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現代中國是“制度創新”的典範_風聞

           哈佛大學博士、香港大學《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特聘教授  、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三家國際國內主要學術期刊的聯合主編、《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許成鋼，曾就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問題發表看法説：【相比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對中國更重要】。

      據許成鋼先生説，【世界上所有能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創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術。強制推行技術創新而不管制度條件，意味着忽略創新中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激勵機制問題。】

        如果他這裏説的，是現代中國的情況，好像是符合事實的：現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確實是伴隨着古今中外都沒有過的【制度創新】現象——既不是古代的傳統制度；也不是上世紀中葉的前蘇聯制度；也不是現代其他國家尤其是被人們當做“普世價值”的西方國家制度，而是依照生產力與經濟發展要求，不斷在實踐中加以改進的獨特製度。

        可是許成鋼先生説的【制度創新】並不是説的這個，而是説的必須按照西方國家的制度改造中國的制度。

        這從他【用市場制度代替計劃經濟，解散人民公社，開放吸引外資，擴大貿易，允許民營經濟大發展，取代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等等。這些“創新”的制度使資源得以大規模地優化重組，大大地減少了落後制度帶來的浪費和低效。從制度層面看，相比改革前的制度，如今中國的制度與發達國家的制度更為相近。】的言論來看，很明確。

        為了證明這就是【制度創新】，他還要進一步解釋説，【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創新”的制度可能並不新。但從中國自身來看，從發展中國家能夠發展的角度來看，與其他轉軌國家相比而言，中國的制度改革能走到這一步的過程、走法，都是創新。】

        可是這裏有兩個問題解釋不通：

        1、創新，顧名思義，應該是創造新的事物；如果只是沿用已有的東西，即使是用相對新的東西代替舊的東西，也應該被稱為是“更新”而不應該被叫做“創新”。比如中國採用國際上的先進科技手段改造生產力，就應該被叫做“科技更新”，而不應該被稱為“科技創新”。因為這個科技事物已經存在，需要的是拿過來，而不需要你的創造了。

        2、就算把別人的“先進制度”拿過來也可以被叫做【制度創新】，那也應該是拿別人獲得了成功的制度過來，並在實踐中取得成功，才符合【制度創新】的含義。可是我們知道的是，實行西方那套制度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社會與經濟成長速度很快的；

        不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了西方國家那套制度以後，沒看見一個發展比中國好的；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實行了他們現在的制度以後，也再也不曾有過快速發展的現象。

        儘管為這套制度辯護的人們可以解釋説，發達國家發展速度放慢的原因，是經濟成長階段規律決定的，不能證明這套制度就是不好的，但是在這套制度下確實沒有比中國發展更快的國家，是沒有疑議的。

        如果【制度創新】並不以社會與經濟發展更快為目的，也不見得會產生經濟與社會快速發展的結果，那我們要了這樣的【制度創新】有什麼意義呢？

        再從人類的歷史事實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從來都是先有了技術創新，實現了生產力進步，從而導致社會資源稀缺性降低以後，才有了新的相對自由的制度出現——原始社會里，如果沒有技術創新導致生產力的進步，人類是走不出原始社會狀態的。

        這個事實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中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邏輯是完全相符合的。

        事實上，現代中國之所以能夠進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與改革開放前通過集中社會資源進行生產力建設，實現生產力的進步是密不可分的。印度因為沒有在他們的計劃經濟時期做好生產力進步的工作，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後，經濟與社會發展速度遠不如中國，就是明顯的例證。

        而菲律賓這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亞洲第二經濟繁榮國，之所以如今會成為亞洲窮國，原因不在於他沒有實行西方國家的那套制度，而在於他的生產力進步長期處於停滯狀態。而生產力進步停滯的原因，就是因為技術創新——準確的説應該是科技更新——沒有取得應有的成果。

        當然，從上層建築會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生產關係會反作用於生產力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中的這個邏輯來分析，也可以説，菲律賓與印度正是因為實行了西方的制度，才使得科技進步速度緩慢，從而生產力進步與經濟、社會發展速度沒辦法快速起來。而中國恰好是真正成功進行了【制度創新】，才有了現代中國這幾十年的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

        所以，我倒也並不反對許成鋼先生説的【相對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對中國更重要】這個命題。只不過，他的這個命題在邏輯上與事實上，更重要的，是在他提出命題的動機上，是違背客觀事實與邏輯要求的，也就是錯誤的。

        許成鋼先生應該明白的是：現代中國才是當今世上“制度創新”的成功典範：中國的制度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速度也是古今中外最快、持續時間最長的。

        許成鋼先生當然不會同意，他説了：【今天，中國經濟面臨嚴重挑戰，其中尚待改革的落後制度是造成問題的根源。不改革這些制度，以行政方式大規模推動創新，不僅不會如願以償，而且可能導致很高的風險】。

         可是，今天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不是中國，而是其他尤其是西方國家。因為;

