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開放，第二次革命再出發_風聞

本文以“《面臨大海，再沐春風》”為題刊發於4月1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望海樓”欄目。原稿寫得比較直白，特別是關於長期的和平繁榮不可避免會孳生出一系列壟斷性分利集團、漢武帝整治的內容，所以修訂較多。很理解，畢竟是《人民日報》，立言不得不穩一點。這裏貼出原稿全文。以後壟斷性分利集團、漢武帝整治這方面展開論述的文章還是打算放《財經》雜誌，可以寫得汪洋恣肆一些。

從長期視角看，如果要給本週紛繁的世界經濟選一個主題詞，毫無疑問應該是來自中國的“開放”。在二戰以來傳統的自由貿易旗手主動挑起“史詩級貿易戰”的漫天陰雲裏，在人們對這個超級大國背離多邊貿易體系自行其是日益加深的擔憂裏，從博鰲亞洲論壇主旨演講宣佈一系列主動擴大對外開放舉措，到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週年大會上宣佈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以自己堅定的承諾，讓人們看到了擺脱1930年代貿易保護主義與大蕭條相互加劇噩夢的曙光。而對於中國自身而言，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主動大幅度擴大開放，也標誌着中國“第二次革命”再度出發。

讓我們回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第七章“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明確宣示了“以開放促改革”的思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類似的表述，在其後的黨代會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再重複。

為什麼要“以開放促改革”？從社會形態的發展來看，社會主義經濟本質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種開放經濟。作為後發國家，中國在工業化起步之初不得不對本國市場實施了較高程度的保護，但這種保護不是目的，只是階段性的工具；隨着中國國內產業發展日益成熟，隨着中國以遠超世人預期的出色成績克服一個又一個掣肘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與宏觀經濟穩定的“缺口”，客觀上需要不斷與時俱進，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更大規模利用國際市場的投入品來保持國內製造業和其它產業的成本競爭力，通過分享中國成長的機會來引導外部貿易伙伴與中國市場、中國規則接軌，通過引進競爭壓力的“鮎魚效應”強化國內市場競爭，保持國內產業的活力。

站在更高層次上審視，“以開放促改革”的意義絕不僅僅侷限於經濟領域，而是將波及全社會。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長期的和平繁榮不可避免會孳生出一系列壟斷性分利集團，這種分利集團不是通過提高效率而在市場競爭中取得高於同業的收益，而是通過制定片面有利於自身的規則不勞而獲攫取壟斷性厚利，它的膨脹意味着整個國民經濟效率的日益降低，它的坐大更意味着整個社會通過自我奮鬥向上流動空間的縮小，意味着整個社會的日益僵化，甚至意味着對社會政治穩定的威脅。能否打破這種壟斷性分利集團並有效遏制其復發，是決定一國和平繁榮能否持久的關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從這個角度來看，漢武帝執政時期的一系列舉措，正是打破“文景之治”長期繁榮中孳生起來的壟斷性分利集團，為大漢王朝上升至更高層次的“昭宣之治”開闢了道路；中共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作為，客觀上也是打破了改革開放時期孳生的一系列壟斷性分利集團。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內對外擴大開放，可以消除尚存的壟斷性分利集團，抑制已被打破的壟斷性分利集團復發，消除中國改革開放的暮氣，為整個國家、整個社會注入新的奮鬥朝氣。

任何一個經歷了長期和平繁榮的社會客觀上都需要這種自我革新，但能夠擁有這種勇氣、決斷與執行能力的社會很少；今日之中國表現出了這種可貴的勇氣、決斷與執行能力，得以開展“第二次革命”，得以在“第二次革命”40週年之際再出發，讓我們、讓全世界抓住這個機會吧！

（僅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