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感覺印度人難打交道？_風聞

對於印度的感受，待兩週與待兩個月，感受會不同；待兩個月與待兩年，感受會進一步不同。同樣待兩個月，以一種被呵護得很好的方式進入印度，和自己獨闖印度，對印度的感受也會不同。同樣是獨闖印度，深入社會的內部運作，和在外圍觀察，體會到的印度也會大相徑庭。比如在印待三年以上的中資，通常會感覺那些短期旅遊的遊記，或者學生學者短期訪問的觀察，或者那些遠程從事印度研究的學者作品，離現實太遠。而印度的處處矛盾，也會讓人對印度的感受有很多分歧。每一種視角都不多餘，也沒有什麼正確或不正確，所有的觀察都在豐富着中國對印度的瞭解。

以前很多人有種假設，甚至包括我自己，中印兩個古老文明，在歷史上有那麼多的交流，同屬於東方文明，中印的民間交流，應該比中美等更容易。我在美國前後生活了近三年，在印度生活了近四年，從我個人的體會看，中印文化的差異，一點不比中美少。對於商界而言，在印度文化中從商，可能要比在美國文化中複雜好多倍。這也是為什麼在中資羣裏，你會經常聽到中國商人各種傷痕累累的經歷。

我本人來印度是基於好奇，也沒有很明確的利益目標，如果説有目標，也是想更好地瞭解印度。所以，我樂觀地認為，負面的或正面的經歷，都在幫我瞭解印度，也就沒有明顯的受傷害之感受。我對印度社會了解的深度肯定是不夠的，但是通過學校這個系統的運轉，以及深度接觸上到學校管理層這樣的印度精英，下到沒接受過任何教育的來自本地村莊的家政人員，再加上我對印度憲法治理及運轉的研究觀察，個人認為，以下三點文化對比，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釋中國人與印度人打交道的常規性難題。羣體文化的概括，本來就是基於類型或規律，落實到每個具體個體會有差異，所以，以下內容不會精準解釋每個人的每一次具體經歷，但希望可大致可解釋大部分人與印度人打交道經歷背後的邏輯。

1****一諾千金 v. 隨意積極表態

先説一個相對淺顯的文化差異。中華文化是一種自省和自制文化，如何對待自己的承諾，往往被被看作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的根本，我們將諾言的兑現當作是考察對方人品的組成部分。“言而無信”是要被鄙視的，“一諾千金”是美德。所以，孔子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老子説：“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文化約束，不論在商務談判還是日常生活中，我們不輕易表態或承諾，往往通過潛台詞表達一個大概。當我們説出什麼時，那意味着，我們是一定要去實現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還有一項責任，那就是不要輕易誤導別人，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的言行會影響其他人對自己生活的規劃或行為的設定。所以，做不到的，我們要讓對方明白，我們做不到。當然，我們的拒絕也會是含蓄的，比如説，“我再考慮考慮”，或者“我們再研究研究”。（就這含蓄程度，美國人也很煎熬了。有一次跟美國律協一箇中國項目主任聊天，她説經過了很長時間才摸索出“我們再研究研究”，是拒絕的意思。）

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很少聽到拒絕，哪怕是含蓄的拒絕。你聽到的更多的是，“沒問題（No problem）”，“好的（Teek）”，還有無數多的“一分鐘就好”或“五分鐘就到”，或者明天、下週等時間承諾。觀察久了，你就發現，印度人喜歡給滿滿的正能量的回答，其實，在表達時，他們不是當承諾，當然也不是基於未來能否落實來做出的。很多時候，只是表達熱情，或者一種託辭或口頭語。比如，印度朋友給即將來訪的中國朋友的答覆往往是，“來吧，我願意為你做任何事情。”這只是用來表達滿滿的熱情態度。如果一個印度人到中國拜訪老朋友，中國人會説：“來吧，我們會努力接待好”。在印度人看來，這很不熱情啊。他不明白，中國這口頭上的70%的承諾，實際上意味着，此人已經打算承擔90%的接待任務了。

