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音樂獎連美國人都嚇一跳，去年得主是這位上海姑娘杜韻_風聞

毫無疑問，今年的普利策的大贏家是“反性騷擾運動”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不過，除了這兩家老牌媒體，還有這位兄弟也拿了普利策。

美國嘻哈歌手肯德里克·拉馬爾（Kendrick Lamar）。

原來，普利策還有音樂獎。

普利策的官網介紹，音樂獎是給這一年來美國人創作的並且首次在美國表演及錄製的卓越的音樂作品，獎金15000美元。

至於為什麼設立這一個獎項，也是跟普利策獎的創辦人美國報業巨頭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遺願有關。

普利策本人的遺願裏沒有要求設置這個音樂獎，但是他要求每年頒發一次音樂獎學金。這最終就演變成了一個單獨的獎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得獎的肯德里克·拉馬爾是音樂獎自1943年以來第一位獲獎的嘻哈歌手。

雖然往屆的普利策獎得主不乏像鮑勃·迪倫（Bob Dylan）、漢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和杜克·埃林頓（Duke Ellington）等音樂人，但拉馬爾卻是第一位非古典或爵士音樂藝術家，在他之前，普利策從未把獎頒給嘻哈藝人。

以至於圍觀羣眾都被嚇了一跳。

這條提醒我讀得太快了，一開始以為是《紐約時報》僱了拉馬爾

拉馬爾共獲過七項格萊美獎和29次提名，2017年他摘得最佳説唱專輯獎，但在年度專輯單元輸給了火星哥布魯諾·馬爾斯（Bruno Mars）的《24K Magic》。

觀網最近的一篇拉馬爾的新聞是拿了全英音樂獎最佳國際男歌手獎的他在電視轉播現場表演中，因歌詞涉毒涉性慘遭“消音”。

現場也是很“特別”了。

雖然拉馬爾的歌詞經常出現惹人爭議的詞彙，但其音樂能力備受肯定，曾經包攬過格萊美的説唱類獎項，被視為同輩説唱類歌手的領軍人物。拉馬爾的歌詞中對於暴力的控訴，對種族歧視的抗議，對自我的堅持，歌曲上音色節奏上的新突破，也被人視為帶領説唱音樂進入另一個高度。

令人注意的是，普利策音樂獎的得主中有兩位華人。

第一位是2011年的得主周龍，而且他也是首位亞裔得主。

得獎的作品是歌劇《白蛇傳》。這部由林曉英編劇、周龍作曲的歌劇《白蛇傳》，是北京國際音樂節與波士頓歌劇院共同委約創作的，2010年2月26日首先在波士頓歌劇院首演。同年10月27日第13屆北京國際音樂節期間，《白蛇傳》又在世紀劇院進行了中國首演。

周龍接受採訪時表示：“獲得普利策獎代表着美國主流對這種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的承認，評語説：‘作品深刻地表現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雖然作品是用英語寫成的，也是用英語演出的，但是裏面有很多中國戲曲的元素，很感動人。”

第二位是2017年的得主杜韻，獲獎作品是歌劇《天使之骨》（Angel’s Bone）。

《天使之骨》講了一個人口販賣的故事：一對受傷的天使掉進一户經濟困窘人家的後院，被一對夫婦撫養，痊癒後，它們的翅膀被剪掉，還被關起來用於娛樂和展覽，夫婦從中漁利。

杜韻接受澎湃新聞的採訪時表示，她的靈感來自一本有關人口販賣的書，“一提到人口販賣，我們覺得離自己很遠，會覺得這是東南亞、東歐、南美的問題。實際上，人口買賣始終存在。”

杜韻觀察，即便是當下的紐約新澤西州，也有人口販賣，而販賣會引發很多後續的社會問題，比如賣淫。杜韻就是希望能通過這部歌劇把人口販賣的問題放在台面上討論，“《天使之骨》就講了這些女孩的心路歷程。”

在阿聯酋接受採訪時，當地人和杜韻説人口販賣在迪拜是非常大的問題，希望她能把作品帶到當地去演。這瞬間讓杜韻意識到，先鋒藝術家也可以有社會功能，有社會功能不等於媚俗。

“我們這個圈子，有些作曲家會説，寫音樂儘量不要有信息，否則不純正。但都21世紀了，局勢動盪，作為世界公民，我們要有責任心，藝術就是我們的媒介手段。”

