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神仙觀下的政治格局_風聞

在關於秦始皇的種種事蹟之中，秦始皇求仙訪藥的事蹟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1]”這是史書中對秦始皇派遣船隊出訪求仙的正式記載[2]。秦始皇三十二年，“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又有“*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等諸多材料，一個瘋狂追求長生不老的帝王形象就躍然紙上了。但是秦始皇授意下的海洋活動，真的全部都是在求仙訪道嗎？秦始皇真的是一個瘋狂迷信神仙鬼神的帝王嗎？在筆者看來，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迷信盛行的年代，位高權重的統治者追求長生不老的行為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並不能表明，在秦始皇派遣“船隊”出海的目的僅僅是就是為了實現個人的長生不老。同理，任何有關怪力亂神的行為，都不能獨立於秦始皇的政治意識來看。筆者認為，我們不能把秦始皇的神仙觀念獨立地進行理解，必須把它放置到秦始皇大一統的政治框架下做一個整體的把握。

醉翁之意不在酒：從秦始皇的神仙觀説起

我們無論從徐福出海來説，還是從其他求仙訪藥的事蹟來看，我們要首先明確一個問題：秦始皇真的相信有神仙，或者説這種超越性的東西存在嗎？就《秦始皇本紀》提供的史料來看，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不妨先從秦始皇對於“真人”的理解來看。盧生説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闢，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原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當面對盧生提出“真人”這樣一個“與天地長久”的神仙的概念的時候，秦始皇的態度很有意思：“慕”“自謂”——這傳達的信息是什麼呢，

簡單來説，有三點：其一，秦始皇對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這一個概念是認同並且嚮往的。只有這樣一個概念存在了，才可能有“慕”這樣的能動行為[3]。縱然這個真人未必就實際存在，但是真人的這樣一種狀態，秦始皇內心是認同的，所以秦始皇用“慕”這個字；其二，秦始皇並沒有把自己居於“真人”之下，自謂“真人”其實就體現了：在秦始皇的意識形態裏，神權不能高於王權。即使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但秦始皇看來，自己並沒有任何比真人弱的地方。一個“自謂”就表現出秦始皇王權平行甚至高於神權的態度和氣魄；第三點更加有趣，從動機上的“慕”到行為上的“自謂”，秦始皇並沒有表現出一種一定要尋到真人或者成為真人的必須感，這其實可以隱射出秦始皇神仙觀的本質特徵：信而不迷。簡單來説，就是對於這種超越性的存在，秦始皇是相信的。但是秦始皇絕對不痴迷或者渴求這種東西，甚至一如既往的讓現實的君主權力作為最高的存在。這在意識形態方面，體現出了秦始皇作為一個大一統國家專制君主的獨特考量：神權固然讓人嚮往，但是對於自己和自己的統治並不是一個必需品。換言之，秦始皇對神仙之事從來都沒有給予太大希望，而他真正關注的，是現實世界的王權。

我們從原文的資料裏來檢驗這種觀點。其一，秦始皇對長生不老絕對是信而不迷的。在秦始皇建立帝制的時期，已經明確表明：*“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謐。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4]**這一政策在秦始皇始終沒有變過。於政體設置和權力轉移而言，“始”和“傳”就已經能夠表明秦始皇對長生不老的態度[5]：嚮往之，但絕非必須之。再者“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無論是就人力，財力還是精力方面的對比來説，與恢弘的陵寢相比，秦始皇對於長生之事的投入確實是微不足道的。這足以表明，秦始皇對長生不老的追求並沒有歷來人們想象的那麼瘋狂。

其二：秦始皇授意下的各種與神仙有關的行為都有其現實的政治目的。我們看關於徐福出海的兩次記載：*“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原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以及跟盧生有關的一次活動：“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這三件事情都是史記上明確記載的，它們有什麼共同特點呢？答案是規模巨大，有全面規劃，中央直接參與和支持。這樣看來這些活動就能單單從個人層面考量，它一定有國家層次上的考慮和顧及。

無論是“發數千人”“ 齎捕巨魚具”還是“發兵三十萬”。每一件跟鬼神有關的活動都帶來的是秦始皇規模巨大的政治和軍事活動。求仙訪藥真的需要那麼規模龐大的船隊嗎？莫須有的“惡神”真的能調配秦始皇部署大量新式武器，“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嗎？非也。縱然我們可以從帝王個人喜好和君主專制層面上勉強承認前面兩件事情，但是因為一句模糊的“亡秦者胡也”就引起“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這樣巨大規模的軍事活動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成立的。再者，我們看另外一則有關神仙之事的記載*“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從各個層面的投入來看，這種單純“為求仙而求仙”的活動，中央的重視是很有限的，在各個層面上都是無法與前者相提並論的。因而，單純的迷信活動，並不可能得到秦始皇如此規模的重視和支持。