        1、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依然是西方國家即使在黃金時期也難以達到的速度；

        2、今天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原因，主要的不在內部，而在於外部市場的萎縮；

        3、外部市場萎縮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西方國家的經濟萎靡，導致市場有效需求不足；

        4、西方國家經濟萎靡的原因就在於他們的生產力進步停滯，從而導致經濟競爭能力下降；

        5、生產力進步停滯的原因就在於技術創新的停滯；

        6、要解決西方國家經濟與生產力進步的問題，需要的正好是【制度創新】，而西方國家沒有辦法做到。

        綜上所述，從現象上分析，一直在根據生產力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進行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造的中國，目前困難的原因在外部的市場環境。當然要應付外部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難，中國能夠做的，依然只有通過自身改造，以適應新環境的要求。而真正迫切需要進行【制度創新】的國家，恰好更應該是中國以外的國家，其中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

         凡是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不滿的人，都要求中國按照西方國家的經濟社會制度進行體制改造。一些學者們還將這個要求美其名曰“制度創新”。

        我在上面的分析中，用事實與邏輯證明了，“制度創新”不應該以已經存在了的西方國家那套制度為改造目標。別説西方國家那套制度實行的效果不好，就是那套制度實行的效果好，我們按照他的模式改造，也不能叫“制度創新”。充其量可以叫“制度更新”。

        下面再進一步分析，“制度創新”必須以打破意識形態禁錮為前提：

        社會制度是根據社會的意識形態要求建立的。社會的意識形態則是在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基礎上形成的。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則是從他的客觀環境與主觀條件出發，按照邊際效用原理，對於世界的主觀判斷的結果。從宏觀上分析，社會總體價值觀的變化，決定於生產力的變化。

        也就是説，社會制度的形成，説到底決定於生產力的狀況。當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的時候，任何人類羣體都只好在原始社會狀態下生活。在那樣的生產力水平環境下，人們不可能有經濟社會才有的財富觀念。因為在那樣的環境下，只有將資源進行平均分配，才能夠儘可能避免人口的減少。而人口的增長是那個時期部落間競爭的根本手段。

        但是制度對與生產力進步的反作用也是很明顯的。中國這幾十年來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伴隨的就是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對經濟與社會制度的不斷改造。在這個改造過程中，不斷地衝破原有意識形態的禁錮，是中國進行“制度創新”的必須條件。

        即使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也是與前蘇聯的意識形態要求不一致的。在社會資源管理上的地方分權制，以及農村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自留地形式，都是中國在那個時代不唯意識形態，根據實際情況需要，進行對制度進行必要改造的表現。儘管那個時候中國理論領域的意識形態現象極為嚴重。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白貓黑貓口號的提出，給了人們徹底摒棄意識形態禁錮，一切從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對經濟與社會體制進行“制度創新”的最大精神振奮。

        順帶説説，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也是衝破前蘇聯意識形態禁錮的一種社會形式。儘管人們都看到了這個形式造成的嚴重負面後果，這個行為的同樣極為明顯正面作用，卻沒有被多少人認識到。

       簡單地説， 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就不會有後來的改革開放。

        美國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曾任克林頓第二屆政府的遠東助理國務卿，亦即美國政府的亞洲事務最高官員。在她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中指出，中國改革和蘇聯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中國的改革事實上是在解放初期奠定的“分權化”的軌道上進行的，而這是蘇聯無法仿效的。

        她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確實對當時的中國造成了破壞，但這種破壞同時是“創造性破壞”，就是破壞了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創造了中國經濟體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權，而是高度“地方分權“的經濟結構。】

        她沒有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是衝破前蘇聯意識形態禁錮的行為，更是對傳統官僚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為繼任者在政治舞台上獲得了一個比較輕鬆的權力環境。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能夠成功的最關鍵因素。否則是不可能喊出白貓黑貓口號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推出三個世界理論，放棄原有的國際政治意識形態，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開展了初步的接觸與合作，為後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解除封鎖開放市場做好了鋪墊，也是改革開放能夠成功的必要條件：經濟發展一靠生產力進步；二靠市場有效需求擴大。沒有外部市場的擴大，經濟是發展不起來的。

      中國社會至今依然在理論領域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在制度操作過程中，卻不斷把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拿來使用，也就是説，中國在制度操作層面，一直在衝破意識形態的禁錮。這就是中國“制度創新”能夠不斷獲得成功的原因。

        可是今天的西方國家在面臨經濟與社會發展出現長時期嚴重停滯局面的時候，仍然在堅持他們的“普世價值”觀念，無法衝破既有意識形態的禁錮，於是我們看到他們的制度沒辦法得到實質性的改造。不但如此，他們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傳播者們，還在企圖把這個意識形態，變成禁錮中國人民的思維的枷鎖。

        一方面，自己的思想被特定的意識形態禁錮住了而不自知，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國按照他們被意識形態禁錮住了的思維方式進行“制度創新”。這就是中國一大批公共知識分子們的思維誤區所在。社會如果被他們的錯誤忽悠了，“制度創新”就會成為欺騙人的口號，與導致社會倒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