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關係在“文革”十年拐彎_風聞

第三節 三次既鬥爭又默契高潮

休慼相關與相去甚遠

海峽兩岸之爭，非爭一城一池，它是一國內部兩個敵對階級的殊死搏鬥，是根本的政權之爭，雙方不共戴天，又都只承認一箇中國，這便是問題的全部。因此，海峽兩岸鬥爭這種你死我活，又不能不有所顧忌的鬥爭性質，始終貫穿於“文革”十年的全過程。而“台獨”恃有靠山作亂，外敵亦趁機渾水摸魚，使得這一時期海峽兩岸還曾出現過三次既鬥爭又默契高潮。

一、維護一箇中國

1.粉碎“兩個中國”陰謀

中國只是發生了革命，而不是分裂為兩個國家。可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總是千方百計試圖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蔣家王朝還在逃台途中，美國就開始蓄謀。但是，“西方關於‘兩個中國’的概念實際上受到毛澤東到蔣介石的每一箇中國人的譴責。”

隨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國外交的空前活躍，聯合國內要求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蔣介石集團的呼聲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西方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企圖，也更加緊鑼密鼓，於是正處在你死我活作外交總決戰的海峽兩岸，這一時期亦表現出了驚人的默契，無論是來自何種背景的“兩個中國”的提議，兩岸都口誅筆伐，同聲譴責。1966年11月23、25日，我國《人民日報》連續發文：《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是妄圖永久霸佔中國領土台灣》《‘兩個中國’的陰謀必定破產》《加外長公開鼓吹‘兩個中國’方案》；同樣，台灣《中央日報》11月23日和24日也分別發表文章：《俄對牽匪案並不熱心支持，匪報指六國提案系美國在幕後主使》《堅決反對為‘兩個中國’鋪路》《反對意大利等六國提案》。值得指出的是，台灣當局通過報道中共指責美國幕後主使，譴責了美國策劃“兩個中國”的企圖。在涉及到民族利益、中國主權的問題上，兩岸都小心翼翼，避免授人以柄，決不給外人以空子鑽。這種默契配合到七十年代初，雙方越短兵相接，表現得越明顯。在當時，比起中共的堅決態度來，台灣當局的態度更為關鍵。“堅持一箇中國”是國民黨能夠苟延殘喘的根本，如果在這個立場上後退，那麼它“立足”的最後一點“依據”也沒有了。台灣當局還想“反攻復國”，因而它反對“兩個中國”是真的。它甚至還抗議他國與蒙古建立外交關係，前“駐美大使”葉公超支持蒙古加入聯合國，被蔣介石立即召回，從此再也不讓其擔任任何實際工作。“身為監察委員的曹德宜，竟倡言放棄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國策……本黨已決定開除了他的黨籍……唯獨國人亦附和‘兩個中國’之謬説，那真是國家民族的罪人，革命隊伍的敗類了。”台灣《中央日報》社論又宣判了一位主張“兩個中國”的國民黨高官的政治死刑。30 周恩來説：“蔣介石反對所謂兩個中國，亦反對一箇中國一個獨立的台灣實體。過去，我們同蔣介石聯合過，後來我們反對他，但在這一個問題上我們有共同點。只能有一箇中國。”31 這是確切的。

2.國共雙方不共戴天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箇中國的立場，然而出發點卻大相徑庭。1971年8月4日新華社斥美國國務卿羅潔斯的聲明和8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聲明指出：“羅潔斯口口聲聲説的什麼‘過去遺留下來的東西’，指的就是中國人民早已唾棄的蔣介石集團，這正是美帝國主義用武裝力量霸佔了我國的台灣省和台灣海峽所一手製造出來的。”“只要在聯合國裏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地位未定’或其類似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堅決不同聯合國發生任何聯繫。中國政府的這一嚴正立場是不可動搖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用任何形式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之類的陰謀，都永遠不可能得逞。必須把蔣介石集團從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必須完全恢復。”而1971年9月台灣“外交部長”會見羅潔斯時則指出：“所謂‘兩個中國’方案，是匪夷所思。”“我對於任何‘兩個中國’的安排，與任何排我納匪的詭計，自始至終堅決反對，予以徹底粉碎，在過去是如此，在共匪未滅、大陸尚未光復之時，亦必然是如此。”32 這是國民黨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

可見，海峽兩岸雖異口同聲譴責“兩個中國”陰謀，然口誅筆伐，皆以對方為靶。台灣當局反對“兩個中國”，阻止中國入會；中共反對“兩個中國”，台灣當局必須滾出來。對台灣當局是“漢賊不兩立”，在中共則是台灣地位遠比聯合國席位重要。這裏是排他的，不可兼容的。所以，反對“兩個中國”就是反對對方的存在，也就是要置對方於死地，一切鬥爭，無論是戰略還是策略，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皆以此為準。

下面兩個例子頗能幫助我們理解海峽兩岸這種在反對“兩個中國”和矢志反對對方上的位階選擇。1971年4月，我國射箭協會鄭重申明退出國際射箭聯合會，乃在譴責國際射聯接納台灣代表，製造“兩個中國”，這一時期台灣當局不斷宣佈與他國“斷交”，也為反對他國承認中共，不搞“兩個中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曾向周恩來提供了一份邀請中方訪美名單，毛澤東對周恩來説：“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們怎麼去？公報是發表了，路還長啦！我或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33 同年9月，台日“斷交”，與一個重要的大國沒有“官方關係”，台灣當局便退卻了，在日本開設辦事處，搞起實質外交來。因此，可以説，海峽兩岸有你無我、你進我出、你死我活這種“零和定律”似的博弈，構成了雙方鬥爭的主調和基點。

