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與社會—遏制與反遏制 讀陳平先生《東歐經濟改革：一個虛構的勝利》_風聞

按：近期國際風雲貌似變幻無窮，特別是美英法等國轟炸之後再提出調查要求，除了強權的霸道外，其基本動機確實耐人尋味。觀網諸位專家學者中，鄙人尤其對陳平先生頗有好感：無故弄玄虛、無學究氣息，敢於亮劍——是號眉山劍客、善於發聲。特別是對於事物發展走向觀點別開生面，很有啓迪。先貼上筆者三年前認真閲研陳平先生文章後的感悟，與今日時局發展相對照，令人唏噓不已。

一、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本質上都是西方（歐洲）近三百年的話語體系產物。

——資本主義的出發點偏重於人類活動的物質量化世界，即貨幣。貨幣集聚之後成為資本，掌控資本的人成為資本家，資本家集團成為資本財閥集團。國際資財集團的最大能量就是左右國際經濟形勢，從而影響國際政治局勢和軍事力量佈局。

——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在於人類社會的組織架構設計，即自我管理的制度。單個人不是人類社會，“三人為眾”才有分工和協作、地位和利益，人作為智慧生命生存靠的思想和辦法，人與人的依存關係本質上是“存在”的時空讓渡，社會主義最早的實踐也就是從考量限定物資分配條件下的相互依存感受。

——此前的基本社會形態不全是按照人類人身層級依附關係作為考量基準段來形成“原始”“奴隸”“封建”的概念約定。從人與自然的生存依附關係來分段或許另有意味：叢林式（摒棄人類這個智慧生命是外星人在地球的試驗品觀點後）、遊牧式—農耕式、城邦式。城邦式催生出產業分工的社會形態，即人類社會活動由**“自然農牧式”轉向“人工製造式”**。

——人類社會活動的主要鬥爭，在自然農牧條件下體現為人與自然的鬥爭，人類抵不過大自然的強力威勢轉而謀求人與自然的非對抗性和諧共生，然後是不同區域限定下成為國家羣體有意識資源和生存鬥爭，對於國家內部表現為政治權力控制下的軍事對抗直至改朝換代；人工製造條件下則主要表現為人工智能產生強大機械力意欲征服自然界，攫取宇宙時空能夠更好滿足人類生存的物質資源，國家概念依然強大，但國家內部的單純政治權力地位爭奪已經轉變為國際間的政治羣體與金融寡頭對於人類自身羣體的掌控，主要矛盾是資本與政治的衝突、資本與文明的衝突。

二、關於中國治理架構的體系認定

人類社會的長久存在是需要區域治理來協調相對穩定關係的，迄今為止的最高形態就是“國家”，治理羣體的總和就是“政府”。

——中世紀的歐洲諸國本質上還不是封建制，因為沒有統一的中央政府採取“封城建邦”來確認王公諸侯的勢力範圍，他們更加類似於華夏文明進程中，炎帝黃帝一統中原之前的部落聯盟的分散狀態，只是基於文字和宗教的高度發達滲透，教派大佬、王公貴族擁有絕對實權（類似於學者對於三星堆大立人的解讀），定義為遊牧形態下的單一民族城堡聚集體更為適當。遊牧民族狀態的國家和政府是分離的，打仗多半是僱傭軍（非義務兵），是奴役與僱傭關係；財產收集一般以可移動、便攜帶的貴重金屬為主，對於土地本身的耕作維繫生存理解不強；國家是一個區域，政府是王公貴族，換了一個主子來發號施令，原則上不會對於轄區環境和生存條件有較大改變，一般民眾在政權更迭之中失去生命財產的機會相對較小。