其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秦始皇一直對徐福，盧生等宣揚鬼神之事的人給予大力的支持，但是對於他們“求而不得”的結果卻從來沒有相關懲戒的記載，甚至連督促之類的責令全部都沒有，相反倒是這些方士們戰戰兢兢：“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但是秦始皇並沒有在關於仙人或者仙藥屢求不得對他們有所苛責[6]，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秦始皇病危。如果秦始皇對長生之事還有所眷戀的話，那麼至少在他身體狀態下降期間必然會大肆發動求仙訪藥的行動，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秦始皇自始至終都沒有對長生不老或者神仙鬼怪之類的事情有額外的高度關注或者追加性的投入。

這個時候，常識裏對秦始皇的這些行為的推理就説不通了。秦始皇既不是一個對長生不死汲汲渴求的人，也不是一個對神仙鬼怪之事非常在意的人。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史記》記載：*“（始皇）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對於普通人心中崇拜的“神”，秦始皇並沒有像普通人或者其它帝王那樣祭拜告罪，而是“怒”“伐湘山樹”“赭其山”，儼然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面貌了。因此傳統中對秦始皇封建迷信，色厲內荏，愚昧不堪的判斷是毫無根據的。

那麼這一切行為的動機究竟何在呢？

我們把秦始皇和神仙有關的事情分為兩條線索，一條是徐福線，即“海洋線”[7]，一條是盧線，即“大陸線”。把兩條線連貫起來看，就不難看出這個問題了：。秦始皇所有的“迷信活動”，都是“聲東擊西”，它們都有其特定的政治考量。每一次迷信活動，都帶來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而現實權力的直接受益者，正是秦始皇本人。

那麼我們依據這兩條線索重新整理《秦始皇本紀》，就不難看出秦始皇的真正意圖了：藉助種種“迷信活動”，秦始皇在為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在進行一個謀劃和佈局：建立一種以大陸為依託向海洋和蠻夷（國外）延伸的國家架構。

我們先看徐福線，所有有關的記載如下：

“（二十六年）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地東至海暨朝鮮……”

“（二十八年）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乃徙黔首三萬户琅邪台下，復十二歲。”

“（二十八年）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

“（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登之罘”

“（三十五年）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三十七年）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原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

從《史記》記載來看，從建立帝制到他去世的十幾年間。有六年時間有明確記錄的“海事活動[8]”。相比於移民戍邊和三次登罘，派遣徐福出海這樣的活動在整個秦始皇的國家戰略過程中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徐福的出海活動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秦始皇海洋政策佈局下的一個必然的組成部分。徐福出海不是一種偶然興起，而是秦始皇有佈局，有規劃的海洋政策的既定步驟。“數千人”“捕巨魚具”或許可以用求仙訪藥來理解，但是五穀種子和百工隨行只有一種解釋：秦始皇已經不僅僅滿足於巡海和近海開發活動，他的目的是將自己的政治勢力拓展在陸地以外的海洋上去。而這種依託於大陸，配置齊全，有組織有批次的海外“訪問”活動儼然就是對海洋的殖民擴張。是一種嚴肅的國家行為而非“荒謬的”個人行為，是政治行為而非宗教行為。

孤證不舉，對應地，我們梳理在陸地上與神仙鬼怪之事有關的內容。即盧生這條線，同樣可以證實我們得到的結論。

“（三十二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六年）盧生説始皇曰：……原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

盧生所有的求仙活動都是一個引子，實際造成的都只有一個指向：加強皇帝的政治權力。

在這個維度上，我們就可以解釋無論是徐福還是盧生，他們追求神仙，耗費無數還求而不得，但是秦始皇都不以為意的原因：秦始皇自始至終都沒有把“神仙”或者“求仙”真正當作一回事。他需要的只是一個拓展自己政治權力的藉口和手段。求仙訪道只不過是派遣海洋殖民隊伍的幌子，怪力亂神之事也只是他展開政治行為的一種藉口。實際上，從秦始皇對湘君神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秦始皇根本不迷信這種事情，他只是用神仙和宗教作為一種幌子，在五行學説和封建迷信流行的時代裏為自己的政治意圖尋找一種禮制的上的合法性，儼然就是荀子所説的：“君子以為文，小人以為神”[9]的態度了。

關於盧生亡去：神仙迷信下的政治角力

在之前取得的理論成果上，盧生一個小小的方士帶來的政治地震也就很好理解了。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這段話看起來可能是一段非常荒唐的事情：因為兩個騙子的謊言圓不下去而跑路，秦始皇把他們的誹謗罪推廣到妄議朝政的儒生身上，全部給予處死，還因為給讀書人求情把自己的法定繼承人發配到邊疆去了。這件事從始至終都看上去非常荒誕，但是基於我們上面的分析，這一段故事就很好解釋了。

秦始皇對盧生等人大怒的原因不是*“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而是盧生“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同樣，盧生為自己的謊言拼湊的藉口：“*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中“貪權勢”這一點完全侵犯到了秦始皇的底線。求藥不得根本不重要，毀謗中央集權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秦始皇從來都沒有希望盧生和徐福做出什麼真正的成就，事實上，他甚至沒有長生不老的準備[10]。在秦始皇看來，加強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是第一位的，有沒有神仙，能不能長生不老根本不重要。所以接下來的徐福向秦始皇詐稱“海神”一事的時候，秦始皇不僅沒有追究徐福的責任，反而非常積極的“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