二、反對分裂國土

1.“台獨”孽子同聲喊打

“文革”時期，台海兩岸國共雙方劍拔弩張，“台獨”主張又猖獗起來。“台獨”活動發端於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時，前日本駐台總督安藤利吉策動誘惑少數台籍人士，企圖阻止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實現台灣“獨立”。由於國民黨當局嚴厲查辦，一批“台獨”份子被捕入獄，島內“台獨”從此一蹶不振。但日本少數軍國主義份子對台灣一直懷有野心，而美國出於全球戰略考慮，一方面極力為台灣國民黨政權輸血打氣，遏制所謂的共產主義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方面也以“台獨”牽制台灣國民黨當局，企圖永久分裂台灣。對於美日策劃“台灣獨立”陰謀，海峽兩岸始終予以堅決揭露和嚴厲痛擊，致使“台獨”成了“過街老鼠”。

然而，六十年代初，海外“台獨”活動中心開始由日本向美國轉移。1970年，“台獨”教父彭明敏在美國情報局策劃協助下潛離台灣轉赴美國，海外“台獨”活動又甚囂塵上。同年，海外各地“台獨”組織即在紐約成立“全球枱灣人爭取獨立聯盟”，並在加拿大、歐洲、南美、日本等地設分部，宣揚“台獨”主張，以推翻國民黨政權、防止中共武力解放台灣、建立台灣“自由獨立國家”為其戰略目標，到處製造恐怖事件。他們先後爆炸“中央日報社”“聯合報社”，在美國集會、遊行、示威，1970年4月，還在紐約製造刺殺蔣經國未遂事件。

面對“台獨”份子又一輪興風作浪和國際惡勢力的推波助瀾，國共兩黨再一次相互聲援，同討共誅。中共尤其對美日嚴加提防，周恩來多次對來訪的美國人指出：“事情已經起了一些轉變，在這期間某國已經開始孕育了野心，這是相當明顯的。”34 時值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我國抓住此事不放，毫不留情地揭露美日覬覦台灣的野心。周恩來在另一場合對來訪的美國人説道：“我們堅決反對所謂‘台灣獨立運動’，因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除此之外，‘台灣獨立運動’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運動，這是一個特別的運動，是由外國勢力在幕後策動的，他們有一個領袖叫彭明敏，本來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後來回到台灣當教授，現在他又到美國去了，他們還有人在日本，他們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35 這樣，通過不斷提醒美日，從而表明中國對此事的嚴重關注。不僅如此，當1971年“台獨”份子在美國大肆進行針對台灣國民黨當局“外交人員”的示威、遊行、集會時，《人民日報》還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態度鮮明，措辭嚴厲：《‘台獨’份子在紐約演出‘示威’醜劇》《日本妄圖染指我台灣省，美日反動派加緊策劃台灣獨立》《‘台獨’份子又在上演‘示威’醜劇》。其時，國共交鋒已到白熱化，但中共愛憎分明，對“台獨”份子的怒斥擲地有聲。

反對“台獨”，台灣當局可以説處在前沿陣地。國民黨視“台獨”為非法，禁止他們的活動，搗毀他們的場所，對“台獨”份子嚴刑重處，對美日分裂中國的輿論進行堅決駁斥。1971年3月，台灣當局逮捕並驅逐了和“台獨”份子有聯繫的美國傳教土；1972年3月，將鼓吹“台灣自決”的基督教長老會所屬的台灣神學院代院長丹尼爾·比裏驅逐出境。對“台獨”份子也施加影響，除對少數“台獨”頭目通緝、對個別“台獨”組織宣佈為叛亂組織外，對其餘組織及成員均採取安撫招降手段，促使其“台獨”臨時政府垮台。同時，在具體政策上也採取了一些措施，1971年7月20日，台灣當局“內政部”決定：“凡是現住在台灣地區人口，不論何時來台，均應在户口籍簿上增加祖籍一欄。”36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解凍，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台灣國民黨當局和“台獨”都受到重創，於是“台獨”份子趁台灣當局“外交”孤立、“創鉅痛深”之機，又溜回島內，鼓吹“住民自決”“台灣自保”。台灣當局在萬分窘迫的境地下，仍堅持統一立場，通過領導人表態、講話震懾“台獨”份子，呼籲羣眾反對“台獨”暴力行為，發動官員、“民意代表”撰文批判“台獨”思想，發動海外學者指陳“台獨”勢力在海外的醜行。37 報紙、電台還加強對祖國曆史、文化、物產、地理等等的介紹，鄉土文學、愛國主義文學因之興起，民眾鄉愁情緒日濃。正是由於兩岸同聲喊打，決不姑息，才使得這一時期的“台獨”勢力難有所為。

