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暗殺周恩來_風聞

1

1955年的4月11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幾條令人震驚的消息，從世界幾大通訊社傳出：

“中共代表團前往印尼出席亞非會議乘坐的一架客機已經失蹤，機上人員生死不明。”

“南中國海上空發生爆炸，一架客機失事。”

“中共代表團乘坐的客機在南中國海上空爆炸墜海。”

而台灣電台發佈的消息似乎指向更明確：

“周恩來座機墜毀。”

一時之間，議論紛紛：

什麼飛機？誰在飛機上？是不是人為事故？為什麼？

而大陸都最關心一個問題：

周恩來總理在不在飛機上？

2

這件事，還是要從三個月前印尼總統阿米佐給周恩來寫的一封信説起。

1955年的1月15日，印尼總理卡斯特羅·阿米佐代表五個發起國：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邀請中國參加4月份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

中國政府經過商討後回覆：我們將派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領的代表團參加。

中國之所以要派出如此高規格的代表團，是因為這次會議確實意義重大：

在二戰後，連同二戰前獲得獨立的國家，已經達到了近30個，主要集中在亞洲和非洲地區。這些國家對保障獨立、經濟發展和和平共處有迫切的需求，所以有聯合起來的願望——而建國才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受邀，説明已經獲得了這個陣營的認可。

1953年12月，周恩來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得到印度、緬甸和很多亞非國家的支持。

在這次參會的29個國家中，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只有6個，其餘23個都是和台灣的“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按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尤其是在剛剛和美國牽頭的“聯合國軍”打完朝鮮戰爭的背景下，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展示自己並獲得朋友的機會。

所以，中國政府在確認將派團前往之後，就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但在相關的準備工作之外，中國代表團碰到了一個頭疼的問題：

怎麼去印度尼西亞？

3

這件現在看起來非常簡單的事，當時卻是一個大問題。

首先，當時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之間並沒有開通國際航班，沒有現成的航線。

其次，就算有國際航線，但北京到雅加達的距離超過5000公里——剛剛組建的中國民航，連一架可以飛遠程的客機都沒有。

於是，代表團提出了陸路、海路和空路三種方案。

海路時間最長，從香港到雅加達要耗時一週，且不可確定因素太多，所以首先被淘汰。

陸路方案同樣也耗時漫長，且周恩來在3月份剛剛動完闌尾炎手術，不適合長時間旅途顛簸，也被放棄。

最終，走空路的方案被採納——

中國代表團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機，4月11日從香港啓德機場起飛，前往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

中國的相關人員對包租的客機精挑細選，最終以55200港幣的價格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星座式”749A客機。這架客機由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生產，裝備4台發動機，不僅性能優越，而且外形漂亮，機身仿照魚的形狀設計成一個圓錐體。

所以這架飛機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克什米爾公主號”。

“克什米爾公主號”的749A型客機

考慮到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國代表團出行的時間、方式，一開始被嚴格保密。事實上，直到4月6日，中國才對外發布消息，稱將由周恩來總理率團參加“萬隆會議”。

但這世界上哪有不透風的牆？

早在3月的時候，中國有關方面就得到了情報：

有人要阻撓中國代表團這次的出行。

4

誰會阻撓？

中國派團參加“萬隆會議”，肯定牽動不少人的神經，首先是美國。

從美國的角度來講，當然是不願意看到中國參加的——以中國的人口和國土面積，很容易成為亞非陣營中的領袖國。

但最急的不是美國，而是在台灣的蔣介石。

蔣介石其實對當時的國際局勢也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雖然大多數國家依舊和台灣政府保持外交關係，但隨着中共在大陸政權的日益穩固，越來越多的國家會轉而和對岸建交——這是連美國也擋不住的（美國自己後來也建交了）。

他在1955年3月的《最近國內外局勢的推演與我們反攻復國計劃的進度之説明》演説中明確稱，1955年4至6月是台灣“外交最危險的時期”。

之所以“最危險”，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中國即將參加“萬隆會議”。

所以，必須要做些什麼。

蔣介石的心思，被他的一個下屬揣摩了出來。他就是台灣“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

接替戴笠之位的毛人鳳

毛人鳳通過情報部門已經得知了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將搭乘“克什米爾公主號”班機由香港飛往雅加達，於是他很快就擬定了一個叫“絕密一號”的計劃：

在香港的啓德機場，找人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安置炸彈，等飛機上天之後引爆炸彈，最終炸死周恩來和代表團隨行人員。

具體操作這件事的，是毛人鳳的兩個手下，一個叫趙斌承，一個叫陳鴻舉。這兩個人經過物色之後，選中了香港啓德機場一個叫周駒的清潔工，讓他在清潔保養“克什米爾公主號”號時，伺機將炸彈放入。

