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朋友圈都在傳的一篇大V演講，有些槽點真是不吐不快_風聞
改个名字好难-2018-04-17 16:13
我説的這篇演講，是4月2日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題為“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的學術演講。大家都在傳的版本是澎湃新聞4月15日依據現場錄音整理的部分演講內容，該文本未經演講者本人審閲，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個別表達依據上下文略加調整。
“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這應該不是一個特別新穎的題目了，而且適逢特朗普上台後全球颳起了一股“逆全球化”風潮，自然是危機重重。秦暉教授的演講也是從特朗普開始説起，但是在解釋了一圈“民粹主義”為何意時，秦暉教授認為：特朗普的勝選很難説和“民粹主義”有什麼關係。
因為在特朗普當選前和當選後，我們既沒有看到多少街頭運動的影子，也沒有看到他對個人自由、言論自由有什麼樣的打壓。特朗普當然很不喜歡有些傳統媒體，比如説他和《紐約時報》的關係就很糟糕，但所謂糟糕，也僅僅是不喜歡，他沒有能力去封閉那些報紙。而且在他當選引起的一些後續反應中，你也看不出來他特別擅長於煽動街頭示威。如果説特朗普當選之後確實出現過一些傳統的民粹主義行為，比如街頭運動、校園暴力，這些事情其實是反特朗普的人做的更多一點。比如，特朗普當選之後，有一個比較右翼的人士要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演講，結果因為發生不明人士引發的暴力事件，演講被迫取消了。像這樣的暴力事件，真的就是民粹主義了，但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並沒有搞這樣的事情。
畢竟特朗普上台都一年多了，秦暉教授可能有些忘卻了，不記得是誰喊出了“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中國偷走了本該屬於美國的工作機會”、“墨西哥人都是強姦犯”……這些口號，也不記得把特朗普送上總統寶座的都是些什麼人？正如《紐約客》的伊文·奧斯諾斯（Even Os-nos）撰文指出的那樣：“自從茶黨2010年的高潮逐漸衰落，美國極右的公民——愛國者民兵、自發邊界糾察隊、白人至上論者——在不斷地尋找他們典型的化身，他們現在找到了特朗普。”
2017年8月12日，美國爆發了10年內最大的白人至上主義遊行
而且秦暉教授還否定了西方民主是金錢和媒體操控的，他給出的理由是：
特朗普本人在選舉過程中花的錢遠遠沒有希拉里多，只有希拉里的六分之一。假如美國選舉是金錢操控的，希拉里花錢更多，她應該當選才對，但結果是特朗普勝選，你怎麼能説美國的選舉是金錢操控？再説到媒體，大家知道，美國媒體基本都是反特朗普的。此外，美國的政界，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主流派，都是反他的。美國的商界，不管是東海岸的華爾街還是西海岸的硅谷，基本上都是反他的。美國的學界就更不用説了。
特朗普比希拉里花錢少倒是真的，但需要注意到是，特朗普為開展競選活動至少揹負上4750萬美元的貸款，雖然這些貸款均是由特朗普個人承擔，不過今年7月他最終被免除償還這筆錢。而且僅憑一個個案就否認200多年美國選舉中的金錢交易，是不是有點站不住腳？
圖中藍色部分代表希拉里在參選中未揹負任何貸款，右側橘色部分代表特朗普貸款4750萬美元用於應對選戰
但是那又怎麼樣呢？秦暉教授依然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如果我們看特朗普勝選的全過程，我們真的很難説，他的勝選和民粹主義有什麼關係。事實是，在資金、媒體支持都不佔優勢，在政界、商界、學界主流意見都不看好的情況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總統寶座，粉碎了美國民主受金錢和媒體操控的神話，證明了美國的國家權力確實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國絕不是虛偽的。
燈塔國永遠是燈塔國嘛。
在評論了一番前兩年熱捧的皮凱蒂和《21世紀資本論》之後，秦暉教授言歸正題，認為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劇：
一方面它們的資本外流，造成它們的資本不再過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輸入，造成它們的勞動不再稀缺。這兩個過程顯然會使得，在各個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現不利於勞工階層的博弈。那麼在它們那邊就會出現基尼係數的增加，不平等的擴大。
這話總聽着有點耳熟，仔細一想，不就是特朗普打貿易戰的原因麼？但美國是不是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
美國確實有很嚴重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但主要是由美國內部原因造成的。首先，美國的儲蓄率過低，消費過高，這是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其次，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靠印鈔票來彌補逆差，這是美國貿易逆差可以長期存在的原因。
至於中國嘛，老腔調啦：
中國在體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來應該有利於中國平等擴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夠正常發揮。
這國怎？虧總民，定體問，我陷思。
提到制度，秦暉教授在演講中也提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捍衞者福山的故事，講他到中國來，很羨慕中國，認為中國具備超強的國家能力。福山後來認為，民主制度還是很可貴的，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國家能力的問題，將面臨嚴重的局面。
但秦暉教授並不以此“驕傲”，依舊堅持認為：西方國家“現在它們是民主制度，以前它們也是民主制度，它們的制度並沒有發生變化。那麼憑什麼説，以前它們那個國家有能力，現在它們國家都沒有能力？”
所以他認為，問題不在體制，而在財政上：
現在西方各國普遍都是債台高築，債務危機非常嚴重，因為給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們的債務負擔是剛性的，沒辦法維持。
不過秦暉教授有一點倒是説對了：西方國家的老百姓確實“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但可惜這樣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最後落腳到中國，秦暉教授認為：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工會制度、福利制度出現了一定的衰敗。我們中國人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西方人的笑話看，還是把它們看作對我們也是一種威脅呢？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大概是忘記曹德旺被工會整慘的事情了？我來幫大家複習下：
當中國工廠遇上美國工會
不過以中國如今的經濟體量和世界影響力，我倒是同意秦暉教授最後的一段話：
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如果我們説，以前我們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着世界的命運，決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
不過實在是寫不動了，演講太長，我也是掛一漏萬，各位有什麼想説的就留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