2.你死我活敵人亦敵

然而，台灣當局對中共恨之入骨。它雖然視“台獨”為心腹之患，但卻將其與中共相提並論，同罵為漢奸賣國賊，甚至認為“台獨”得到中共支持，説“今天海外幾個人所搞的‘台獨’，就等於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民主同盟’，兩者同為共黨用以奪取政權的最佳工具。”38 按照台灣當局的邏輯，“台獨”尚可爭取，猶中共不共戴天。於是，報紙上不時宣傳某“台獨”份子“受總統感召，返國參加反共復國大業。”早期的“台獨”頭目廖文毅招降回台被聘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中期的辜寬敏、邱永漢等也紛紛加入台灣統治集團，與蔣家勢力合流。

中共一貫堅決反對“台灣獨立”，但是也認為：“只有台灣人與大陸人一起聯合起來打到蔣集團，才是正本清源之道。”39 任何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想法，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陰謀，就是一種無根的幻想，幻想以省籍矛盾來割裂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這不是從本質上來看問題，把統治階級與被壓迫人民之間的矛盾看作是省籍矛盾，是膚淺的、錯誤的，蔣集團絕不能代表大陸人民，而是大陸人民的死敵，所以必須推翻蔣介石集團的統治。中共從這一原則出發，因此主張對“台獨”份子和受“台獨”思想影響的台灣同胞區別對待，採取同他們商量，以理論打破其主張的態度，除非首惡份子，如有意回祖國參觀的，可予以考慮，增強他們對祖國的向心力。由此看來，台灣國民黨當局反“台獨”為了保住蔣家政權，而中共的“正本清源之道”在打到蔣集團。國共宿敵，大異其趣。

三、烽煙中的默契

1.萬里疆濤賴情天

六七十年代，海峽兩岸外交決戰，孽子謀反，外敵又虎視眈眈，先是美日交易我釣魚台列島，繼之，南海周邊小國又蠢蠢欲動。

釣魚島是台灣東北方無人居住的資源很豐富的8個小島的統稱，主權屬於中國，本無爭議。1968年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將東海、黃海、渤海等大陸架地層可能藴有石油的勘察結果公佈以後，日本政府便迫不及待地拋出對釣魚島羣島享有主權的宣言。1970年8月12日，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宣稱：“釣魚台列島是琉球羣島一部分”，“美國政府決定歸還日本”。9月10日，日本外相愛知揆一在眾議院發言稱：“尖閣羣島（即釣魚台羣島）屬於日本，關於其領土主權，是不同任何政府討論的問題。”

在列強交易，肆行詐騙關頭，海峽兩岸義不容辭，再一次同仇敵愾。1970年8月15日，國民黨“監察院”會議即通過決議請“政府”對日本所提無理要求堅守立場，嚴予駁斥。台灣“外交部”也一再發表聲明指“釣魚台島嶼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40 不滿美國擅自將琉球羣島交予日本，並堅決反對美日間轉移釣魚台列島。我國政府更是一開始即表明了堅決的態度，《人民日報》發表《絕不允許美日反動派掠奪我國海底資源》的評論員文章，嚴正指出：“台灣島及其所屬島嶼，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決不允許他人染指。”美日兩國的挑釁激起了海內外所有中華兒女的極大憤慨,隨即爆發了一場以留美中國台灣學生為主力的波及英國、香港的“保釣運動”。1971年4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美國支持日本政府對釣魚島領土要求。次日，台灣“外交部”對此發表談話，反對美國將這些島嶼交予日本。與此同時，“保釣運動”進入高潮。美、日政府置中國人民要求於不顧，竟於6月17日簽訂歸還衝繩協定。同日，台灣“外交部”發表聲明稱：不能接受美、日歸還衝繩協定。我國此時由於與美、日沒有外交關係，不能採取外交行動。但是我國的揭露、抗議之聲最為有力，指名道姓，剝盡畫皮。如：《日本佐藤反動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加緊推行侵吞我釣魚島等島嶼罪惡計劃》《佐藤政府玩弄妄圖侵吞我釣魚島新花招》《中曾根叫囂要把我國領土釣魚島划進‘日本的防衞網內’》《骯髒的交易，無恥的騙局》。41 12月31日，我國外交部重申沖繩歸還協定釣魚島嶼劃入“歸還區域”完全是非法的。1972年5月13日，留美中國學生千餘人再次在華盛頓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美、日政府行徑。儘管“保釣運動”終究沒有取得實質性勝利，然而它卻再一次顯示了中國人民團結禦侮的民族傳統和愛國精神，許多有識之士看到只有中國統一才能真正強大、領土主權才有根本保障，於是“保釣運動”隨後步入“統一運動”。

緊接着“保釣運動”，海峽兩岸又同時面對東南亞幾個小國對我南海諸島的覬覦蠶食。南沙羣島同釣魚島列島一樣，歷來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七十年代，能源危機衝擊世界，世界各國加緊了能源的開發和爭奪，中國南海豐富的石油和海底礦藏使不少國家垂涎，南海沿岸幾個國家對南海諸島的野心因而更加膨脹，中國南海諸島，特別是南沙羣島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挑戰，但是兩岸以不同的方式再一次回擊了這些挑戰。

