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婦”陶曉俠的戰爭：“有多少家庭因為你們隨意批捕受到傷害？你們是什麼檢察院！”_風聞

“冰點週刊”微信公號4月20日消息，陶曉俠説自己最大的愛好是“管閒事”，一輩子都改不了。

村裏誰家的兒媳婦不孝順，她就到別人家裏幫忙評理。春天楊絮太多，她就把政府告上法庭，起訴他們規劃有問題。她甚至在網上發帖舉報自己的丈夫，因為身為村幹部的丈夫動手打了村民。

各種各樣的“閒事”帶着她撞了各種各樣的“南牆”。從村委會，到市政府，直到省檢察院，她都去“鬧騰”過。最近獲得平反的“安徽五青年殺人案”“渦陽五週殺人案”中，人們也發現了她的影子。

她曾被當地媒體報道為“致富能手”“無銜村官”，頻繁在電視上露臉。

現在，她是安徽省太和縣“橋南駕校”的接待員，負責學員報名、考試。

她的辦公室在縣城的城鄉接合部，周邊是低矮的樓房和各種汽配廠。辦公室門外是一條繁忙的國道，從早到晚不斷有貨車呼嘯駛過。

辦公室牆上貼着各類駕照的報名價目，還有幾張駕校的宣傳廣告。廣告中間夾着一面錦旗，掛在正對門口的牆上。上面印着“巾幗英雄，為民請命”的金字，落款是“安徽五青年冤案”的5名被告。7天前，“渦陽五週殺人案”在安徽省高院宣判無罪時，其中一位被告人對媒體説：“如果不是大姐（陶曉俠），我們怎麼會有今天。”

1996年，渦陽的5名周姓男子被指控殺害一名同村女子。因為證據不足，審判委員會曾作出無罪判決的決定。受害人父親到法院以服毒自殺相威脅，要求判被告死刑。結果一審宣判，5名被告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15年有期徒刑。

從2001年開始，陶曉俠就不斷把這兩起冤案的材料帶到阜陽、合肥，甚至北京。那時她是阜陽市的人大代表，比別人更方便向各級部門反映問題。她寄材料留下的快遞單子加起來有“一米多高”，“上訪”攢下的機票火車票“足足裝了一個旅行包”。

陶曉俠正在整理冤案申報材料

在駕校報名處那張已經掉漆翻皮的辦公桌下面，她隨手抽出一個檔案袋，裏面就裝着各種冤案的材料。

等待冤案平反的漫長過程中，有時候被告人家屬都泄氣，告訴她“胳膊擰不過大腿”，但她也非要申訴下去。

“有人説我皇上不急，太監急。”陶曉俠笑笑説，“我就是那個太監。”

“五週殺人案”平反的第二天，“五青年冤案”的兩個被告人來找她，商量追責的事。

那天太和下着雨，天氣陰冷，陶曉俠還是把上衣袖口捲到臂彎。整個下午，她的手機響個不停，每通電話只要超過半分鐘，她就會提高嗓門，變得急躁起來。她聲音有些沙啞，音量卻很大。

“大姐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女俠。”張達發坐在辦公室的破沙發上，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説。

他不知道，陶曉俠原本並不叫這個名字。

“文革”時，她還叫陶韻美，在村裏上小學。那時她十幾歲，比別的小孩都大，總在學校打抱不平。有一次校長讓愛打架的學生在操場上罰站，結果只有陶曉俠一個女生。

校長數落她，説沒有哪個女生像她這樣，不如叫“陶大俠”。沒過多久，她真的把“俠”改進了自己的名字。

她的名聲不單在學校流傳。15歲時，大隊買回一輛手扶拖拉機，男人們都不敢開這台新機器，陶曉俠一屁股坐上去，成了生產隊裏的第一個拖拉機手。鄰村人來鬧事，她就帶着村裏的年輕人“一路打回去”，直到對方賠禮道歉。

