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學界打壓？永遠的副教授——史學家陳旭麓誕辰100週年_風聞

陳先生是當年全國獨有的三級副教授，我卻很少聽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劇性的經歷，化作了精思的“隨想錄”。而正是如此，每當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對待時，就會想起他的“副教授”。

——茅海建《懷念陳旭麓先生》

陳旭麓先生以思辨和文筆見稱學界，被公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執牛耳者，但又是全國唯一的三級副教授。

——魏承思《永遠的副教授陳旭麓》

身邊書架上有一本《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前幾天忍不住拿起來又翻了一下。作者是陳旭麓，這本書被譽為被學界譽為新時期“中國本土史學的標誌性文本”，再看作者的生卒年月，生於1918年4月，現在恰逢陳老誕辰100週年。

2011年的時候，《南方人物週刊》有一篇紀念陳旭麓的文章，標題是“永遠的副教授陳旭麓”。現在“副教授”三個字和陳旭麓的伴隨頻率特別高，有了策略文案式的鳴冤叫屈的味道。近來，看到了幾篇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門人弟子對老師的懷念文章，多曾談及陳先生是“全國唯一的三級副教授”、“永遠的副教授”云云，也大為先生鳴不平。

本文標題也不能免俗，也叫“永遠的副教授”，不過，要辨析一下這個副教授到底是怎麼回事。

陳旭麓先生與華東師大歷史系的恩怨是非，筆者無膽置喙。至於1978年恢復職稱晉升體系後陳先生為何遲至1986年才獲得晉升，為何始終未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這是另一個涉及更多的話題。

但以“三級副教授”為陳先生受壓制之證，則是出自對五十年代人事制度的誤讀，是錯將對現在教授、副教授雲泥之別的印象誤帶到當時的結果——其實，陳先生的“三級副教授”，不是他長期被壓制的結果，而是50年代他相當受重視的表現。

五十年代中期，國家工資制度改革，高教系統也於1956年進行了所謂的教授級別評定，流傳至今的“一級教授”、“二級教授”等稱呼由此而來。但1956年的級別其實並非職稱，而是工資。所謂的“某級教授”，其實是“教授領取高教某級工資標準”之意。

下表是當時上海地區高教教學人員工資級別表：

從這張圖中就能很清楚看出當時體制和現行職稱體系的一個極大差異：當時教授的工資級別，最高至一級（在上海為每月363元），最低至六級（157.5元），而副教授最高三級（254元，與三級教授同）、最低也是六級（同六級教授）。教授與副教授的工資級別實際高度重合，這是一個與現在通行的教授、副教授級別涇渭分明的通行認知完全不同的體制。

​為何會出現這樣一個體制呢？解放前大學水平相差懸殊，各種粗製濫造的草台班子學校也大量發放教授聘書。如果新政權進行一次全面清理，將眾多注水教授降級，顯然會引起普遍不滿和動盪，因此新中國對解放前的職稱、特別是高級職稱，採取的是一律承認接受，然後凍結的政策——以陳先生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為例，進校前的教授，無論是來自知名的國立大學，還是毫無知名度的民辦小校，學校只能一律承認其職稱，但這些教授如果教學科研水平不高，則工資定級很可能會低於很多副教授。

陳旭麓老師

陳旭麓在51年華東師大建校前是私立大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因此職稱自然被長期凍結在副教授上，這是大政策使然，並非特別針對陳個人的歧視。相反，將陳先生的工資級別定為高教三級——當時華東師大的評定結果，一級2名、二級24名、三級28名（其中副教授2名，其餘全為教授）。陳先生為兩名三級副教授之一（另一為地理系副主任葉粟如先生——可知陳先生弟子所謂陳先生為“全國唯一三級副教授”亦不確），反而説明在五十年代，學校對陳的教學科研能力是給予了相當評價的——限於大環境，學校無法把陳先生的職稱提升為教授，但仍然給了他相當高的工資級別，這其實就是當時知識分子戲稱的“發財不升官”。

三級副教授是否是壓制的表現，還可以看與陳情況近似的另一位副教授：華東師大數學系四級副教授曹錫華先生，曹先生很快就接替外調的二級教授孫澤瀛出任數學系主任，這足證他受到學校的重用，然而曹錫華定級時也是“四級副教授”——曹先生1950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到浙大任教，按當時的浙大制度定為副教授，隨後即調入華東師大，因此他的職稱也就被長期凍結在副教授，儘管曹錫華以及其他六七名四級副教授的工資與學校裏的約20位四級教授其實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