——華夏文明是較早進入農耕式生產方式的地區，所以，對於土地及其耕作方式的關心遠遠超過直接金屬物器、金銀財寶、女人馬匹的佔有。改朝換代之中對於疆域的佔有是絕對衡量標尺，且此種佔有非一時一地之掠奪殆盡，而是長期生存治權的維繫延續，並以土地上的主要農產物作為國家財政的基礎，“皇糧國税”的社會意義遠遠超過黃金白銀的經濟考量。在轄區羣體生存背影后絕對的土地依存關係上，國家和政府是一體的，“喪權辱國”，權是政府的，辱的是國家；丟失的土地便是生存的全部，“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看得見的鄉愁”莫不是此種意味的詮釋（當前拆遷第一難根本之處也是如此，土地對於基本生存的絕對重要性。米國牛仔的持槍守護本質上不是平等自由，而是“老子打下的江山”絕對佔有表徵）。

——關於邦聯制度的歷史印記。從國家一説及存續歷史看，中國的確異類：幅員面積、人口集聚、經濟社會，無一不與他國相異。所以，才會在絕大多數時期自認為泱泱大國、煌煌天朝，其他都是番邦蠻夷，這些至少在500年前不是自我吹噓，而是真實寫照。所謂聯邦制的由來，的確起源於城邦，而城邦便是一個“國”，與東周諸侯無異，指不定幅員面積還要小得多。換句話説，孔夫子一直奔走意欲恢復的周禮周制，恰恰是對於眼下聯邦制、東周列國制的反思。聯邦制的實踐在2000多年前華夏大陸已經被證明過了，後來的五代十國、南北朝混戰不止生靈塗炭更是慘烈的教訓。如果非要説物化的城堡才是現實的城市化，可以把長城以南都視為地域概念上的城內之地，此區間的和諧安詳穩定，而不是簡單理解中國千百年“大一統思想”的僵化禁錮。

三、關於投資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認識

對於中國的發展，多年以來便各説不一，但近年來卻大有全面推翻眾口鑠金的趨勢，核心一點就是投資拉動。所謂經濟學定義上的“三駕馬車”，對於消費和外貿基本能夠達成一致意見，唯獨對於投資看法不一，焦點不在於社會投資，而是政府投資。特別是對於中國政府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不斷矮化醜化，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所謂國際主流媒體如此咬牙切齒？一是資本的獲利性，二是國家的博弈性。

“匈牙利、波蘭接受的西方直接投資（FDI）的人均規模，也遠遠大於中國和任何東亞國家。匈牙利吸引的FDI達460億美元，人均外來投資是波蘭的1.7倍，韓國的11.5倍，中國的11.5倍。”不出意外，應當是這些國家取得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功、社會穩定的良好局面。不過事與願違，“私有化過程中東歐普遍缺乏貨幣資本，東歐的私有化進程使西方跨國公司得以廉價，甚至被東歐政府補貼，來收購東歐的核心企業。”投資很多，不是改善國計民生的，而是趁火打劫唯恐天下不亂。“柏林牆瓦解後，大舉湧入東歐的西方資本，並不投資風險大的技術更新和週期長的基礎建設，而是土地廉價的房地產，造成東歐的房地產泡沫。房價抬高物價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而非改善本地企業的競爭力。”

不管哪一個國家和地區，無論是否披着凱恩斯主義的外衣，政府的干預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只是程度不一、手法各異罷了。絕對自由市場經濟在鼻祖亞當斯密誕生的英國那裏也不曾出現過。為了以示嚴謹，經濟學家創造理論模型或者公式曲線之時，總是會加上兩個字“假定”。究竟什麼意思？你懂的！

四、關於經濟統計體系和數據的權威真實性

體系要權威、數據要真實，這是經濟領域一直強調的事情。不過很顯然，摧毀信心的重要工具也是評價體系和數據來源。“OECD和世界銀行從1995年開始就用發達國家的高帽子獎勵東歐國家”，“西方媒體開始全面下調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數據。聯合國統計局2014年發表的1988年（東歐轉型前）的新歷史數據，把前蘇聯的GDP總量下調為世界第7位，不到美國的七分之一，排在意大利之後，而俄國1990年（蘇聯瓦解時）的GDP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略高於加拿大和西班牙。如果事實真的如此，前蘇聯哪來對抗美國超級大國的實力？”

