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早在特朗普上任前很久，美國就已對中東説再見_風聞

最近，特朗普又講了很多反覆無常的話。

高喊中美貿易摩擦就先不去説它了，比如説敍利亞，比如説TPP。也難怪乎，連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都“嫌棄”特朗普“喜怒無常，第二天可能會説些不同的話。” 

但無論如何，最近這一段時間來，美英等歐美國家確實給俄羅斯製造了不少麻煩和壓力。

集體互驅外交官風波尚未平息，美國又擺出一副“打服”俄羅斯的態度。特朗普11日氣勢洶洶地警告俄羅斯“準備”迎接美國的導彈襲擊，但12日又似乎收回自己前一天的話，“耍賴皮”地表示：是説要打啊，但沒説什麼時候打啊。

但，美國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上明確表示，“在向敍利亞發動軍事打擊的事情上，我方還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馬蒂斯稱，美國關心的是確保任何打擊行動儘量避免無辜平民死亡。“在戰略層面上，這是我們避免事件升級失控的方式，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

他認為，國際社會有非軍事選項，“在外交、經濟和軍事上，有很多方法可以回應違反化學武器公約的行為，若結合在一起，這些方法代表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必須做的事……依照國際準則和國際法。”

美國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

現任職於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五角大樓前官員馬拉•卡林(Mara Karlin)針對特朗普政府最近的一系列外交舉動表示，“我不會低估朝鮮對中東所有問題的拖累作用。華盛頓方面一次只能好好對付一場外交政策危機。” 目前，特朗普政府仍在斟酌如何回應據稱導致40多人死亡的化學武器襲擊事件。

此外，這次美俄在敍利亞問題上的緊張局勢，甚至讓現年87歲、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出來講話，“我為此感到非常驚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局勢並沒有像現在這麼糟糕，我對世界領導人們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我們看到他們並沒有能力來運用好外交機制。當今的國際政治已經轉變為互相指責、制裁甚至是軍事打擊。”

“由於俄羅斯和美國正處於當前危機的緊要關頭，因此兩國的領導人必須會面。他們需要做出讓步，並且在有外長和防長的情況下展開一到兩天的嚴肅談判。”   

由於當前缺乏外交進展，戈爾巴喬夫擔憂美俄會發生軍事衝突，“我確信沒有人想要戰爭，但是當前的緊張氣氛可能會導致更大的麻煩”，大國間當前的分歧升級是由於“普通人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威脅”。

戈爾巴喬夫

然而，《金融時報》卻刊發文章對特朗普政府對敍利亞的態度感到“不屑”，認為其實美國早就和中東説再見了。

不過，讀完《金融時報》的這篇文章，除了看到美國在中東的失意外，也看到了西方國家對美國逐漸“退出”世界事務、或對世界趨勢的無力充滿失落和焦慮。

文章稱，如果你想瞥一眼“後美國世界”，就看看敍利亞吧。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表示，“現在讓其他人來管敍利亞吧。”在上週的疑似化學武器攻擊事件後，他也許短暫改變了主意。但他的骰子已擲出去了。

六年前，他的前任奧巴馬錶示，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必須下台，但如今阿薩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安全。敍利亞的未來將由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來決定，俄羅斯和伊朗想讓這位敍利亞總統繼續掌權。無論特朗普如何看待這個地區——在極少數情況下，他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他的想法都很可能在下週發生變化。即使如特朗普11日在推特上所説的那樣，美國的導彈“又好又新又‘聰明’”，美國脱離中東的趨勢仍將重新開始。

文章提出，特朗普是美國全球疲勞的症狀，而非根源。美國在中東的關鍵轉折點出現在本世紀初的兩個時刻。

**第一個是，比爾•克林頓嘗試撮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達成協議但未成功。**如果達成協議，它將會消除阿拉伯人對美國的最大抱怨——以及該地區各國在國內實施壓制的最有力藉口。在特朗普表示要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之前，他大概從沒想過可以像變戲法一樣撮合兩國達成協議。當然，現在這樣的想法看起來就是個笑話。

**第二個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自那以來，美國的政策一直扭曲。敍利亞是它最血腥的產物。公平地説，特朗普對此幾乎沒有任何責任。美國在小布什領導下做出的解散伊拉克軍隊和解僱薩達姆•侯賽因的政府工作人員的決定，給“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打下了基礎。奧巴馬在2011年做出從伊拉克撤軍的決定，給ISIS留下了可乘之機；他在2013年決定不針對阿薩德使用化學武器執行“紅線”政策，給了俄羅斯出手干預的機會。俄羅斯總統普京填補了這一空缺。自那以來，美國一直是敍利亞局勢中的邊緣國家。美國再發射一波導彈幾乎不會改變什麼。

文章認為，**每一個錯誤都源於一個更早的錯誤。奧巴馬希望摒棄小布什把戰爭作為首選手段的做法，特朗普想要抹去奧巴馬所做的一切，結果是，美國再也不知道該扮演什麼角色。美國在中東地區既不支持推進民主，也不反對。特朗普是美國失去興趣的一個縮影。**該地區局勢的參與國——甚至以色列——都在其他地方尋找可以填補空白的對象，這應該不足為奇。過去幾年裏，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在莫斯科的時間越來越多。

儘管特朗普對於接手的這個爛攤子並無過錯，但他把它變得更糟了。他在競選時贊成三個具體的中東政策。第一個是解決巴以問題，這是出於他對“交易的藝術”的自大，而不是對可能性的把握。他認為，他能在別人失敗的地方獲勝。第二個是退出奧巴馬達成的伊朗核協議，稱其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協議”，此事可能會在下個月變成現實。特朗普的新任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甚至比他的老闆更強烈反對這項協議。第三個是“根除ISIS”，然後撤出敍利亞。

特朗普的每一個目標都是為了在國內博得掌聲，但他們忽視了一個目標對另一個目標的影響。他不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如果將剩餘美軍撤出敍利亞會使得伊朗在敍利亞和其他地區獲得完全的行事自由，這直接違背了特朗普遏制伊朗的目標。另外，這還將導致以色列對敍利亞境內受伊朗支持的部隊發動更多攻擊，進一步加劇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緊張局勢。這反過來又會使本來就在降低的推進巴以兩國和平進程的可能性變得更渺茫。同樣，把勝利讓給阿薩德，或許將加速ISIS或其他極端組織——如基地組織(al-Qaeda)——在權利被剝奪的遜尼派中復活。

最後，文章擔憂地稱，以上都是特朗普的行動將帶來的非故意、但可預見的後果。中東以外地區也將感受到這些後果。在特朗普打算撕毀伊朗核協議時，朝鮮為什麼要與他達成核協議？一旦敍利亞政府重獲控制權，遜尼派會向誰求助？會讓ISIS招募新成員變得容易多少？俄羅斯能以多快的速度把其在中東日益擴大的存在轉化為在中東以外的更大影響力?

這類問題沒有被特朗普納入考量範圍，他的共鳴板是朝向國內的。美國公眾已對在中東做任何有風險的事情失去了興趣，早在特朗普上任很久之前就已經是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