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求自他的日本，比講求天下的中國更容易萌發國家意識？_風聞

近來讀日本史學家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很受啓發。

這些年，歷史學界時常會討論“何為中國”的問題，然而討論了半天，答案往往是回答了“中國何以不能成為中國”。比如，“中國是想象的共同體”、“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形成斷裂”等等都是典型的答案。

​與這種解構式的話語不同，溝口先生的著作所做的即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反思。正如一些書評提到的那樣，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還中國歷史一個主體性，從中國本身出發去解讀中國。

除卻方法論之外，溝口先生的一些具體觀點也很有意思。比如在下面貼的這段內容，就提到日本因為地緣政治的影響，所以自帶自他意識，相應地也就比中國更容易萌發國家意識。

對此，大家贊同嗎？

順附節選

每每眺望非洲或東南亞的地圖總令人感到不自然的便是國境線。眾所周知，國境線的不自然起因於各國舊宗主國的殖民統治。例如，婆羅洲島的北部（除文萊以外的沙撈越、沙巴西州）屬於馬來西亞聯邦，而南部則屬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新幾內亞島的東部屬於巴布也新幾內亞，而西部則屬於印尼領西伊瑞安查西省。國境線無視地理民俗，將一個島嶼分割為不同國家是因為承襲了英國和荷蘭殖民時代的瓜分遺蹟。關於民族和國家，孫文曾經這樣定義：“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根據這一定義，這兩個島嶼的不自然的國境線也可以理解為是帝國主義霸道人為力的痕跡。

 在亞洲或非洲的這些舊殖民地，國家的誕生一方面意味着擺脱殖民統治獲得獨立，而另一方面也是歐洲所留下的霸道人為的痕跡。這種説法，一半也適用於日本和中國等非殖民地國家。成立近代國家對日本和中國來説是為了保障自己不受歐洲侵略、維護獨立，從別無選擇這一點來説是被“強制”的結果，也可以説是歐洲以自己為模型製造出的一個並不令人滿意的產物。

 當然，悍然侵略亞洲的大日本帝國並不能用“強制”來説明一切，但“日本有（鎌倉或德川等）政府而無國民（nation）”，對於那些袖手旁觀“（視治者之治亂興亡）恰如天氣時令之變化”的人民來説，**明治維新發生以後，在“報國盡忠建國獨立之大義”的旗幟下，突然被期待成為“國民”（《文明論之概略》卷五，六），到頭來落得一個為“國”戰死異鄉的下場，這一過程至少對當事人來説是一種無形的力量的強制。**儘管形式不同，這一看法也適用於後述的中國。

無論如何，歐洲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介入了亞洲和非洲國家創建的過程。

日本由於和中國、朝鮮的關係，很早就產生了國際間的自他意識，從而萌發了國家意識。但中國直到晚清都沒有產生這種意識，所以創建近代國家就顯得格外艱難，而強制的程度也相應較大。 正如梁啓超所言，中國雖有數千年的歷史，卻只有眾多的王朝名稱而沒有一個國名，如果有就只有“天下”（《中國積弱溯源論》）。

 當然中國並非自古以來就沒有“國家”這種説法，但“國家”一般指的是作為統治領域、機構的國和統治者的家，也就是朝廷，民是無法與其發生關聯的。民是天生的自然存在的“生民”，王朝=國家只不過是架構在生民之上而已，所以生民並不會被捲入王朝=國家的命運。南宋的一個官僚曾經就某項土地政策指出：“所以利民，非以利國”；明末的某經世家也要求官僚作為“王道”應“利民”而非“利國”，勸誡其不要“剝民肥國”。這些都顯示，認為國=朝廷與民毋寧説利害相左的想法非常普遍。關於國家和天下，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留下一句名言：“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日知錄》卷十三），這最後一句為晚清民國的革命青年爭相傳誦。也就是説，國=朝廷的命運可以交給君臣等肉食者的統治集團，但天下存亡，匹夫之賤的民也要承擔責任，這句話準確地描述了民與天下、民與國的不同關係。