至於印度文化裏，為什麼不拒絕，文化根源在哪兒，可能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據説，一種解釋是，印度人把精神平靜（peace of mind）看得很重，見不得別人着急。在生活中，如果你着急地找一個印度人問路，即使他不知道路，也一定很肯定地給你指一條錯路。對中國人而言，你暫時不着急了，但馬上就發現自己更苦惱了。

日常生活中，真正需要拒絕時怎麼辦。據我觀察，主要靠拖。在印度同事看來，中國人太直接了。同辦公室的印度同事要離開時，我讓他給我點反饋。他説，你對學生的反饋非常一針見血（bloody），意思是太直接了。他説，印度老師很難做到。我回想給學生的反饋，也都是客觀公允的，而且還算很注意方法了。但該説的問題，我還是要説出來。不能答應的，當然，我也就拒絕了，怕誤導別人。

但在大多數印度老師跟學生的溝通中，真是很少聽到拒絕類的言辭。我也曾經嘗試過，但是發現結果很混亂。以學生遲到為例，一開始，也試着去理解學生們的那些理由，並給予通融，結果發現，每個學生都會有一大堆理由，課堂很難維持。再後來，我試着按照程序公正邏輯，跟他們解釋清楚，然後透明公允地執行這個政策。有些印度學生就不適應了，好像丟了面子。從觀察印度老師我發現，他們的基本策略很可能是，晃一下腦袋，説，好的，那你給我寫信吧。實際上，80%的情形下，沒有學生再寫信追這事，也就是説，80%就算分流掉了。即使那20%的較真兒學生再寫信，印度老師會選擇不回。此後，能有1%再寫信就不錯了。印度的拒絕，就是在這種看上去很友善、但完全摸不着頭腦的情形下發生了。

當“一諾千金”的中國人，遇上了不把“承諾”當回事或者用很肯定的態度表達“拒絕”的印度人時，痛苦是真實存在的。我在日常生活中，會時時感覺手足無措，無法計劃下一步。我心裏經常吶喊的一句是，“痛快點兒，就告訴我，行還是不行，或者到底幾點能到？”我現在聽到同事或學生的承諾，如果對我下一步的計劃有直接影響，都要半開玩笑加一句，“請問你這五分鐘是印度五分鐘還是國際五分鐘？”或者“請問你這是一個被理解為你要兑現的承諾嗎？”好歹讓對方過一下腦袋。

缺乏承諾敏感性和時間觀念問題，在有國際化經歷的印度人或印度機構中會有所淡化。隨着印度國際化程度的加深，這個問題會進一步改善。就像俄羅斯同事跟我説，改革開放初時，俄羅斯人感到跟中國人打交道很頭疼，約見面一小時，55分鐘都寒暄其他的，在最後五分鐘才説要討論的重點，他們完全不能理解。而大部分的中國人，今天已不再是這種風格。如果説這是印度文化中相對好改變的部分，接下來説的第二個文化差異卻要複雜一些。

​2****只問結果 v. 無結果責任意識

中國整體上是一種大一統文化，看重內省和自制，關注程序公正的壓力小，形成了重實體的傳統。改革開放後的實用政治，進一步強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結果導向。我們日常生活中對人的衡量，也是結果導向，基本上以成敗輪英雄。對官員，我們也是有一套結果導向的政績考核。單純以程序瑕疵為由，為一個嫌疑人做無罪辯護，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壓力重重。

不同於中國的融合文化，印度是一種多元化共存模式，一直是各種宗教和文化並存。印度和國際學者普遍認為，印度不是一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是通過政治建國去緩慢實現文化構建（state nation）。但即便歷史上相對統一的盛世階段，如阿育王朝和阿巴克大帝時期，也主要是實現了文化“共存”，即搭建了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機制，並不是文化的融合。雖然説印度80%的人算是印度教的人，但是，印度教本身就是個共存模式，即使根據最保守的統計，印度教的神也有3000多萬個。相信多元化和多樣性的社會基礎，也是獨立後印度選擇自由民主政治立國的現實要求。