趙斌承和陳鴻舉開出的價碼，是50萬港幣（一説60萬）。

周駒答應了。

5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爾公主號”由印度孟買飛抵香港。

這是中國方面的意見：飛機抵達啓德機場後，再轉為中國代表團的包機。

周駒和往常一樣，拿着清潔工具，和同事們一起走上了停機坪。但他很快發現，機場的安保力量明顯比以往增強了很多，“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周圍，直接有警察人員站崗。

周駒所不知道的是，正如台灣方面知道了中國代表團的行程一樣，4月7日，一份來自台灣方面的情報也擺到了中國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的辦公桌上：

有人要趁“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啓德機場加油之際，在油箱安置炸彈，準備製造暗殺。

雙方都有“無間道”。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就是時任台灣“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的谷正文。谷正文原來是中共黨員，曾任林彪115師偵查大隊大隊長，後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深受戴笠賞識。1995年，台灣《中國時報》週刊第171期刊登了專訪谷正文談籌劃刺殺周恩來始末的文章。谷正文承認，“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是台灣特務人員乾的。

周恩來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讓人約見英國駐華臨時代辦杜威廉，希望他們轉告香港當局有關國民黨有意暗殺的情況，並通報了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的社長，讓他們找到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經理，再一次通報情況。

應該説，各方面在得到情報後，還是相當重視的。

英國方面立刻就轉告了香港政府，香港政府隨即派出了大批警察，對着陸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進行嚴密防衞，任何陌生人不準靠近。而印度航空公司的經理親自在飛機旁監督，目送行李和客人登機後才離開。

但是，他們還是忽略了清潔工周駒。

一方面，是因為周駒作為機場地勤的身份，確實不容易讓人懷疑。另一方面，周駒得到的炸彈，是台灣方面給他的新式高科技炸彈。這種炸彈由美國中情局研製，像牙膏一樣，由牙膏皮包裹封裝後，看上去與真實的牙膏一模一樣。

按照當時機場規定，工作人員是可以帶簡易洗漱用品的，而且牙膏在清潔某些材質方面確實有奇效，所以周駒最終還是帶着炸彈通過了安檢。

只是，由於防範太嚴，周駒沒有機會把炸彈放進油箱，只能放進了飛機右翼輪艙的一個空隙處。

中午12點15分，“克什米爾公主號”從啓德機場正常起飛，飛往雅加達。

所有負責安保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克什米爾公主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幾個小時之後，當“克什米爾公主號”正在北婆羅洲沙撈越古晉100海里的5500米上空飛行時，飛機右翼處忽然發出了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響，火球立刻開始吞噬機艙。

“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機長賈塔爾是一個擁有12000小時飛行時間以上的老資格機長，他想盡一切辦法拉昇機頭，但發現無濟於事。

賈塔爾向雅加達機場塔台發出了求救信號。

塔台方面立刻詢問：

“周恩來是否在飛機上？”“周恩來是否在飛機上？”

賈塔爾回答：

“不在。”

隨後，信號中斷。

6

周恩來為什麼沒在飛機上？

因為就在4月初，周恩來忽然又接到了一個邀請。

邀請來自緬甸的總理吳努。他向周恩來發出邀請，希望他率中國代表團於4月14至16日先訪問仰光，再參加“萬隆會議”。他希望在仰光先與周恩來一起，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理納賽爾、阿富汗副首相納伊姆就“萬隆會議”的一些問題先碰個頭，通個氣。

考慮到緬甸的這次訪問也非常重要，所以周恩來臨時決定，讓中國代表團先到昆明集中，先去緬甸，然後再去印尼。

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吳努

但是，有8位工作人員需要先期抵達萬隆做相關準備工作，所以中方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依舊需要包租“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

那8位工作人員分別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新華社記者沈建圖、杜宏、李平、郝鳳格，外交部新聞司幹部李肇基，總理駕駛員鍾步雲，外貿部幹部石志昂。此外，還有3名外國人需要搭乘這班飛機前往萬隆，他們分別是：奧地利記者嚴斐德、波蘭記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國官員王明芳。

很不幸，這11人連同8名機組人員，最終在4月11日踏上了死亡之旅。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的3位新華社記者遺像，他們分別是李平、黃作梅、沈建圖（由左至右）

那天下午6點30分，炸彈爆炸之後，機長賈塔爾確實已經做了最大努力，但飛機上的火勢實在太兇猛，最終賈塔爾決定在海面迫降。由於飛機發動機和相關組件都已失靈，“克什米爾公主號”像一團火球一般衝向海面，一聲巨大的爆炸聲後，機身斷為三截，沉入大海。

領航員帕塔克、檢修師卡尼克和副駕駛迪克西特在爆炸中被甩出飛機，成為三名倖存者，其餘11名乘客包括5名機組人員最終全部遇難。與其他遇難者屍體時漂浮在海面上不同，機長賈塔爾屍體被發現時，依舊綁着安全帶坐在駕駛座上——他在最後一刻仍試圖控制飛機。