1973年9月，南越阮文紹政府將我國南沙羣島中的南威島、太平島等島嶼劃歸越南福綏省管轄。1974年1月18日，台灣當局發表正式聲明：“南沙羣島及西沙羣島為中國固有領土，其主權不容置疑。”但是聲明未能阻止南越對南沙諸島的侵略，我國政府的抗議也被南越置之不理。於是，1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嚴懲了入侵西沙羣島的西貢越軍，重新收復了西沙羣島。1月20日，我外交部又發表聲明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沙羣島同其他南海諸島一樣，已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所正式接收。”42 南越在西沙的侵略失敗後，轉而對南沙羣島下手，1974年2月連續在南沙的南小島及其附近七個島嶼登陸。2月4日台灣當局正式向南越提出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提出抗議，申明在必要時中國政府會像在西沙羣島那樣採取自衞行動。由於我們離南沙太遠，沒有現存島礁可供守衞，南沙羣島又住有國民黨軍隊，為避免不必要的國共衝突，致使外敵坐收漁人之利，因而沒有派軍隊到南沙，但台灣當局鑑於形勢緊張，派遣了四艘軍艦進入南沙羣島水域，以加強那裏的防衞力量。這時只要細心一點，便可證實我們先前的觀點：中共此時正在展開的和談攻勢是有微妙效果的。中國不顧越南在蘇聯操縱下正離心親蘇，毅然出擊南越，實際上是在民族立場上大前進一步，且聲明中一再提到“這是所有中國人都承認了的。”台灣當局比起在“釣運”基礎上也前進了一步。1974年2月18日《中央日報》社論儘管提到南越與台灣是“反共盟國”，但卻同時表示：“凡關主權與領土問題，乃立國之本，決無退縮回避之餘地，”“任何人要侵略我疆界，犯我主權，我軍隊將以血戰到底的決心，為民族榮譽而戰，與國土共存亡。”尤其是社論還強調：“至於毛共之盤踞西沙，乃是我們的內政問題。”這裏不僅沒有用慣常的“共匪”字眼，換用“毛共”代指大陸，而且主動把海峽兩岸關於南海諸島的不同要求視為“內政問題”，這對台灣當局來説非同尋常。我國過去從東海到南海要繞過台灣海峽，西沙之戰時，“成都”“昆明”“貴陽”“衡陽”號艦試圖穿過海峽，台灣“國防部”急報正在陽明山養病的蔣介石，蔣氏在病中也密切注視着西沙之戰，説：“西沙戰事緊啦。”43 於是台灣“國防部”心領神會，沒有發難不説，還打開探照燈引航，使我艦艇順利通過。這些亦再次説明海峽兩岸在關係國家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是能夠保持一種默契的。

2.行舟逆水還恨海

可是，我們仍然不能低估了國民黨在仇共反共的道路上走得多麼固執。

“保釣運動”中，台灣當局就扮演得不太光彩。適逢聯合國“代表權”危機的台灣當局唯恐日本立場改變影響席次，“因此，僅止於‘聲明’對抗日本行動”，對已經發動起來的學生運動，國民黨當局沒有料到“事態的嚴重性，”也給予了諸多牽制。正因為心中有鬼，不能採取有力措施，使海外學人大失所望，也使得國民黨當局多年苦心經營的“海外工作幾乎全面崩潰”。1971年11月28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共匪‘釣運’陰謀敗露——知識分子及早警覺》還誣稱：“記得去秋‘釣運’發生之初，我們因見其利用愛國青年的純正熱情，在知識分子羣眾中實行‘拉打’、‘轉化’、並進而促進‘質變’的卑鄙操縱勾當，正與抗戰之前共匪在大路上所策動的抗日‘學運’如出一轍，因此我們一再為文提醒留學生勿蹈覆轍。”

在南海風雲中，台灣當局對所謂的“反共盟邦”南越、菲律賓等侵略行徑，也多采取了容忍態度，不僅沒有采取自衞行動，而且當時南越實際上行將壽終正寢（一年後，北越就解放了南越），台灣國民黨當局惺惺惜惺惺，還在供應它軍用物資。

中國人民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卑劣行為自然也表示了極度的鄙視。1971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國領土主權不容侵犯》一文指出：“在侵吞我國領土的這一國際陰謀中，蔣介石匪幫扮演着一個可恥的角色。這一夥已被中國人民唾棄的政治殭屍，無恥地出賣我國的領土主權和資源，他們一方面不得不表示‘不能同意’釣魚島列嶼屬於日本，另一方面則繼續策劃勾結日、樸，‘合作開發’這個地區的海底資源，並且對日本的橫蠻行徑，低聲下氣，奴顏婢膝，以換取日本的支持，中國人民決不饒恕蔣介石匪幫的賣國罪行。”1974年4月4日我國代表在亞洲及遠東經委會會議上發言重申：“台灣蔣介石集團同任何國家、任何國際組織或外國公私企業簽訂的一切有關勘察和開發我國海底資源的協議和合同，統統都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政府概不承認……眾所周知，蔣介石集團是一小撮民族敗類，早已為中國人民所唾棄。”