這種多元化和多樣性共存模式，讓印度人不得不重視程序，重視參與過程；但想構建普遍有約束力的道德標準是很難的，因為這需要基於有共識的文化身份認同。缺乏一種普遍有約束力的文化認同，也讓界定和衡量什麼是滿意的結果變得困難。獨立後印度，在政治上選擇了確立了議會制政府加司法審查模式，靠強外部制衡機制運轉，政治思維上沿程序正義的思路越走越遠。

在日常生活中，你會發現印度大部分的精力耗在程序正義上，最近大學申請類似於中國985的評審，一次性提交的材料就達4000頁，方方面面都要完備。在很多討論中，也會有很多精彩的討論和閃光思想出來，但是，熱熱鬧鬧散場後，很少有人關心執行。這種不關注結果的文化，除了受政治文化影響外，是否也有傳統文化根源，還不得知。看到薄伽梵歌中有句話，“關注行動本身，不要關注結果（On action alone be thy interest, Never on its fruits.）”，跟中文中“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類似，不知道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印度不關注結果的文化根源。

結果責任意識的缺乏已經投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維中。説個很具體的笑話，實際上就是發生在大學的事兒，不妨給這個故事命名為“真的有空調”。在北印度40多度高温的6月，校長請了一個知名美國學者來訪。校長叮囑他的助理，一定要一台帶空調的車去接這位教授。助理給大學的合作租車公司負責人打電話，要一台帶空調的車去接客人。租車公司的負責人也的確排了帶空調的車去接客人。當校長見到這個人的時候，這位西裝革履的美國教授全身濕透了。校長從他那兒瞭解到，他根本沒有享受到空調服務。校長非常生氣，質問助理，助理很明確告訴他，要的是空調車。校長又給租車公司負責人打電話，對方也明確説，排的是有空調的車。校長非要弄明白，又給車的司機打電話。司機説，我的車上真的有空調，只是那天壞了。校長無語了。

這麼多人介入，似乎沒有人思考，他們到底圍繞着一個什麼樣的結果服務。但凡有人有結果責任意識，這教授也不至於汗流浹背。但在一個關注程序要求的語境下，遇到類似情形，實際追責似乎也很難。校長的應對辦法只能是下次派車時，把指示進一步嚴謹化，如“請派一輛當天空調能運轉的空調車去接某某教授”。如果文化中普遍缺乏對結果負責任的意識，一個想做成事兒的人，日常生活中就得有強迫症，必須關注程序中的每個細節，而且得反覆問。一個印度教授到中國出差，經常反覆問接機的事，就是這種環境影響下的思維結果。從中國人的角度，會感覺完全沒必要。

在這種缺乏結果責任意識的文化中工作，當你需要團隊配合時，會特別操心受累，很容易陷入被動。説説我最近一次很類似的經歷。組織召開個研討會，會議室臨時緊急調換，9:00鍾開會，我8:30告訴負責會務的國際辦公室的人趕緊在原會議室門口貼個條兒。她很肯定地答應了，然後我就忙活其他的了。8:55經過原會議室，發現上面什麼都沒貼。我質問她，她很平靜得告訴我，她已經跟學校負責會務的行政人員説了，但是，對方説，時間太緊了，貼不了。我哭笑不得。當着她的面，快速從本上撕了一張紙，寫下了會議室變更的內容，然後自己趕緊跑去貼上了，兩分鐘不到就完成。真是程序限制了想象力！這麼緊急簡單的事情，她還非要走一個程序，就不能自己撕下張紙貼在門上。我期待的結果是，實際提醒了潛在參會者會議室變化的事實，沒必要非要帶着大學logo的很正式的精美的提示。更嚴重的是，此人沒有基本的結果責任意識，即使對方説做不了，她也應該及時反饋給我。她履行了簡單吩咐任務就認為履行了自己的程序義務，根本沒考慮我工作面臨的被動性。

當“只問結果”、缺乏程序意識和經驗的中國人，遇到了只在乎程序參與、無結果責任意識的印度人，前者會感覺自己的工作完全陷入了不確定性，焦慮感十足，後者會感覺前者的態度太累人，明明自己已完成了責任鏈上屬於自己的程序部分，至於結果走向何處，與自己根本無關。無結果責任意識，可以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有學者在比較中印的腐敗問題時就發現，中國腐敗也是很結果導向的，搞定特定有決策權的人，就基本可以解決問題。而在印度，腐敗也是民主化的，把整個鏈條上的人都行賄了，也不見得解決問題，除非你要解決的是一對一的小問題。