她説自己“從小到大都是在使勁長”，沒人能管得了她。

她在兄弟姐妹裏排行老大，為了養家，16歲就冒着“投機倒把”的風險去外地販黃花菜。那時她騎自行車到200公里外的宿州，把買回來的黃花菜捆在被子裏，帶回家賣。在住旅社一晚只要0.8元的上世紀70年代，她每趟能賺100多元，很快成為家裏的“大當家”。

後來她拉過板車，開過裁縫店，回收過啤酒瓶。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她在潁河上開了縣城的第一家碼頭，整船的煤炭從上游運回來，充實了她的腰包。

1990年，她蓋起了村裏的第一棟二層小樓，“1600多平方米，全部按人民大會堂的樣子裝修”。因為愛唱歌，她跑去上海買回一套卡拉OK，縣裏大大小小的領導都被吸引過來，她那1萬多元的高檔音響幾乎每天都能傳出震耳欲聾的聲音。

“那幾年睡覺都能笑醒。”陶曉俠的丈夫張合回憶當時的生活，那時他和妻子都不到40歲，但事業上已經達到自己從沒想象過的成功。

那段時間，陶曉俠仍然沒有停止自己的愛好：自掏腰包給村民裝變壓器，給沒人管的老人蓋房。村民也喜歡找她調解矛盾，有困難就找她幫忙。

她的榮譽也越來越多，“科技致富帶頭人”“阜陽好人”“鄉村女俠”接連出現在她名字前。

“人大代表”的身份也隨之而來，那時陶曉俠只是把它當成眾多“沒用的稱號”中的一個。她完全沒有想到，這會成為自己人生的轉折點。

最開始，陶曉俠甚至不知道自己如何當選上的阜陽市人大代表，也不知道人大代表要幹什麼。第一次開會時，她領了一本《代表履職手冊》。她記得自己看到“一府兩院受同級人大監督”，“人大是各級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時，整個人愣了半天。

“乖乖，人大代表原來這麼厲害。”陶曉俠回憶，那時她與許多人一樣，從來沒有懷疑過“政府就是天。”

這讓她在“愛管閒事”的路上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找她評理的人越來越多，“閒事”也從過去的家長裏短逐漸延伸到“找政府茬兒”和“幫人伸冤”。

後來她受人所託，去調查一起當年在太和轟動一時的故意傷人案件。她自己找到證人，錄取口供，逐漸發現案情有不少解釋不通的地方。

調查正在往下深入時，她的丈夫卻忽然被公安機關帶走，理由是涉嫌參與了她正在調查的案件。

“張合整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連案子裏的人都沒見過，咋就成了涉案人員？”提起這件事，陶曉俠咬着牙，張口就罵。

曾經在陶曉俠家裏高歌的領導們忽然一下子遠離了她，那段時間，“活動能力很強”的陶曉俠發現，沒有哪個曾經的領導朋友願意聽她把話講完。

兩個月後，她收到丈夫從看守所傳出的一封信。張合在這封在寫在筆錄紙上的信裏告訴妻子，自己在裏面“度日如年，承受一切痛苦”，他告訴妻子“不要再告別人狀，否則會毀掉你我、孩子和家庭”。

“如果你聽話，我就會有好消息。”張合在信的結尾寫道。

陶曉俠説那段時間她能感受到丈夫在看守所裏承受的痛苦，“有時我半夜醒來，渾身出冷汗，有時身上會突然像爬滿了螞蟻。”越是這樣，她越不想妥協，她相信那封信不是出自丈夫自願。

她想讓丈夫早日走出看守所，但不是通過“向強權低頭”的方式，而是要澄清一切，還丈夫清白。

這個只認“道理”和“正義”的女人買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堅持“法律的事就通過法律解決”。

因為只有初中畢業，兩部法律裏有不少不認識的字，她就買回一本《新華字典》。後來，這兩本法律書都被她翻到散頁，裏面的法條她可以張口就來。

她到阜陽給丈夫請律師，在那裏聽説了“五青年殺人案”和“五週殺人案”，發現他們“比自己更冤”。

“大夏天她戴着一個斗笠，上面還掛了層面紗，搞得像個大俠。”律師餘鴻飛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陶曉俠時的樣子，“她説警察正在抓她，不能讓人認出自己。”

