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雨素：寫作就像打麻將，文字不能也不應該改變命運_風聞

本文是上週六土逗沙龍的整理稿。（土逗公社）

大家好，我是範雨素。我愛好寫作，但我的寫作沒什麼高大上，就像大家打麻將、上歌廳，就是娛樂。

2015年，北大張慧瑜老師給我們皮村文學小組上的一些理論課，憑藉着這樣一些專業知識，我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寫作了一篇長篇小説。這也就是後來的《農民大哥》的前身。

範雨素（中）

2017年的1月，我開始做小時工，有了時間，就寫了那篇《我是範雨素》。4月24號《我是範雨素》發表，第二天就來了很多很多的記者要採訪我，我才意識到我出名了。當時我就很奇怪，因為我不覺得我那篇文字怎麼好，而且我還有很多很多缺點，我經常為我自己身上這些缺點而感到自卑。人家説能發表，能給你錢，我就覺得幸運和感謝。

但我不太願意接受採訪。我小時候，農村很窮又沒有圖書館，我就把僅有的《上下五千年》一本一本地看，每本都快翻爛了，看着都能吃了。因此我知道，像我這點名氣，在歷史長河裏，別説蕩不出一圈圈波紋，連泡泡都説不上。如果真的天天那樣被採訪，每天説那樣的話，我還是會餓死。我也不想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如果讓我作為乞討者的身份出現，我寧肯坐在馬路牙子上餓死。

我九歲的時候説我要當中國的第歐根尼，所以我尊敬每一個馬路邊乞討者，永遠都不説“叫花子”。1983年春天，我讀到一期《讀者》雜誌，那時候我九週歲還不到十歲，裏面有一篇文章叫《哲學家如是説》，講第歐根尼、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故事。我就記得第歐根尼的故事。亞歷山大大帝來看第歐根尼，問他：“我能為你做點什麼?”第歐根尼閉眼跟亞歷山大大帝説，“請你走開，不要擋住我的陽光”。

童年看的書一輩子不會忘記，我們小時候看書能看的如醉如痴，看什麼都看得進去，看什麼都願意看。我們現在的孩子最好在童年養成閲讀興趣，這種興趣雖然對物質上面沒有什麼幫助，但是好處是，至少可以不坐牢不犯罪了，知道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即使是很貧困的日子，即使體力勞動很苦很累，也能用堅強的心去面對。

文字不能也不應該改變命運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寫的東西叫“底層文學”。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底層”這個詞，至少在上個世紀不可能出現的，有些工友説好像在2002年2003年看到的。我看到這個詞覺得很彆扭，我就問他們：誰是底層？是勞動人民嗎？那什麼是底層文學？

有些人説自己叫中產，有些人説自己叫高層，那也就是圈地自萌。勞動人民已經不理你了，都在忙着賺錢。我前幾天掃墓回到家，心裏本想會碰見很多熟人，誰知道就好像進了原始森林——我一米五幾的個子，走進蓋滿了四層小樓的村子，看不到一個人。人呢？都去打工了。在我們的童年時，村子裏都是人，好多好多人。如今，勞動人民都忙着賺錢了。誰會看你寫什麼，誰理會你叫我“底層”“底層人民”，也沒有人關心你寫的文學叫底層文學。

我從來沒有想過靠文字改變命運，吃好了穿好了住進大房子叫改變命運嗎？人家第歐根尼還不願意理你，瞅都不願意瞅你。文字就是文字，就是一種愛好，就好比大家要娛樂要去歌廳唱歌，不是用來改變命運的。什麼叫命運的改變呢？幹體力勞動就難道就不好嗎？幹腦力勞動就好了嗎？你如果説幹腦力勞動就是改變命運，這個説法也很荒謬的。

我記得我曾看到一篇文章，是周有光老師回憶林漢達先生，他們在農場的時候，一邊砍玉米一邊還在心裏推敲文言文。他們在玉米地叫苦嗎？此外還有楊絳老師，文字裏並沒有表現出那些苦難，他們表現更多的是一種平淡的敍述。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對《我是範雨素》這篇文字的看法，我沒有什麼改變命運的期望。而且，如果寫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能改變命運，也不是什麼好事。

我一直覺得每個人都是很聰明的。如果別人歧視我，説你是“底層文學”你是“底層”，那我不想理你。還有些人給了我很高的評價，説我是史詩級的人物，其實我也沒有這種優越感。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郝景芳的《北京摺疊》以科幻為體裁，説的是現實，但我並不認同她説的三個層，不認同高層、中層和底層的區分。50年代末60年代初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很多都分到北京的國家機關裏了，他們會指着他們的弟弟妹妹和姐姐説，你們叫底層嗎？我覺得他們永遠不可能説這句話。我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活動，碰見一個大姐，她在國務院事務管理局上班，對我説，範雨素，你的文字很有力。她永遠不可能説：噢你是底層。她對我很尊重，很平等的態度來跟我説話，她説：“我就是農民，我就從農村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