3****禮尚往來 v. 得寸進尺

印度社會中的人際關係，比較明晰的分為家族內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家族內，是一種基於傳統文化的人際關係，家族財產通常不分割，家族成員間的身份和財富高度依賴，家族成員間存在非常強的互助關係。比如大哥去世了，叔叔撫養侄子侄女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往往是按照撫養自己子女的標準來撫養。家族內，人際關係和財富配置，是基於威權決策，由家裏非常資深的長者做決定，非常可預期。這種威權決策甚至有時與社會中民主人權的理念相違背，如離婚的家庭成員可能被排除在家族保護網之外，他或她在家族中的財產份額也自動喪失，但印度人很尊重家族內的這種決策模式。

印度人在家族外的人際關係卻受其民主政治文化影響，存在明顯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抗爭性特點。民主政治是一種政治市場化思維，即基本假設也是基於理性人，即理性的人知道如何實現自己的最佳利益，每個人都在理性追逐自身利益同時，選票政治會讓每個人的利益在政治上實現比較好的反映，從而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轉。

如何界定理性人也是比較難的，但經濟發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不能説沒有影響。印度之所以被稱為最大膽的民主實驗，就是因為其在80%人口還是文盲且極為貧困時實行了選票政治。多黨制和政治承諾空洞化，讓其選民特別看重短期利益。利益碎片化和高度競爭化，製造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分蛋糕思維。沒有受過教育的不是更淳樸，往往更赤裸裸。來自周邊村裏的打掃衞生的家政人員，日常工作時經常稀裏糊塗，但是，在要工資的時間和數額計算上，以及要求加工資的積極性上，從來都是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算錯的時候，都是讓對方吃虧的錯。一些研究印度治理的知名學者就曾經提出，印度民主之謎是，為什麼在大選中如此有主見的貧困選民，卻不會懲罰那些始終解決不了貧困、疾病和文盲問題的政客？這與短期利益關注不無關係。

印度精英政治的另一個特點是，權利本位，沒有義務概念，也沒有權利義務對等的意識。在印度，解決所有問題的出發點，都是權利。以掃盲為例，印度人非常自豪的討論都會落腳於，受教育權是如何從憲法第四章的國家政策指導原則策轉化為第三章的“基本權利”問題。他們會很自豪的討論教育權利法案的通過是多麼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我問他們，如果一個孩子不去上學，或者父母不讓其上學，法律管不管？他們都説，上學的權利是針對政府，即政府要提供免費受教育的機會，至於他們是否去上學，政府不能強制。公民接受義務教育，怎麼可能只是個體權利問題，他還是公民對國家的一項義務，在中國如此，在美國也如此。缺乏義務觀，也就缺乏責任意識。這也可以某種程度上解釋，為什麼印度人喜歡關注程序而不願意關注結果。關注程序，容易取悦權利。一旦關注結果，是需要做價值判斷和利益取捨的，往往會涉及到追責和強調義務，這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印度人不願觸碰的。

印度這種關注短期利益和過分強調權利，跟中華文化形成了強烈的兩種文化反差：沒有禮尚往來的思維，在家族之外缺乏忠誠文化。中華文化倡導家國一體，實際上不存在家族內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而是早已將家庭禮儀社會化。禮尚往來，是我們人際交往的基本要求。中國文化裏也有愛賺小便宜的，但終究會有文化上的愧疚感。以印度人的視角，在家族外相處就像交易，是一次博弈，在這個過程中，他會努力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成功或失敗她也就認了。中國人可能想，初次相處不必斤斤計較或這次做點讓步，為下次交易打個好的基礎，那就錯了。印度人得到好處，不會感到虧欠，也會不會想着回報，她或他只當作是個交易結果。如果你給連續給他兩三次好處，他或她便認為，那已經成了她或他的權利。接下來不給，他或她還會問你要。中國語境下的禮尚往來，或者放長線釣大魚，在印度語境裏不好用。