綜合上述情況可以看出，海峽兩岸既休慼與共，又相去甚遠。幸運的是，“文革”十年失去了機會，也提供了機會，兩岸關係在這裏得到了全面檢驗。蔣介石以“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相募招，處處顯示與中共不可迴旋。中共雖不以台灣當局為對手，但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指示，這一時期也最充分、最集中地體現了出來。兩岸關係可以説窒息到極點。然而正是這一切，使得這一時期海峽兩岸的三次默契配合顯得更為難得。儘管國共雙方在階級鬥爭上不可調和，但從三次小合作中，我們分明能夠隱約地感到那冰點下奔突的濃似血水般的民族親情的熱流。

第四節 啓示與影響

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

“文革”十年的海峽兩岸關係，對峙僵持，仇隙與默契都發揮到極點，這在國共關係史上非常獨特，在世界各國政黨關係中也非常鮮見。它給我們的啓示是深刻的，對祖國統一大業的影響是深遠的。      一、 深刻的啓示

1.海峽兩岸對祖國統一無時或忘，“因而總會找到一個方法”

中共“文革”時期不以台灣當局為對手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則一直對敵人很重視。毛澤東説台灣問題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國同美帝國主義鬥爭的原則立場。44 中美一百多次大使級會談都是在台灣問題上觸礁，可見其在中共心中的位置。1972年尼克松訪華簽訂《上海公報》前夕，毛澤東還告訴周恩來：“任何要修改台灣部份的企圖都會影響到明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45 而且我們發現，“文革”儘管無暇顧及台灣，《人民日報》仍幾乎平均每月有一篇關於台灣方面的報道，雖然是揭露美蔣的黑暗統治，卻不難看出中共的細心。可以説“文革”對內極“左”，對台灣問題卻留有相當大的餘地，毛澤東、周恩來直接把握着方向，因此在政策上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具有相當的連續性。毛澤東指示、由周恩來親自開列的受到保護的十幾位名人幾乎都是在國民黨中有重要影響的人物；1971年，蔣介石北伐時期的夫人陳潔茹在香港病逝，周恩來即迅速指示上海方面讓蔣瑤光（蔣陳的養女）赴港奔喪，陳逝前一直是上海盧灣區政協委員；46  “文革”各地文物古蹟受到嚴重破壞，然奉化墓廬依然，溪口花草無恙，蔣氏故里免受衝擊；1972年形勢稍有好轉，周恩來就責成有關部門查找歸還了蔣介石夫婦贈送給杜聿明夫婦的銅牀。作為為政者，國民黨當局不能不清楚“文革”主要是中共的內政，在極度混亂的情況下，中共所能作的一切，不能不引起對方的思量，它從另一發面傳達了中共的決心和殷殷期待。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對陳立夫後期的主動行動便不感到費解。

同時，蔣介石日復一日宣稱“反共復國”雖不自量力，但要實現祖國統一的願望是真實的。這不僅體現在一般的黨章、“憲法”、文告、講話裏，而且從整個輿論導向都可以看出這種情緒。比如報上就有這樣的通訊報道：“百歲人瑞蘇陳笑，子孫有多少算也算不清，老年發宏願到大陸看看。”國民黨無時或忘迴歸大陸，官方是這麼灌輸的，民眾也是這樣想的。台灣當局始終反對“兩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主張，也始終沒有單方面參加過東南亞幾個小國舉行的關於南海諸島問題的會議，認為是不能談的。正是由於有這些原因，兩岸之間才有可能始終保持某種默契。周恩來説：“過去，我們同蔣介石聯合過，後來我們反對他，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共同點，只能有一箇中國。因而總會找到一個辦法。”47

2.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從十年“文革”海峽兩岸關係窺管，我們再一次領會到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的道理。兩岸成仇，互為犄角，很顯然地不僅牽制了對方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且也貽誤了自己的發展和進步。“文革”搞階級鬥爭為綱，造成全民族大災難，難道就沒有與海峽彼岸活生生的階級敵人天天叫囂“反共復國”有關嗎？台灣當局時刻膽顫心驚，求日本靠美國，難道能有健全的發展嗎？我們相互視若仇讎，外敵卻騎牆竊笑，結果不但美日交易釣魚台羣島，而且東南亞小國也敢哄搶南海大小島嶼。而相反，我們發出同一個聲音，築起新的長城，則是另一幅情形，不僅東南亞小國噤若寒蟬，而且美日也不能把我們怎麼樣，“兩個中國”陰謀不過枉費心機，“台獨”勢力也只有向隅而泣。因此我們應當吸取經驗接受教訓，這同時也是為兩黨幾十年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歷史一再證明了的。