遇難者屍體被搜救隊打撈後運往新加坡，中國政府隨即派人認領。由於天氣炎熱再加上海水浸泡，遇難者的遺體已經難以辨認，最終在當地統一火化，骨灰帶回北京，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而那一刻的周恩來雖然沒有在飛機上，卻在昆明承受巨大的煎熬。

“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殘骸

7

4月11日的那天早晨，周恩來拒絕了雲南省領導提出的“去看看石林”的提議。

在一旁的陳毅知道周恩來的心思，他告訴雲南省領導：有情報説會有敵對勢力對“克什米爾公主號”搞破壞，總理已經讓人嚴加防範，現在飛機不安全起飛，總理不會有心思做其他事的。

在那天上午，周恩來時不時就抬腕看錶，直到下午1點，外交部來電：“克什米爾公主號”已安全起飛。

周恩來這才鬆了一口氣。

但是，他沒想到炸彈其實是定時炸彈。

當“克什米爾公主號”與塔台失聯的消息傳來之後，周恩來的臉色立刻陰鬱起來。根據時任總理辦公室綜合組組長姚力的回憶，在吃完晚飯後，一份中國情報部門破譯的密電被送到周恩來的手上，這份密電是台灣方面在香港的情報站發給台灣“國家安全局”所屬保密局的：

“周恩來已不過港，但對其代表團隨員的打擊，也會影響其在亞非會議上的實力，乃令檢理飛機人員按原計劃進行，唯因時間倉促，未及將定時炸彈置入油箱，乃置於油箱底，預計下午４時可望爆炸。”

電報來晚一步。

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要求港英當局立刻找到兇手。香港警方當時給出了歷史最高的10萬懸賞額，但周駒還是安全逃離前往台灣，最終在台灣終老。

4月12日凌晨，所有相關人員都聚集到了周恩來的會客室，在悲痛之餘，必須解決一個放在眼前的現實問題：

周恩來還去不去參加“萬隆會議”？

當時在場的喬冠華等人，都主張周恩來不能再去了。

周恩來當場表示不同意。大家只能散去。

​4月12日清晨，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打來電話，請周恩來親自接聽，傳達了毛澤東的建議：

建議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改由陳毅同志擔任。

由於新華社將在4月13日正式發佈消息，宣佈由毛澤東任命的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代表、顧問和秘書長名單，所以劉少奇同志希望徵詢周恩來本人意見——而且要立即表態。

周恩來當即回答：

“臨陣不換將嘛，首席代表一職不要變動。”

在那天夜裏，周恩來給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回了一封信。

4月10日，鄧穎超在周恩來離開北京3天后，給自己的丈夫寫了一封長信。信的開頭是“親愛的人”，這是鄧穎超很少對周恩來使用的稱謂。

信的開頭，是“剛別三日，但禁不住要寫幾個字給你。”在信中，鄧穎超再三提醒周恩來這次一定要小心謹慎，“我衷心祝福你勝利平安歸來。”

鄧穎超寫這封信時，“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還沒發生。

周恩來想了一下，給自己的妻子寫下了回信：

“超：

你的來信收閲，感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望你放心，再見。

周恩來

一九五五·四·十二”

4月18日，“萬隆會議”舉行，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如約參會。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中

【饅頭説】

小時候，可能和其他一些小孩不同，對“國民黨特務”這幾個字，倒是沒什麼感覺的。

那時候無論是看小説還是電視，總覺得肯定是有些情節太誇張了，尤其是都已經建國了，哪來那麼多驚心動魄的故事？

直到有一次看到“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報道以及相關新聞照片，才第一次認識到：原來在建國後，國共兩黨的“地下鬥爭”依舊是如此殘酷。

國民黨自興中會、同盟會時期開始，“幫會”和“暗殺”就是他們的傳統，但做諜報工作和特務工作，應該還是有點原則的。在這一點上，我個人比較贊成周恩來當年在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時提出的原則：只允許消滅對黨有危害的叛徒和內奸，不允許暗殺對方的領導人和頭面人物。事實上，共產黨在進行特工活動中連炸藥都基本不許使用，因為動靜太大，且容易傷及無辜。

曾做過國民黨中統實際負責人的徐恩曾，1950年代在台灣出版的回憶錄《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中曾這樣説：

“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羣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

可見在這一點上，當年中共做得還是有原則的。而這一點，不知為何，沒有給當時的國民黨以借鑑。

如今時隔多年，滄海桑田，兩岸的發展與變化都非當日可比。

當然，我相信，在如今的隱蔽戰線上，依舊還是有很多驚心動魄的故事。但我也希望，像“克什米爾公主號”這種臭名昭著的事情不要再發生了，不僅如此，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海峽兩岸的這種鬥爭失去存在的必要，就此絕跡。

只因本是同根生。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饅頭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