這樣以來，基於秦始皇的神仙觀之上，我們就可以看到他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佈局和心思。以盧生逃亡的這件事情來説，秦始皇並不在意盧生怎麼在求仙訪藥的問題上欺騙自己，他在乎的是盧生“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議論。這種議論是在挑戰他專制集權的底線，所以秦始皇大怒。這樣推廣來看，坑殺儒生和外出皇子也不是一場遷怒的鬧劇，而是一個政治暗示非常強烈的宣告：任何可能撼動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行為都是不被允許的。這是秦始皇對百姓臣子的一種警告，也是對未來政權繼承人的一種警告。對公子扶蘇而言，秦始皇這是明確在表明自己對公子扶蘇的執政理念的不滿和嚴懲：對於他一手建立的帝國而言，他需要的是一個像他一樣決絕冷酷的法家式繼承者，而不是一個儒家式的繼承者。於是公子扶蘇的那句：*“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完全觸怒了秦始皇的龍顏。所以秦始皇不惜把王位繼承人外出到邊塞去“監軍”，這是對公子扶蘇一次非常嚴厲的警告。從歌舞昇平的皇宮到艱苦危險的邊塞，對王位繼承人生活環境的一次顛覆式改變，也是秦始皇的一次無奈之舉，也是秦始皇為了改變公子扶蘇做出的一種嘗試和努力。

因而不得不説，相比於扶蘇的軟弱，胡亥的後面的奪權也就理所當然了。而這一切發生在秦始皇去世的前一兩年間，不僅不讓人為扶蘇和蒙恬的死感到唏噓。甚至可以説，秦始皇的封建迷信活動直接影響了秦朝的權力交接：在秦始皇的計劃裏，從來都沒有長生不老的打算，所以秦始皇對陵墓的修建和政治制度的設計是空前用心的。無論是徐福還是盧生兜售的封建迷信活動，都是秦始皇用來施行海洋政策和專制集權的幌子，所以他並不在意“費多”“不得”。秦始皇的目的是在自己在世期間，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和大一統的封建國家發展到頂峯，無論是政治制度（“悉決於上”），軍事佈局（北擊匈奴），經濟制度（開發沿海）還是文化管制（焚書坑儒），他都進行了充分的考慮和佈局。但是在盧生逃亡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在一定程度上讓他對繼承人的政治手腕感到失望，因而無奈之下，他在一個並不恰當的時間將王位繼承人外派出去，這直接導致了胡亥和趙高等人的篡位，親手埋葬了他經營起來的帝國。

故而，我們永遠都不應該把秦始皇的各種迷信活動獨立地來看。基於意識形態，不顧歷史事實和史學研究方法就對秦始皇進行隨意評價的行為是不可取的，與科學精神明顯違背了。

基於《史記》所提供給我們的史料，我們應該透過秦始皇在迷信活動上的簡單表象，去挖掘和梳理這之後的政治動機。我們應該清楚的認識到，秦始皇的政治觀念絕對是其決策和行為的第一因素。無論是陰陽五行理論，還是神仙觀，都是秦始皇在宏觀的政治架構和圍觀的政治行動中尋求的一種禮法依據和行為幌子。

秦始皇的根本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大一統的，依託於陸地，向海洋拓展的完備的國家版圖。無論是對於內陸江河的重視和開發，還是對於海洋的憧憬和嘗試，都是秦始皇作為一個專制君主做出的政治嘗試。故而與其説我們談論的是秦始皇的神仙觀和求仙訪道的奇聞軼事，不妨説我們在談論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佈局和政治理念。在鬼神問題和海洋問題上，這也是秦始皇和後世帝王最為本質的一點區別，也是應該為所有史學研究者所注意的。

參考文獻

鄒振環.徐福東渡與秦始皇的海洋意識.鄒振環[J].人文雜誌. 2015(01)

[1] 為方便閲讀，本文中所有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材料皆以斜體標註，不再單獨做注。

[2]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也有記載：“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

[3] 這是哲學或者説邏輯學的一種基本觀點：我們只能談及一個存在的事物或者概念。這是笛卡爾一派的基本觀點，“我思故我在”其實就反應了這樣一種理論過程。

[4] 《史記·秦始皇本紀》

[5] 請參看鄒振環《徐福東渡與秦始皇的海洋意識》

[6] 盧生逃亡事件其實涉及了這一問題。但是盧生逃亡的問題並不在於求仙無果，後文會有專門論述。

[7] 其實後文的材料裏出現了很多關於內部河流的問題，這裏只是為了書寫方便。故而這裏以引號和腳註特殊説明，防止讀者誤會。

[8] 這裏的海事活動是一種泛指。實際上亦包含了各種在內陸江河上的大型航行活動。

[9] 出自《荀子·天論》

[10] 前文已有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