搞企業的説，一流企業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用在國際博弈當中也不例外，“規則權”“解釋權”是話語權的核心，軍事威懾和武力打擊是看家護院的大狼狗。至於國際地位，GDP等指標評價體系，有其客觀真實反映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的一面，更有其可變性、扭曲性的打壓工具的一面。一味強調用數據説話，是不能夠正確反映國家在歷史和現實中的位置的，比如宋朝的經濟發展與國防能力反差，比如滿清末期看似強大的海陸戰隊與實際戰爭的天壤之別。

五、關於國家體制的優劣性討論

人渴望自由卻生存在枷鎖之中，國家渴望強大卻迷失在體制優劣糾葛之下。彪悍硬派好勇鬥狠的風格多半體現在生存環境變化較大、自然條件惡劣的區域，他們羣體性熱衷於掠奪式變化本質上在於生活質量的提高，人類社會歷史上的那些遊牧民族、海洋島國的極致殘忍與掠奪已經書寫、正在書寫血淋淋的教訓。農耕文明延續至今的國度通常會抱殘守缺，因為其生存質量的相對穩定，生存環節的自我內部完全循環，就看起來不思進取，強調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諧，對於其他大陸板塊、海洋區域表現不出多大的興趣。探討國民性、民族性忽略了人是生命體的基本特徵，忽視“基本生存權”的決定性作用，很顯然就會一直糾葛於體制、制度等外在附加成分。

在全球化並未到來的時刻，每一個能夠稱之為國家的區域，政治制度本身不會接受諸多外來力量的干預而突然另起爐灶，他們更多的是家族帝國改名換姓之後對於前朝社會治理架構與經驗的延續和改良，維護既定的制度體系才是最大限度維護家族承襲的最大利益，維持既有治理架構才是民眾安居樂業，並擁護當前政權的基礎。這些不是官僚機構或者皇帝王公們偷奸耍滑不願變革，而是普通民眾本來就不可能觸及政治制度帶來的切身利益改觀。變革的本質是利益的失去與得到，普通民眾除非無法繼續存活，一般是不會要求或者附議變革的。同樣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魯迅筆下深入探討民族劣根性的阿Q諸人，看起來是太過不足為道，但在毛澤東那裏，這些小人物的能量被極大調動起來，他們創造了新中國。

判斷體制優劣的標準是什麼？只能是普通人的生存質量。什麼是好的制度？只能是普通人的生存質量越來越高。哪些方面可以代表普通人的生存質量？物質需求上説，仍然是衣食住行；社會關切上説，仍然是少有所養、老有所依，病有所託、死有所去。以上兩方面是真正的國計民生，涉及到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製造業的完善，還有養老、醫療、社會救濟體系的配套建設，如果一個國家連老百姓的基本生存物質供給都掌握在外國人手裏，試想一旦發生國家博弈的嚴重事態，普通百姓如何能夠穩定？看似美味無比“短缺經濟”“休克療法”的致命殺招即在於此。

言論、結社、新聞出版的自由是一直被鼓吹的真正精神自由追求的目標，也與“民主”一道成為當下渲染的國家體制好壞的看似“唯一標準”。不過事實大抵不會如一般人所願：“民主”的樣板是一人一票制，如果忽略是直選還是幾級投票制，全球諸多國家都已經實現了（即便近期有嘲笑金三也是選舉投票制的虛偽），但要真正達到“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又有幾何？“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曝光政治人物的私隱或者大談國家治理的種種不是與自己的真知灼見，但是英國女王即便是象徵人物還是有那麼多的擁躉仍然消費着納税人的錢，有幾人敢於去揭短露醜？除了資財集團資助下誕生的元首總統，有幾家所謂國際主流媒體敢於曝光資財大佬們的家庭生活以及公開財產透明於天下？