 國亡而民不亡，天下亡則民也亡。亡天下意味着仁義廢、人相食，即人喪失其自然狀態（儒家視仁義為人的自然），所以天下較之國佔有更優越的地位（請注意國是政治概念，而天下是道德概念）。歐洲“國家”在這種歷史風土中入侵中國，為了與其對抗，中國不得不創造出相同類型的國家與國民，於是天下和生民也就不得不被包攝於國家和國民之中。

然而，由於天下、生民被納入了國家和國民當中，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國家”和“國民”與歐洲、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差異。

孫文針對“強權”的歐洲主張“公理”的中國，以“濟弱扶傾”為國是，以“固有的道德和平”為國家基礎（《三民主義》民族主義），這證明他受到了天下觀的影響；而“不但要做國民（自由平等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民生）的國家”（《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即不僅要建設政治平等的國民國家，還要建設經濟平等的民生國家，則是生民觀滲透的結果。

 但儘管如此，在建設強大的獨立國家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否認，由於“天下的生民”被套進了國家和國民的框架裏，使得原本具有的世界普遍性遭到了扭曲，這對於中國和世界來説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也因為此，天下、生民與國家、國民不同，最終也沒能上升為一種主義。

 我們只能在康有為帶有世界主義色彩的《大同書》裏依稀看到天下主義的面影，在劉師培等人的無政府主義當中聽到些許民生主義的餘音。

 這裏略提一下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首先，他從無階級、無統治的觀點出發，反對地方自治和代議制。理由是，比起短期從外鄉來赴任的王朝的官僚，當地出生的豪紳和胥吏的行政更貼近、精通當地情況，所以對小民的統治也更周密，結果就會造成苛政。同樣從小民的立場出發，他批判利用機械、鐵路、船舶等近代手段來振興工礦業，認為這樣會破壞小民的手工業和商販活動，提倡樸素的農本主義。他指出，“蓋人民之幸福，在於家給人足（萬人平等生活充足），而不在於偽文明”（《論新政為病民治根》）。順便指出，後文中要談論的劉錫鴻（第一任駐英國副使和駐德國大使）在更早時期就已經從重視民生的角度批判了貪官污吏和豪紳，反對工商業、礦業、鐵路等機械文明，主張農本主義（同時也反對軍備），在很多地方與劉師培有共通之處（但劉錫鴻對代議制是贊成的）。而且劉錫鴻還向世界主張仁義：“外洋以富為富，中國以不貪得為富；外洋以強為強，中國以不好勝為強”，表現出了濃厚的天下主義色彩。

 然而劉錫鴻正因為站在其傳統的生民主義的立場上反資本主義、反機械文明，所在中國被批判為宣揚“封建經濟思想”的“地主階級頑固派”。如此説來，劉師培的晚年也因為站在反對代議制（認為還不如專制王朝的官僚統治）的立場上追隨袁世凱，而被當做批判其“變節”的負面材料；以保護小民手工業為名下令關閉繅絲工廠的南海知縣徐賡陛聲譽不佳，也是因為其民生主義的觀點。

 總之，“天下”和“生民”往往被視為“近代”的落伍者。

 然而，如果現在我們再來吧未能發展成為主義的“天下”和“生民”設想為中國可能產生、或者應該產生的理念來重新思考近代史的話，又會得出什麼樣的結果呢？比如説，我們可以看出，上述被分為頑固派和無政府主義這的左右兩翼實際上都是站在“天下”、“生民”這一共同立場上的人物；或者也可能在這些無法被“國家”、“國民”同化而掉隊了的“近代”的落伍者當中，摸索中另一種近代；甚至還可以通過反思，從現在的“國家”、“國民”當中發現歐洲的“強制”所帶來的扭曲和不健全之處。

最後一段也很有趣，同時也體現了溝口的歷史關懷。由中國的主體性實則可以思考到中國的啓示性，傳統的“天下”、“生民”之類的觀念究竟能為世界提供怎樣的體驗？這個問題，大家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