那段時間，餘鴻飛經常接到陶曉俠的電話，被對方問一些“業餘”或者專業的法律問題。

見過律師後，陶曉俠説控制不住自己，又把精力放在了兩起“比自己更冤”的案子上。她開始在全國到處跑，找人大代表聯名簽字，為正在服刑的被告人伸冤。

“她整天不進家，到處跑着告狀。”張合抽着煙，語氣緩慢。自己在看守所的那年，家裏的養殖場沒人管，等他出來後，“幾千頭豬已經死光”。

剛剛在北京體育大學讀完大一的兒子選擇了退學。陶曉俠跑去北京，任憑怎麼勸，兒子都不願意再上下去。

“爸爸坐牢，媽媽不停在外面跑，這個家已經很不容易了，我不能再花家裏的錢，還是早點出來做事幫襯點家裏。”兒子在一封信裏寫道。這封信並沒有寄出，直到多年以後陶曉俠在收拾房間時，在女兒的枕頭下面發現了它。

現在，這個本應有更好出路的兒子，成了一個挖掘機司機。性格也越來越像爸爸，變得沉默寡言。

提起兒子，她就會忍不住哽咽，説自己對不起兒子。哭過之後，她又會説：“啥事都改變不了我，我就是不能看到不公平的事。”

經過無數次沒有結果的等待後，陶曉俠終於見到了安徽省人大的領導。她向對方“哭着講了一個半小時”，提出“要想公正，案子必須異地審理”。她的建議被採納，最終檢察院以“情節較輕”為由，對張合作了不起訴決定。

張合走出看守所時，已經在裏面蹲了1年多，從180多斤瘦到120斤。“出來後人都是傻的。”

這個沉默的男人從來不抱怨自己的妻子，只有喝醉酒時，才會説出“要不是你亂告狀，我怎麼會受那麼多罪”的話。

陶曉俠也想彌補丈夫，給他買名牌衣服，做他喜歡的菜。但她從沒想過停下“亂告狀”，她甚至聽不下哪怕一句別人勸她的話，“半句都能讓我的頭爆炸”。

“就算是好意的，我也不想聽，我聽了也反感，再説一句我就會衝他。”她加重語氣，激動地閉上眼，使勁往一側點着頭説。

她把自己整理的冤案材料帶到阜陽市兩會上，寫好聯名信讓代表簽名，可幾乎所有人都拒絕了她。

“哎喲這個事咱不好管，你還真覺得咱們能監督法院啊。”陶曉俠記得有些代表這樣回覆她。

“有些人當人大代表就是開會、舉手、吃飯、休息，然後回去後顯擺自己住多好的酒店，吃多好的菜。”陶曉俠嘲笑身邊的這些人大代表像“大熊貓”，“不履職，還看不慣別人履職。”

她記得有次在阜陽市兩會的小組討論上，她提前坐到市檢察長的對面。檢察長對小組作了工作報告，提到當年“批捕7000多人，最終判決1000多人”。

輪到陶曉俠發言時，她質問檢察長竟然敢拿着這樣的數據當成績，然後列舉“刑事訴訟法”裏關於批捕的條件，怒斥對方這樣的數據就是在枉法。

“有多少家庭因為你們隨意批捕受到傷害？你們是什麼檢察院！”陶曉俠説她越説越控制不住自己，記得自己最後激動到站起身，握緊拳頭，渾身都在顫抖。

​隨後，她拿出冤案材料，對着檢察長一句句唸完。會場內的70多位代表鴉雀無聲，檢察長全程低着頭，沒有一句回應。

會後，她得到了一個外號：陶瘋子。縣委書記找到她，讓她“下次別再這樣，檢察長明年都不好意思來咱們團了”。

她沒有理會縣委書記的話，反而變本加厲。她帶着人大代表證，跑到公安局大罵他們辦案不符合程序。全國兩會時，她帶着冤案家屬到北京找全國人大代表喊冤。

因為“五青年殺人案”材料被收走，她曾在北京的網吧裏待過一整天，“中午飯都沒吃”，把申訴書重新寫出來。幾經輾轉，材料最終被塞到當時安徽省檢察長的門縫下，後來檢察長打電話給陶曉俠詢問案情，向她保證一定會“重視此案”。