3.國民黨反共泥潭陷得太深是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

國民黨雖然堅持民族主義，堅持一箇中國，但不言而喻，與中共主張的一箇中國南轅北轍。“江山如畫，枕戈待旦”，這是台灣《中央日報》常出現的專欄標題，也許這能完整地反映國民黨的全部想法，它的統一祖國是以“光復”為前提的。蔣氏至死不渝統一中國，為此他要“矢志消滅中共政權”，這就是台灣國民黨當局宣揚的“反共必須愛國，愛國必須反共”。國民黨始終以正統、法統自居，非這樣不能生存，因而舉起“統一”這面大旗同時也成了與中共鬥爭的一種手段。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消滅了，一些階級勝利了，這就是歷史。國民黨“卧薪嚐膽”，“不忘在莒”，封建歷史包袱厚重，作為失敗者，偏執不悟，骨子裏浸透了“防敵勝於防寇”的反動毒素，甚至國民黨當局“反共抗俄”，因中蘇之爭，國民黨當局更譏中共；1971年印巴戰爭，因中巴接近，國民黨當局便偏印度，並不考慮美國對巴基斯坦的立場。1972年7月南北朝鮮同時宣佈達成終止雙方敵對態勢協議，國民黨中常會第二天即討論堅定“反共國策”，絕不受任何外來影響。48 這一切無不顯示出國民黨的對抗與頑冥。1971年台灣當局聯合國“席位”真正不保時，在你進我出的問題上，沈劍虹回憶“總統不語”，台灣“外交部”的聲明也曖昧了，以後便加緊實施“革新保台”，開展“實質外交”。1979年中美建交，蔣經國在同美國的善後談判中，堅持要以官方對官方簽訂協議，美國不允，最後折衷，台灣當局單方面宣佈為官方簽訂，49 這實際上是在一箇中國立場上大大後退。所以，國共幾十年的鬥爭不是歷史的誤會，而是嚴肅的政治，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二、 深遠的影響

1.兩岸距離拉大，增加了統一的難度

首先，拉大了心理距離。“文革”十年，兩岸之間無論是民眾的完全隔離，還是兩黨的外交決戰，在人們心中留下的痕跡都不啻是又一次“十年內戰”或“解放戰爭”。一方面，統戰對心戰，廣播對空飄，起義來歸與渡海叛逃，不許接觸與不許收聽敵台，大陸上揪叛徒、抓特務，有海外關係的受到歧視；在島內查“異端”書籍、禁“八路”電車，有共諜嫌疑的立即正法。這種人為的緊張空氣，加深了兩岸敵意，留下了心靈創傷，給祖國統一帶來了消極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對於海峽彼岸的“上流”人士講，沒齒難忘的還不在絕對敵視，那不過是互鬥雙方用力的變量，最最“創深痛巨”的是外交的白刃進逼，是落泊成“國際孤兒”，這很能使國民黨感情用事，台灣當局今天對和談的牴觸很大一部份源於此。所以，這十年的兩岸關係於官於民都拉大了兩岸的距離。

其次，拉大了經濟差距。“文革”對於中共的最大失誤莫過於經濟的停滯，而台灣恰恰抓住這十年實現經濟起飛，躋身於亞洲四小龍行列。兩岸經濟出現的這種反差，給台灣迴歸祖國造成了新的障礙。還在“文革”初期，蔣介石瞅準大陸動亂便萌生了以時間換空間、以經濟相周旋的戰略，大力發展經濟。七十年代初，中共一再呼籲和談，頻頻解惑示好，台灣當局就使出了這一招。1971年嚴家淦宣示國共和談斷無可能時就提出了國際貿易問題，認為台灣每一個人的貿易量等於大陸上每一個人的五十倍，大肆聲張它的經濟奇蹟，特別鼓吹它的十大建設成就是其“反共復國”取得成功的三大保證之一。八十年代，台灣更是炫耀它的800億美元外匯儲備。孫運璇説：“沒有台灣問題，只有大陸問題。”郝柏村更言：“目前中共沒有談統一的資格。”從而打經濟牌，以經濟差距作為拒和的藉口。因此，“文革”十年不僅加深了兩岸的敵對隔閡，而且也造成了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凡此種種，拉大了兩岸的距離，給統一祖國增加了難度。

2.醖釀了新機，為和平統一祖國鋪設了道路

説“文革”十年的海峽兩岸關係拉大了兩岸的距離，並不一定是説就拉長了統一的距離。

**首先，外交啓開了新局。**兩岸僵持了二十多年，此消彼長，無有進展，中共外交取勝，兩岸關係根本易位，終於打破了這種局面，這對祖國統一進程無論如何是促進而不是相反。事實上，台灣國民黨當局真正放棄武力反攻的妄想正是在這期間，從此只有被動招架，消極應變。而中共也正是從此更從容、更自如，認準了突破僵局的契機，於是圍點打援，先將台灣當局的一個個“邦交國”爭取過來，使其孤立，重點作美日工作，以突破最大障礙。當然，“文革”本身給外交帶來了破壞，沒有“文革”，我們的外交會更有成就，我們的工作會好做得多。但是中共畢竟於此時開始從外交戰線探索到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新路。從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五·二〇”聲明後，中共就很少有大型反美集會了，對台灣當局也開始表現出了新的姿態。這種外交戰與統戰工作同時進行的策略一直延續至今，我們今天仍然是採取的這種策略。而且還應看到，只有我們主動靈活，佔盡優勢，才可能有後來對台政策的重大調整。

