應該是億萬富翁了。

        由此可見，“資源錯配”其實是經濟活動中不可避免的規律性現象。對於規律性現象，人們要做的不是批判它，而是努力去適應它。爭取在別人或者國家的“資源錯配”中，實現自己的財富目的。

        有人可能會説，批判“資源錯配”是從宏觀角度對於經濟的分析結果，要求國家不要重複“資源錯配”行為。

        可是，國家有特別的“資源錯配”麼？是的，現在人們可以舉出大量的事例，證明中國的“資源錯配”導致了中國經濟目前的種種弊端。可是過去中國不就是在這樣的資源配置環境下，實現了經濟的超高速發展的嗎？

        當孩子小的時候，給他們配置的衣帽鞋襪都會比較小。他們漸漸長大了，原來的衣帽鞋襪就不合適了，這能説是“資源錯配”嗎？

        中國經濟這幾十年的發展，是從農業社會快速工業化的同時，直接進入了信息化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低水平經濟模式與高水平經濟模式同時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而且由於變化極快，昨天還很有財富效應的資源配置，今天就可能過時了。

        因此，在經濟活動中，出現被人們詬病為“資源錯配”的現象就更加不可避免。對於這樣的現象，批判是容易的，要確定如何才能避免，卻是很困難的。

        比如做股票的人就會體會很深：自己決定的操作常常失誤，於是去聽專家的指導。專家也會頭頭是道地指出，你的操作是如何地錯配了資源。可是你按他的資源配置方式操作了，一樣的會虧損——否則這股市上賺錢的人就不會是少數，而是大多數了。

        而且如果專家按照自己的資源配置模式就能夠賺錢的話，我猜他也不會去當指導別人發財的專家了——自己當了億萬富翁，再告訴別人是怎麼成功的，不是更有效也更有趣？

        我説這些話，不是説不要避免“資源錯配”，而是説，“資源錯配”與財富效應的喪失其實是一回事：財富效應之所以不好，就是因為“資源錯配”了；“資源錯配”了，財富效應一定不好。

        就像某人行為失敗了，他自己當然知道是做錯了事，這時候你告訴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做錯了事，有用嗎？他需要的是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做錯了事。同樣的，經濟活動中的財富效應不好，需要知道的是如何避免“資源錯配”，而不是被告知“資源錯配”了。

        當然這些人會説了，“我們不是説了資源應該如何配置了嗎？”

        問題在於，資源配置不應該是經濟活動者根據價格指向進行的行為嗎？原來是應該按照你們的要求進行配置的？更重要的是，確定你們的配置模式一定正確嗎？如果確定，那麼在邏輯上，就有一種既定的模式是必須遵循的了。而按照既定的模式就是要按計劃了，計劃經濟就應該是正確的模式了，不是嗎？

        對了，指責經濟困難的原因在於“資源錯配”，其實是計劃經濟思維的結果。

        最後，胡偉俊提出的防止中國金融風險的辦法，就是以西方國家現有模式為標準的“改革”。而事實上就是西方國家在他們的現有模式下，經濟增長速度越來越緩慢，金融風險越來越嚴重——可別忘了到目前為止，爆發過金融風險的國家中一直沒有中國。

        於是邏輯上，胡俊偉的意思，就是要中國用不斷加深金融風險的方式，防止金融危機。

        這其實不僅僅是胡偉俊一個人的觀點，而是大多數公知們的共同觀點。如果中國按照他們的觀點治理經濟，風險爆發的時機就不遠了。所以我説，中國經濟中最大的風險就在公知們的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