也有人私下勸她，好好當人大代表，別太把自己當回事。

“人大代表就是要監督，就是因為公檢法缺少監督，才會有那麼多冤案。”她説自己認準這個道理。“我要是像別人那樣老老實實，人大代表也能一直當下去，也有人當了一輩子，但那有什麼意思。”

在人大履職的那5年裏，她養成了每天只睡4個小時的習慣。養殖場垮掉後，她買來幾輛卡車，做起了運輸生意。白天她打理車隊的事情，管管“閒事”，晚上回家後就開始研究冤案材料。

“整個卧室，桌子上、牀頭上堆得全是檔案袋。”張合語氣平淡，他被關在看守所時，剛好隔壁牢房裏就有“五青年殺人案”的被告人之一張虎。他説自己很清楚他們在裏面受過的罪，也知道蒙受冤屈的感受。老婆為人喊冤，自己“多少也是支持的”。

2006年，人大代表任期結束，陶曉俠沒有連任。她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駕校，她由此登上了事業上的另一個巔峯，在縣城只有幾輛桑塔納的時候，她買回一輛本田雅閣，整個人“紅得發紫”。

後來合夥人的妻子找到她，告訴她自己“被離婚”，丈夫揹着妻子已經再結婚，還有別的家庭。搞清情況後，陶曉俠馬上與合夥人決裂，然後幫妻子告狀，“主持正義”。

之後，她開了一家“陪駕學校”，在駕考的灰色地帶繼續她的生意，但被之前的合夥人舉報無證經營，最後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了她兩年徒刑，進了監獄。逮捕她的那天，雅閣的後備箱和後座上，塞滿了各種冤案的申訴材料。

剛剛走上正軌的家庭再次崩塌。丈夫開始酗酒，正在南京審計學院上學的女兒一氣之下，像哥哥一樣退了學。

這些讓她變得更加瘋狂，即使在監獄裏，她還整天幫別人寫申訴材料。出獄後，她比之前更不着家，到處找領導反映情況，成了一個為別人上訪的“上訪户”。

家人對她徹底失去了信心，丈夫相信了這就是她的“本性”，不可能扭回來。

“都是這個人大代表害的。”丈夫吐出一口煙，補充一句。

“我這輩子，天不虧我，每次栽倒，都能再爬起來，但是人虧我。”陶曉俠説。

後來，她主動提出離婚，她怕自己哪天再連累這個男人，“再進去他就毀了”。

兒子也放棄了再勸她收手。他説自己有時也會怨恨媽媽“胡搞”，不是因為自己沒有上完學，而是怨她“把家都搞得不成樣子”。

提到未來，父子二人淡淡一笑。他們甚至對未來不抱希望，堅信她會一直這樣“胡搞”下去。沉默片刻後，兩個男人別開臉，眼睛濕潤。

現在，陶曉俠和孫子一起住在辦公室樓上，一間50多平方米的房子裏。那輛依然帶着她前行的雅閣，已經顯得過時。

她對未來的生活也談不上什麼渴望，但她説自己仍然想當人大代表。她記得自己當選人大代表的那天，村上請了嗩吶隊，村民們用拖拉機給她拉來了一塊大匾，繞着縣城轉了一圈。家裏院子裏站滿了很多不認識的前來道賀的人，煙花放到了半夜。有人説，陶曉俠當上人大代表，村民們比村裏人當上縣委書記都高興，因為她是個好人。

陶曉俠經常想起這一幕，那是她一生最高光的時刻。

“冰點週刊”微信公號 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