印度個人短期利益最大化思維，也導致社會上的忠誠文化很弱。印度議員Shashi Tharoor在他最近的一本書也很遺憾的指出，印度的忠誠文化就是“誰出價高跟誰”。印度不是民族國家，在家族外的文化身份認同，始終是困擾印度人的一個問題。現有的人民黨在努力尋求以印度教為基礎的文化整合，但也困難重重。所以，印度的忠誠度，還主要是以家族為基礎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印度的政黨、大的企業、律所等始終走不出家族。在家族之外，印度的忠誠度主要靠短期利益維護。A企業給2000元，B企業給2200元，印度人會很快跳到2200的那家企業。若A企業再給2300元，他還會跳回來。政客們在各政黨間來回轉換，也是其中的體現。在印度人的視野裏，這是一種理性選擇，與道德無關。而具體到企業，也是儘可能在僱傭期間最大限度使用一個員工，卻很少考慮為一個員工的長期培養進行投資。因為企業知道，投資培養後，這個員工要麼大漲價碼，要麼很快跳到給他工資更高的企業。

當然，但這絕不意味着，印度人沒有愛心。在世界慈善捐助排名中（包括幫助陌生人、慈善捐助和志願服務），印度的表現一直要比中國好很多。目前中國的慈善捐助僅佔不到GDP的0.2%，而印度相對穩定的佔GDP約1%。當然，很多數據也顯示，印度的慈善捐贈，70%還是因為宗教信仰。

4****總結

總結一下，中國人把承諾看得很重，把結果看得很重，把互惠和忠誠看得很重，這已經是一種文化共識，並進而轉化成了社會道德約束，我們非常習慣在這樣一種有預期的規則下生活、工作和交易。不可否認，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快速發展，也在打破一些傳統的東西，如出現的大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就説明“一諾千金”的根基在受到侵蝕；過度追逐利益和所謂的結果，讓我們可以把家庭高度邊緣化，甚至於自己的健康不顧；無原則的忠誠，造就了不少冤假錯案和寄生關係。但整體上而言，中國人對待承諾、對待時間的嚴肅性，濃烈的結果責任意識和禮尚往來的人際交往準則，還是有相對好的代際傳承。

印度人長期的被殖民歷史，讓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對接面臨着斷層，傳統的“德”消失，或只限於家庭，社會上也沒有構建起普遍有約束力的職業倫理，樂觀的信仰並沒有幫助建立起一套法律之外的行為規則。政治程序化、政治市場化，是其為應對多元化和多樣性社會而不得以的現代政治模式選擇；利益短期化和個人利益最大化是作為個體的公民應對這種市場化政治模式的最理性個人選擇。這造就印度人很在乎家庭，也很在乎自己，出發點往往人情味兒很濃。當然，在家庭（家族）之外，印度人缺乏文化認同或道德約束，人際交往中，情懷、忠誠都不好使，只在乎能抓到手的利益。關注程序正義，讓這個社會的很多決定得到了更充分的討論，不至於冒進。但只談權利，只談程序，也讓這個社會缺乏大局觀、責任意識和結果意識。

 當中國人遇上印度人，一般會出現四種神態：喜歡、焦慮、失望、憤怒。印度人愛微笑，不拒絕，中國人第一感覺是，喜歡印度人的熱情。但不久後，就發現，印度人時間不確定、承諾不確定，很認真走程序卻對結果不負責任……都是不確定啊，開始焦慮。熱情的承諾都不兑現，自己作為禮儀的一片禮讓，卻被對方用來“得寸進尺”，失望情緒油然而生。還有極少數的印度人，外表傲慢無禮，做人做事斤斤計較，讓有些中國人憤怒。（最後一種類型，目前我還沒遇到過。）隨着經濟社會轉型和國際化發展，印度的文化也在適當改變，國際化程度越高的人，三種文化出現的概率就越小些。

對於文化的差異，很難用優劣去評價。實際上，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我們需要尊重文化的差異性。但在不同文化中生活，我們需要了解這些文化差異及其背後的邏輯，這有助於我們在交流中減少預期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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