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代表團的派系和黨爭——巴黎和會的文獻為什麼越讀越鬱悶_風聞

當地時間13日晚9時左右，美國聯合英國、法國，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對敍利亞發動“精準打擊”，同時，一張敍利亞外長賈法裏無助、無能為力的神情的照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眼尖的讀者指出，頗為諷刺的是，那張賈法裏照片裏，庭院內是日本的和平鍾……

賈法裏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手拿《聯合國憲章》，質疑美英法三國對自己祖國的軍事打擊是否有國際法的法理依據，這一幕讓國人無縫銜接聯想到了百年前的巴黎和會。

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在軍事戰場上被列強凌辱，外交家們不得不在談判桌這個第二戰場盡全力縱橫捭闔，多麼相似。

中國代表團在巴黎折衝樽俎，唇槍舌戰的整個過程，其背後折射出來的歷史意義比較複雜，很多時候已經超出了“弱國無外交”的範疇，這或許是筆者在讀《顧維鈞回憶錄》和《日本外務省檔案之巴黎和會卷》極為鬱悶的原因。      

首先在巴黎和會的席位問題上，中國作為堂堂正正的一戰戰勝國，受到了無比屈辱的待遇。戰勝國的幾個列強按照戰爭的貢獻度和戰爭作用把與會國家分成了“三類”。當時的北洋政府畢竟還是too young（這個政權確實太年輕），太naive，還僥倖認為自己憑藉國家的塊頭和人口，能和英法美排在第一檔。段祺瑞讓當時的外交次長陸徵祥給5位中國駐外公使剛發出邀請，準備5選4，也就是説陸徵祥當隊長，再選四個人。

最後敲定的五個人是陸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

仔細研究這份名單，其實玄機不少。

陸、顧、魏三個人是北洋內部各派系妥協的結果，施和魏都曾是袁世凱政府的內閣成員，但互相隸屬不同派系。

 王的身份最為特殊，他代表了南方孫中山的革命政府一派，王和施的關係反而要比施和段祺瑞的關係要緊密。

王正廷

對此，我們必須要指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背後只有一個“貌似統一”的中國，背後則是派系林立黨政不斷。

1917年9月10日，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護法政府，和北京的北洋政府對峙，雙方劍拔弩張。 五人團是北洋派系內部以及南北兩個“政府”互相妥協和利益交換的結果。

結果，給北洋政府當頭一棒的是，巴黎和會的幾個大佬一下子把中國劃成了第三類，只給了兩個席位！退而求其次，北洋看看能不能拿到3個席位，不過美英法還是沒給臉，不過和會的組委會可能覺得中國勞工在一戰死了這麼多，只給2名額有點吃相過於難看，答應中國代表團可以在5名代表任意選2人出席例會。

這一開始就必然會影響到整個代表團的戰鬥力，在坐船出征之前，陸徵祥和王正廷就誰應該才是代表團團長鬥了起來。這一點，在巴黎和會還沒結束的時候，也就是1919年的5月底，就被《大公報》揭露了出來，可以説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曾在《顧維鈞評傳》中也這樣説：“讓陸徵祥出任巴黎和會的首席代表……實為北京政府的一個失招。”

巴黎和會的現場

其實把歷史的線條拉長一點看，北洋政府決定參加一戰的動機本來就有強烈的派系利益算計，在“府院之爭”的大背景下，在歐洲戰場上“揚我國威”未必不是北洋內部直系、皖系聚訟的驅動所致。所以説，讓誰當團長才不是“失招”？恐怕沒人能做到這一點（尤其涉及到巴黎前線和北京後方的協調和聯配問題）。顧維鈞？他的資歷還壓不倒另外幾位，更起不到派系平衡的作用。

陸徵祥，您是給自己“加戲”，還是“減戲”？

代表團團長陸徵祥是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一直擔任外交總長，説實話，他在1918年12月初坐船去巴黎時，身上是揹着“污點”的：他曾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參與過“二十一條”的簽訂工作，陸在對日外交工作中給人的感覺一直是聽不起腰桿，當然背後的主要原因還是“奉命行事”。

《日本外務省檔案之巴黎和會卷》披露， 陸徵祥一行坐船去歐洲，先轉道去了日本，在駐日公使章總祥的陪同下拜會了日本外相內田康哉。交談中內田康哉軟中帶硬，意思是如果山東問題成為巴黎和會的焦點，那別聽英美這些西方列強的挑撥，要本着中日親善的精神，按照原意（即段祺瑞在一戰期間和日本簽訂的外交換文），處理青島和山東問題，陸當場表態：“遇事接洽，按原意辦理。”這一下子讓日本人抓住了把柄，成了在巴黎期間對方步步緊逼的砝碼之一。

陸徵祥作為團長，本應該負責團內代表的協調性，根據每個外交官的特點安排不同的會議議程，召集團員起草發言文稿等，可是抵歐之後團內齟齬不斷，當然，他這個團長的名號也不過是一個空架子，也不能對他要求過多，然而他犯的最嚴重錯誤就是企圖迴避涉及到中國主權的關鍵——山東問題的歸屬。