**其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共“文革”千頭萬緒，無暇顧及台灣問題，但卻時時提醒，千篇一律地強調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決心，逼使台灣當局也千篇一律強調要“光復大陸”的決心，這就使得海峽兩岸事實上達成了一個君子協定：“堅持統一，不許分裂。”雙方的這種統一之聲，在兩岸完全隔絕的年代，其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它的實際意義。正由於此，在兩岸都有可能對政策做出重大調整的新形勢下，統一祖國的問題就切實而順理成章擺在了兩岸面前，台灣當局責無旁貸，自然也推卸不得。即使今天國民黨內“獨台”份子有“獨立”這個心，也開不了這個口，就是開了這個口，想方設法自圓其説，也不敢有這個膽，中國是一個整體，祖國必須統一的觀念已經深入兩岸人心。這就使和平統一工作首先奠定在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上，使我們在政治上佔據了主動。同時，中共“文革”處處失控，但比較起來對台工作卻有分寸，甚至可以説格外用心。尤其重要的是，隨着中共外交有建樹，內政稍緩和，和平統一工作已經有所推進，中共不僅調整了宣傳，採取了具體措施，還通過各種渠道傳遞了信息，並且也確實開始引起了對方的回應。因此，黨的和平統一祖國的工作，在這時已經上路起步，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開端。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説，“文革”十年的海峽兩岸關係，“文革”勾起了舊仇，增加了兩岸統一的難度，而這十年卻醖釀了新機，為和平統一祖國鋪設了道路。

國共兩黨幾十年聚散親仇的歷史，如同奔騰浩蕩的長江大河，或恬恬徐緩，或驚濤拍岸，“文革”十年便是幾處急流險灘中的一段，且將是最後的一段，從六十年代初的“亦戰亦和”，到1979年以後的“鬆動緩和”，中間經過“不戰不和到和與拒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歷史在這裏拐彎。今天堅冰已經打破，不通郵而通信、不通航而通行、不通商而通貨的準三通渠道已經開通，汪辜會談的準官方接觸也已實現，尤其是去年台灣當局“憲政改革”，從“憲法”上結束了兩岸敵對狀態，使兩岸關係能夠開始在良性的基礎上發展。不過，隨之而來，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台灣化色彩也日益明顯，所謂“台灣優先論”“命運共同體論”，增加了兩岸關係發展中的複雜變數。現在，台灣當局實際上採取的是拖中待變、拖中待援戰術，以為這樣首先可以暫時避免與民進黨的“統獨”之爭；其次可以維持國際間的平衡，台灣維持現狀，日本與美國都無須煩惱，中共也不會即刻有動作；再次就國民黨內部問題而言，維持現狀也是一種解決辦法。然而，統一祖國是海內外所有中國人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共同的迫切願望，台灣當局三心二意，心不在焉，長此以往必成眾矢之的，為全民唾之，“十四”大後的國民黨發生分裂即是警號。而且，世界經濟在向集團化、區域化發展，台灣不可能遊離於外，隨着兩岸經濟日益膠着鉗住，同胞血濃於水畢竟難解難分，加上港澳迴歸祖國的迫近，台灣當局怎一個“拖”字了得？台灣當局反對“一國兩制”方針，而今強調“對等政治實體”“階段性兩個中國”，多年來最大的顧慮、最大的心結在害怕淪為地方政權，吃虧不惠。歷次合作，中共皆登高而呼，為民族大義委曲求全，國民黨則總是囿於一己私利不能自拔，實國民黨不慧也。中共領導人一再表明，只要到談判桌上來，除了獨立，什麼都可討論。究竟哪些可以討論，這是中共的底牌，當然不會輕易示人。既然和談統一，總會談到雙方都能滿意的程度才會統一，到時雙方擁有一個名字，在同一面旗幟下，唱着同一首歌，也就不會存在什麼“政權矮化”“吃虧不惠”的問題。

東亞開化中華早。

我國是亞洲第一個迎接共和黎明的國家。本世紀初，孫中山率先在中國結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國，可是很快帝制復辟，軍閥割據；蔣介石的第二共和國，戰亂不已，民不聊生，致外敵入侵，四分五裂；只有在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國人民才真正站起來了，真正屹立於世界的東方。遺憾的是，台灣卻孤懸東南一隅。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都意識到下一個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確，誰能説中國不會在下一個世紀伊始又創造一個世界第一呢？這裏的太陽最早升起，這裏的文明最早出現，這裏的土地養育最多的人。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紀的第一輪朝日就是我們共和國“一國兩制”統一復興的曙光。

註釋：

1參考王功安、毛磊主編《國共關係通史》P1065；《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外交部分）》，新華出版社，1982年6月。

2參考約翰·埃裏希曼《中美建交前一段鮮為人知的秘聞——周恩來指揮中國特工‘策反’尼克松內幕》，吳江雄編《內幕追蹤看中國看世界Ａ卷》P4，湖南地圖出版社，1993年9月。

3參見熊志勇《艱難的選擇——中美關係正常化對美台關係的影響》，資中筠、何迪編《美台關係四十年1949-1989》P183，人民出版社。

4《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P46，（台）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5參考陳貴斌編著《把握歷史趨勢的偉人（下）》P1374，遼寧出版社，1992年；陳敦德《毛澤東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7，（港）全時出版社，1989年。

6美國《紐約日報》新聞社發《周恩來與賴斯頓的對談（全文）》，《中美關係面面觀》P45-46，（港）七十年代月刊編印，1971年。

7見陳敦德《毛澤東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7。

8參見熊志勇《艱難的選擇——中美關係正常化對美台關係的影響》，同上，P173。

9陳敦德《國共未能實現的第三次握手》，見《港台信息報》，1993年6月15日。

10陳敦德《歸根——李宗仁與毛澤東周恩來握手》P149、151，解放軍出版社。

11（台）《中央日報》，1967年1月2日。

12轉引自王功安、毛磊主編《國共關係通史》P1009-1010。

13美國《紐約日報》新聞社發《周恩來與賴斯頓的對談（全文）》，同上，P44。

14見《人民日報》，1969年9月1日。

15（台）《中央日報》，1967年1月14日。

16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年文化藝術部分》。

17見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P22，（台）“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1989年。