**六、**關於人才的自由流動

大量的移民帶來的無外乎兩方面作用，一是高素質人才可以迅速提高一個國家的整體素質，比如二戰期間的美利堅合眾國；二是可以提供優質廉價的勞動力，從販賣黑奴到華工遠渡重洋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人人都以為自己是愛因斯坦到了異國他鄉就能夠大放異彩活出真我那就錯了，歐洲近些年愈演愈烈的的反移民浪潮、不斷被媒體翻炒的東京西門町皮條客、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封鎖，無不説明絕大多數走出國門的只能生活在最底層。“柏林牆瓦解後，美國在墨西哥邊界大建封鎖牆阻止非法移民，西方各國都用‘工作許可證’來限制外國留學生的就業”。

除了實體人移動的優質選擇與大量封鎖，還有技術層面、產業層次的考量。“西方經濟學家與政治家一致認為：過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把技術和產業轉移到中國，如今大局已難以逆轉。美國提出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貿易聯盟，目標是西方自保，而非遏制中國，因為西方的實力已經無法遏制中國和新興市場的挑戰”。鼓吹全面引進設備和技術的，或許也有儘快改變現狀的良苦用心，但核心技術與關鍵零部件受制於人顯然不是一個成功大國的標準配置。

人是智慧生命，但更多表現為很現實的求生存的動物本能。對於能夠走出國門的人，可以尊敬，但沒有必要神話。“斯大林和赫魯曉夫都高估了西方體制對東歐人民的吸引力，才會用封閉經濟的控制政策來限制人才外流，從而失去知識分子階層的向心力。鄧小平大膽放開出國留學政策，相信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最終會吸引留學生回國，使中國獲得了西方技術的同時也贏得中國知識分子的人心。實際上，中國和東歐的人口遠大於西方，解決就業問題的潛力也高於西方。一旦允許中國和東歐的人口有序移民，西方宣傳的“自由”在移民和就業問題上就成為無法兑現的空話”。

**七、**關於國際博弈無陰謀的論調

有一種言論塵囂其上，地球需要一個領導者，三百年前是中國，當前必須是美國。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從來沒有當過或試圖去做領導者，他這是站在文明發展的一個水平線上不斷延續。地球上的智慧生命發展到今天，也沒有一個實在的領導者國家，因為爭奪這個領導地位，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美蘇爭霸，如果全球還要強制性連在一起接受某個國家或某集團領導，在人類自我毀滅性武器——核武不斷演化的當下，結局只會是生命體的終結，而不是一國或者一小撮力量的勝利。前述言論的潛台詞在於，如果承認了中國的歷史領導者地位，無疑必須承認美國的領導者的地位：很顯然，一直以來“最愛美國的人在中國”説法背後是有其深刻的國家博弈干預的。

這樣的一個陰謀——也叫做國家戰略佈局是存在的，斯諾登事件只會是冰山一角，而不是陰謀論的全部。“導致東歐轉型的主要是政治而非經濟原因”，無論哪一國，所謂精英們的生活誘導的都是基於權力和資源鬥爭的經濟問題、社會矛盾、民生關切拓展，他們在個體自由的口號下，挑起了個體間的不信任、仇視感，然後用貨幣化量度一切的方式讓人民關係庸俗化、金錢化，喪失基於血緣、地域的團隊凝聚力；用獨立自主的旗幟，喚醒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羣體鬥爭意識，個個想當老大的人性卑劣極度放大，將既有政治和社會秩序打亂，並在國家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此達到裂解強大對手的目的。

