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為何不參加轟炸敍利亞的軍事行動？_風聞

美國領導的盟軍13日轟炸了敍利亞，英國和法國協同助威，德國卻拒絕參戰，與其他西方盟國相比顯得與眾不同，有評論認為這是西方國家中在危險的中東亂局中尚留存的一絲理性。綜合來看，德國已經不是第一次拒絕參加美國領導的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了，這自然與德國的特殊歷史有關，也與深受難民危機之苦，需要考慮現實利益密不可分。

從歷史的角度看，德國在上個世紀曾經多次試圖以軍事手段解決所謂的“生存空間”問題，先後兩次發動戰爭，給歐洲各國，乃至整個世界帶來了痛苦和災難，也把自己的民族拖入了苦難的深淵，幾遭滅頂厄運。

二戰後，德國長期處於不完全獨立的狀態，也沒有自己充分獨立的軍隊，軍事上嚴重依賴美國領導的北約集團，這使得德國在處理對外關係過程中很少，也很難把軍事作為重要選項。儘管冷戰後，德國加強了在國外的軍事存在，也修改了軍事保守的政策，但歷史經驗至今影響着德國的外交思維，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不輕言軍事，對參與西方盟國的軍事行動慎之又慎，如曾拒絕參與美國領導的入侵伊拉克的戰爭。

從理性的角度看，就如普魯士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所説，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戰爭要服從政治目的，要有完整的謀略，而不是單獨的手段。在這一點上，德國的精英層與歐美其他國家精英在如何對待中東局勢問題上有着嚴重分歧。早在敍利亞危機爆發不久的2012年2月，德國時任外交部長韋斯特韋勒就反對武裝干預敍利亞，強調軍事幹預將“把敍利亞捲入一場戰火蔓延的代理人戰爭”，可能激起波及莫斯科的各方衝突，最終使敍利亞當權者從中獲益，德國要尋求和平的出路，不是衝突的升級。

6年後的今天回頭看，這位已經英年早逝的外長在當時的判斷不無道理。但，德國對軍事幹預採取的謹慎政策受到法國一些精英的強烈質疑和反對，據稱是説服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軍事幹涉利比亞的哲學家列維（Bernard-Henri Levy）就攻擊韋斯特韋勒，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採訪時説他是“一位無用的外交部長，你們應該搞掉他”。給人們的印象是，法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在武裝干涉西亞北非方面有着高度一致，這與德國截然不同。事實給出的答案已經很清楚：7年前，敍利亞危機還被歐美媒體浪漫地稱為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7年後的今天連西方媒體也開始用“七年恐懼”來形容敍利亞發生的一切。據德國媒體報道，7年中35萬人因戰爭死亡，500多萬人逃亡他鄉，成為受盡磨難的戰爭難民。

從利益攸關的程度看，歐洲在地緣上是中東的近鄰，“七年恐懼”早已蔓延到此。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伊辛格爾日前就憤怒地批評歐洲在敍利亞問題上“沒有策略”，只是跟着美國跑，而美國特朗普政府只把敍利亞問題當做內政的投射和棋子，根本上也沒有戰略，“我們5億歐洲人要比其他地區更多地承擔（中東）地區軍事衝突的後果，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中東動亂，給德國帶來的最大沖擊之一是難民潮，據德國官方統計，德國是歐洲各國接受難民最多的國家，在2016年新到德國的32萬難民中，三分之一來自敍利亞，敍利亞居難民來源國之首。可以説，德國吃盡了中東動盪的苦頭，也深刻地認識到，殃及歐洲的難民危機與域外軍事幹預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歐洲人不能跟着美國走。伊辛格爾説，“推特是最糟糕的外交形式”，德國電視一台的評論稱，戰爭事大，怎能任由推特擺佈。德國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呂特根日前抱怨道：西方在敍利亞七年的作為不見效果，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國在此方面“沒有外交政策，一切都是內政的算計，外交行為只是表現，這當然造成不確定性”，美國無策略，歐洲沒方案，這是“丟人的”。

可以説，此次德國不參加美英法軍事打擊敍利亞的行動，不是偶然的選擇，是源於對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和教訓總結: 動輒以軍事幹預的手段處理國際關係越來越難以奏效，七年的“阿拉伯之春”演變成“七年恐懼”應該給干涉主義足以強烈的警示，在國際關係中搞強權主義，以此轉移干涉者本國矛盾，甚至編個藉口就打人，只能給我們不平靜的世界製造更多麻煩。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學者姜鋒，來源：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