普利策獎對這部作品的評價是“大膽，將聲樂和器樂元素融合起來，風格多變”。

這部歌劇無縫融合了中世紀複音、獨立搖滾，甚至達爾姆施塔特的現代主義。劇中四位主演的音域各有不同，其中三位偏歌劇唱腔，還有一位是朋克歌手的聲線。

“但在創作過程中，我很少考慮風格問題，我只考慮一個問題：什麼樣的音樂風格能與這個故事相適宜。”杜韻説。

杜韻出生併成長於上海，她4歲開始練習鋼琴，6歲考進上海音樂學院附小，因為手太小，升入上音附中後，她轉而追隨鄧爾博學起了作曲。

進了上音大學部，杜韻又成了作曲家陳鋼的門下弟子。杜韻還記得，陳老師在學校有個很漂亮的琴房，“我跟老師説中午想有個地方休息，陳老師就給了我琴房的鑰匙，隨便我幹什麼，我就在那裏看他的書。”

1997年讀大二的杜韻前往美國求學，並獲得美國歐伯林音樂學院學士, 哈佛大學碩士、博士學位。現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Purchase分校作曲系。曾被美國國家電台評選為100位世界最具影響的40歲以下青年作曲家。

而當記者問她，以華人作曲家的身份在紐約立足，難在哪兒，她卻回答説，與其這樣問，不如説，身為女性作曲家難在哪兒。

她回想起自己當初在上音附中學作曲，班上只有一個男孩，女孩七八個。但成年後，活躍在舞台上的作曲家，還是以男性居多。

杜韻觀察，相比男性，女性作曲家通常會面臨更多的困難，比如結婚生子，女性就要面臨撫養孩子的問題，“舉個例子，我是紐約瑪莎藝術節的策展人，我會邀請女性作曲家來做評委，她們會説不行，要回家帶孩子，但男性就可以。”

杜韻坦言，在紐約，女性作曲家是小眾，也是弱勢羣體。“近些年大家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但從數據來看，女性作曲家非常少。”她試着總結原因，“**女性從小不被人鼓勵，面對失敗，女孩會認為這是個人問題，自責的感覺很多。**但男孩失敗了會把它當樂子講，不行就再來。女孩長大後，發言權就漸漸流到別人那裏了。”

雖然在交響樂領域，女樂手已然撐起了半邊天，但和女指揮家一樣，女作曲家依然十分稀少。杜韻認為，社會應該建立一個鼓勵女性創作者的機制，不僅是女作曲家，也包括女導演、女劇作家、女小説家……“培養女性創作者，她們的觀察角度會不一樣，這樣的社會才會多元。女性創作者要像樹苗一樣去扶持，有一個三五年的過程，她才會成長，有自己的聲音。”

至於女性的作曲能力是否不如男性的質疑，杜韻覺得這更是無稽之談，是認識上的誤區。“任何人都可以學作曲，就像全民學鋼琴，作曲不是很高尚的概念。你不會寫，你就把自己的想法唱出來。山頂洞人時期，人類不會記譜，也沒有作曲家這一社會功能，但人們聚在一起就會創造音樂。每個人都可以寫音樂。”

而對於國內古典音樂的創作，杜韻也有自己的看法。

“現在走進來的大咖越來越多，大家對大咖的興奮度也越來越低，這是古典音樂發展的必經過程。”有走進來，杜韻更希望看到的是走出去，也就是説，本土作曲家有更多新作品誕生，然而，“我們的新作太少了。比如音樂劇都是舶來品，本土音樂劇在哪裏？”

新作少，但不代表沒有好作品。杜韻感慨，“我們老是説新作品好的不多，但那些常演的古典作品，是經過多少年沉澱下來的？巴赫當年就是很不起眼的作曲家，去世後才被門德爾松捧出來，現在淹沒的好作品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

她接着以音樂人竇唯舉例，“我一直覺得竇唯是非常棒的音樂家，可他出新專輯，大眾關心和轉帖的還是他的穿衣打扮，他的八卦，有沒有人關心過他的音樂到底在做什麼？如果觀眾不去關注，只是問為什麼沒有好作品，不是很奇怪嗎？”

經濟發展了，走進上海的文化大咖越來越多，但在多元性上，杜韻認為，還遠遠不夠，“這是上海和紐約的區別。”“紐約任何一天都有無數演出在上演，《紐約時報》的記者不是哪個大就去看哪個，他們會去看有趣的。我們普遍的想法是，你獲大獎你就厲害了，假如我還是之前的我呢？希望大家對小咖、小眾也能有扶持。如果這部作品非常有意思，在小圈子裏被十個人喜歡，我們扶持了，就可能被成千上萬的人喜歡。”杜韻説，“我們不要懶惰，要去尋找，傾聽不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