八、關於遏制與反遏制

有沒有一直保持革命友誼的同志和戰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這是施密特的名句，更是屢試不爽的國家交往底線。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根本的就是對於他國內政事務的不干涉，同時強調“平等互利”，朴槿惠到中國來提出“先做朋友、後做生意”也是基於這個道理。有利益就會有衝突，當然也會有讓渡。這就是國際博弈的最核心之處。東周列國志不斷升温，三國演義持續走高，孫子兵法四海發力，都是國家博弈的歷史實踐與理論演繹發展成果。

實力強大的國家才能放開海禁對外開放，才有遏制。實力弱小的國家要求得自主意義上的獨立性第一選擇是保守閉關，如何反遏制。古巴、朝鮮等國之生存選擇路徑即是明證，因為不想純粹作為附庸，就必須保守自保，且在國際貿易中承受經濟制裁、在國際輿論上接受道德審判。利比亞、伊拉克等國之生存，在政治強人內外發力倒下之後，帶來的是國家獨立自主無法延續，就必然背靠大樹，然後在一輪又一輪的國際大佬博弈中成為戰火血腥的試驗田——或許他們贏得的是國際主流媒體對於民主自由政治體制優越人性的精神道德層面的不斷喝彩，輸了的是國民物理生存基本條件環境的阿鼻地獄魔境重現。

“國際主流媒體”本身就是個偽命題，資本的力量已經滲透至各個層面，媒體的影響力與國家實力、資本注入力成正比。遏制的第一手段是不讓對手發聲，即便發出聲音也是被篩選和過濾後的，這一點在紙媒時代尚能夠被主權國家極大在技術手段上反遏制，在互聯網時代對於主權國家從技術上瓦解其反遏制顯得極其輕鬆。互聯網本質上的工具屬性已經被賦予了非常具有資本控制和政治干預的生存目的性：這一點與人工智能的所有優缺點具有高度一致性，工具喪失了服務人類的基本特質，工具成為了絕大多數普羅大眾追求的生存目標和存在意義。

“西方風險和成本最小的遏制方案，是在開放交往的過程中給中國精英洗腦，培育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上台自廢武功，等待中國的葉利欽把中國拆分，方能根除中國威脅西方的可能”。老成謀國之言，振聾發聵之聲。看似不經意的玩笑調侃，揭露國家滅亡的最深層次原因。只有鬥爭思維的國家博弈是自取滅亡的窮兵黷武之路，缺乏反遏制戰略的國家依存觀念是自廢武功舉手投降的種族消亡前兆。

遏制不是先期發達國家或者國際資財集團的專利，最大市場和後發優勢本身也有對於“資本”攫取最大利潤的強大誘惑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才是最佳戰略導向。反遏制不是亞非拉國家的專利，應當成為維繫國際政治鬥爭、經濟糾葛、社會存續的基本出發點，反遏制本身也是遏制對手的法寶，“矛”“盾”本來就不是單純的進攻與防禦工具，他們是相互影響和能量轉化的。比如發達國家對於中國的全面封鎖既有對於中國國民基本生活的影響，也有中國短時期獨立自主建立起相對完善工業體系的巨大作用；中國對外開放既有國內生產企業遭受外來資本侵入特別是國有企業舉步維艱的困苦歲月，也有負重自強克服困頓之後生產能力全面提升走出國門換取國際生存空間的自我釋放，更有閲讀理解適應國際博弈規則之後熟練運用並改變規則的樣本。

WTO到TPP，國際主要發達國家和資本力量在主導經濟政治大格局上下了一盤大棋局，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主導成立，中國也在穩紮穩打，化險為夷，借力打力：金磚國家是美國智庫的純粹文字附會產物，能夠成為實體性機構，既沒有違背“不結盟”的外交原則，還能夠體現實力逐漸壯大之後中國的國際話語主導權力。這是從金融資本方面對於既有體系的完善和補充，更是拓展和衝擊，也是反遏制的最佳突破。

鈍俚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七日完稿

（陳平老先生原文地址：http://www.guancha.cn/chenping1/2014_08_12_2557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