18美國《紐約日報》新聞社發《周恩來與賴斯頓的對談（全文）》，同上，P43。

19《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P86。

20汪兆華《中共對台統戰戰略之研究》P51，（台）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21台灣問題研究會編《台灣——過去、現在與將來》P155，（港）盤古出版社，1975年。

22（台）《中央日報》，1971年11月8日。

23（台）《中央日報》，1971年11月10日。

24李仁、李松林主編《台灣四十年》P157，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25《中國國民黨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81，浙江大學社會科學系複印。

26轉引自台灣問題研究會編《台灣——過去、現在與將來》P136-137，同上。

27參見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P19-20。

28陳敦德《國共未能實現的第三次握手》，見《港台信息報》，1993年6月15日。

29台灣問題研究會編《台灣——過去、現在與將來》P155， 同上。

30台灣“國防”研究院圖書館剪報資料《兩個中國》P108，（台）天一出版社。

31美國《紐約日報》助理總編西摩·託平《周恩來談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中美關係面面觀》P21。

32台灣“國防”研究院圖書館剪報資料《兩個中國》P108，（台）天一出版社。

33陳敦德《毛澤東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82。

34美國《紐約日報》新聞社發《周恩來與賴斯頓的對談（全文）》，同上，P44。

35同上，P37。

36《中國國民黨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74。

37參見宋春、於文藻主編《中國國民黨台灣四十年史》，P196-197，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38（台）謝傳聖《大陰謀：共匪統戰顛覆實錄》，P57。

39台灣問題研究會編《台灣——過去、現在與將來》P145，同上。

40李仁、李松林主編《台灣四十年》P144，同上；《中國國民黨五十年大事年表（三）》（1970年、1971年）。

41《人民日報》1971年5月1日、17日、26日，6月20日。

42參見陳澤華《對立中的共識——論國共兩黨共同維護我國南沙羣島主權的鬥爭》，《國共關係研究》P499-501，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43《1949-1966中共對台作戰》P67，西安出版社，1993年10月。

44見陳敦德《毛澤東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6。

45同上P273。

46《我做了七年蔣介石夫人——陳潔茹回憶錄（全譯本）》P279，團結出版社；《蔣介石婚姻紀實》P252，東南大學出版社。

47美國《紐約日報》助理總編西摩·託平《周恩來談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中美關係面面觀》P21。

48《中國國民黨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82。

49參見熊志勇《艱難的選擇——中美關係正常化對美台關係的影響》，同上，P178-179。

參考文獻

一、 報紙：

1.《人民日報》1955、1957、1958、1962、1965——1979。

2.台灣《中央日報》1966——1976。

二、資料：

1.《紅旗》雜誌1966——1976。

2.《中共黨史參考資料1966年——1977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印，1980年6月。

3.（台）《中國國民黨五十年大事年表（二）（三）》，浙江大學社會科學系複印本。

4.（台）《革命文獻（第70卷、71卷）》，浙江大學社會科學系複印本。

三、著作：

1.王功安、毛磊主編《國共關係通史》

2.資中筠、何迪編《美台關係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李仁、李松林主編《台灣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宋春、於文藻主編《中國國民黨四十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1月。

5.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四十年的回顧與思考》，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6.《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9》，新華出版社，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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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良志、王順生《國共合作歷史與展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9.張鐵男、宋春主編《國共兩黨關係歷史與現狀研究——全國第四屆國共關係史研討會文集》，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10.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研究所三局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文獻和資料叢書——五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

11.《新編中國現代史（下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茅家琦主編《台灣30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李松林、齊福麟、許小軍、張桂蘭編《中國國民黨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14.台灣問題研究會編《台灣——過去、現在與將來》，（港）盤古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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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台）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19.（台）謝傳聖《大陰謀：共匪統戰顛覆實錄》。

20.蔡政文、林嘉誠《台灣兩岸政治關係》，（台）“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1989年。

21.《中共對台政策與民進黨看法》，（台）風雲叢書138。

22.張鼎昌《中國大陸研究叢書 戰後中共‘和平民主統一戰線’》，（台）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

23.翟文伯、魏萼主編《中國：和平統一的道路？》，（台）前景出版社印行，1990年。

附記：

對於和平統一祖國大業的影響，“文革”十年的海峽兩岸關係比起歷史上的幾次內戰，更容易被人們提及，然而學術界卻少有人提及。人有問餘者，亦多作詫然狀。可是，繞過了這一關鍵時期，無論是從總結經驗還是從總結教訓講，總有隔靴搔癢之感。基於以上原因思考，於是有了本文的選題。在寫作過程中，作者力求以詳實的史料、實事求是的評論和體例上的儘可能不落窠臼來彌補理論上的貧血，無奈水平有限，不能慰藉前輩師長辛勤培育和期待之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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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堂”裏讀書，在“地獄”裏求學，我身後有一座山，一座山，一座山……

   胡爭上

          1993年12月7日於求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