陸徵祥

在陸看來，山東問題能不談就不談，在這個問題上避日本的鋒芒，回國也好向段祺瑞交差。在1919年1月21日的中國代表團第二次會議上，陸居然稱病缺席了，把擔子扔給了施肇基和顧維鈞等。

問題是，山東的主權是你想回避就能迴避的了的嗎？1月27日上午，日本人的十人代表小組提出了日本要在一戰後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露出了獠牙，中日之間的外交遭遇戰正式打響了！

1月27日的下午，要輪到中國代表團陳述意見了。這時候代表團才發現，山東問題來的如此早，如此快，日本人的準備如此之精心，而自己卻沒能知己知彼，霎時間亂了方寸。陸徵祥索性撂了挑子，讓代表團自己決定誰出席發言會。施肇基當場拒絕出席，王正廷説我出席可以，但不會有什麼發言，因為這事我沒怎麼準備（王老師，您對得起中山先生對您的重託嗎？）。最終五人小組派出了王正廷和顧維鈞出席，顧維鈞全程主導發言。

措手不及，倉促應戰，為整個巴黎和會期間的中日山東問題拉鋸戰埋下不祥的種子。

顧維鈞為什麼一炮打響，成為整個巴黎和會中最亮眼的人物之一？不得不説也是機緣巧合，團內的派系紛爭，其他幾人的退縮和畏懼給了他一個展示自身才華的空間。

在當天的辯論會中，日本代表團成員牧野口沫橫飛，向英美法陳詞：你們知道我們大日本為了中日親善和大東亞共榮做出了多麼大的犧牲嘛，在膠濟鐵路、膠州灣租借地對德採取的軍事行動花費了幾千萬日元，死傷四千餘名，為協約國做出了貢獻。顧維鈞慷慨陳詞，逐一反駁，他發言剛結束，英美法代表便起身鼓掌。

巴黎和會期間《大公報》的一幅漫畫，諷刺中國的駐外使館的外交人員，為了“存錢”，居然閉門不和外國人交往

2月15日中國代表團將《山東問題説貼》做了一份備錄發給了國內的北洋政府，在等待和接到北京方面的回覆時，中國代表團內部爆發了嚴重的內訌。3月8日，本來身體不好的陸徵祥索性去瑞士治病，避居了半個月。

巴黎和會期間《大公報》的一幅漫畫，暗示中國代表團的某些成員有可能被外國人收買

4月30日，經過和會各方的唇槍舌戰，最終英美法決定支持日本在山東問題上的立場，還是那句老話：戰場上拿不回來的，談判桌上也是不行的。問題來了，對這份巴黎和會最終的決議，是簽字還是不簽字呢？

陸徵祥堅持“有原則的簽字”，在不承認山東條款的情況下，可以有條件的籤，否則堅決不。，他這樣説：“一九一五年簽字在前，若在甘心簽字，稍有腸肺，當不至此。”意思是，當年的二十一條我已經背上了罵名，這回我不能再賣國了。

陸徵祥可以説也算保住了晚節，問題是，怎麼給北京方面交差呢？段祺瑞還指望着一戰期間和日本簽訂的各種密約，拿錢打孫中山和各路其他軍閥，如果不籤，日本人翻臉怎麼辦？

將在外，君命可以有所不受。陸徵祥把皮球踢了回去，讓北京“立電速示”。

很遺憾的是，這個時候，大家連籤不簽字的討論的心氣也沒了，中國代表團提前解散了。首先施肇基説我要陪同梁啓超遊歷歐洲，你們忙，我先走了，隨即王正廷、魏宸組等相繼離開了代表團。

這時候，國內五四運動的熱火開始燃遍整個華夏，對巴黎和會上諸種不合理的決議羣情激奮。6月2日，陸徵祥接到北京讓他簽字的命令，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局中。這個字一簽，我怎麼有臉面對國人？

6月9日，陸徵祥請辭外交次長，把簽字的決定權留給了臨時入團的胡惟德和王廣圻。

6月14日，陸徵祥再次稱病，住進了法國聖克魯德醫院。

最終，6月28日，挑起重擔的還是顧維鈞，他拍板拒籤。

結語                                                     

按照國際法的通行原則，中國作為戰勝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乃是理所正當，按照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日本也絕無理由再插手山東問題。1989年的《奧膠租借條約》和1915年的日本與袁世凱政府簽訂的《關於山東省之條約》也自動廢止。但悲屈的是，北洋政府在1918年9月，居然揹着全國人民和日本簽訂《濟、順、高、徐協定》，這就給日本攫取山東提供了重要口實。

這份協定拿出來連威爾遜都傻眼了：“1918年9月停戰在即，協約國軍勢強盛，日本決不可再威逼中國，為何又欣然與之訂約？”

近來，歷史發明學家颳起了一股給北洋政府翻案的風潮，給段祺瑞和外交次長曹汝霖洗地，幾成“信史”。縱觀巴黎和會的整個過程，外侮往往伴隨着“內侮”，外交決策和辭令頒佈背後影影綽綽乃是派系軍閥之盅禍。

     的確，我們只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沒有生活在一個和平的時代。這個國家前面恐怕要加上幾個限定詞：不是一盤散沙的，統一的、強有向心力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