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君帶你讀《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中）_風聞

每一個剛剛接觸到人類學或民族學的中國大學生最先知道的民族學學者一定是費孝通先生，最先知道的民族學著作也一定是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這足以説明費孝通先生及其作品在中國民族學界的重要位置。費孝通先生自身所有的學術價值並不能全部反映在他的作品裏，但是他的作品中所包含的非凡的學術價值也不能被費孝通先生的名望所蓋過。

筆者認為是《江村經濟》一書成就了費孝通先生。為了較好地瞭解費孝通先生的學術研究範圍，筆者選取了費孝通先生其他作品《鄉土中國》、《內地的農村》、《鄉土重建》進行了輔助閲讀。《江村經濟》一書的定位是人類學民族誌，而《鄉土中國》一書並不是民族誌，如果説《江村經濟》側重討論社會制度變革，那麼《鄉土中國》則在討論與之相匹配的社會道德。因為側重點不同，《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的語言表達方式和整體構思就呈現出很大的不同，而《江村經濟》就向讀者們很好地示範瞭如何寫出優秀的民族誌。

首先，《江村經濟》一書大量地運用了地圖、真實的數據和表格向讀者刻畫了一箇中國農村的形象，筆者認為這是民族誌寫作中最基礎的要求即真實，這為學習民族學的同學們提供了生動的民族誌寫作範本。其次，費孝通站在主位的角度參與到開弦弓村村民的生活中去，但是在記述時採用了客位的角度，這就保證了費孝通先生在體會當地的問題時能夠更容易抓住主要矛盾，同時又能客觀和理性的分析。

筆者還將《江村經濟》同美國探險家、考古家蘭登·華爾納所作的《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進行了一些比較。《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是華爾納在20世紀20年代所出的一本研究中國敦煌莫高窟的著作，筆者之所以要把這兩本書進行比較，是因為僅僅十多年的時間，《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一書和《江村經濟》在類型劃分上便出現了不同。《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被劃分在早期民族誌一類中，而《江村經濟》被劃分在了人類學民族誌中，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華爾納的這本書採用了遊記般的寫法，而費孝通先生的這本書是在經歷了實地調查後寫成的。而在筆者看來還有一點不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邱澤奇老師在《費孝通與江村》中寫的那樣，從研究對象上看，費孝通的研究對象是中國本土的一個村莊，他是作為一箇中國人在寫中國，而不是作為一個外國人在一塊新奇的土地上進行“開墾”和“獵奇”。馬林諾夫斯基曾説“一個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當然是最艱鉅的。”中國人民大學的鄭杭生教授也曾評價《江村經濟》道：“它沒有拘泥於異民族，而是用社會人類學來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並把功能方法從原始社會推廣到文明社會，如果説馬林諾夫斯基提出了人類學必須‘離開對所謂未開化狀態的研究，而應該進入對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在經濟和政治上佔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較先進文化的研究’，那麼《江村經濟》則是非常出色地實踐了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