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獨立運動？——蘇聯學界對“東突”問題立場的轉變_風聞

觀察者網風聞專欄作者根號三發了蘇聯與中亞民族、泛突厥主義等系列文章，引起了讀者們的很大興趣。其中也涉及到了“東突”問題，這個話題確實繞不開，人文類的各個學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有了不少突破，不過不少地方還可以再深入。

新疆“東突”問題的根源其實也是一面鏡子，能照出上世紀30-40年代中美蘇三國關係的很多側面，而且對現在的“中亞學”研究也有不少幫助。

60多年以來，蘇聯學者對這個問題的視角，也可以當做一個切入點分析。

     從1943年到1944年，原本地位相對獨立的新疆，隨着二戰進程的不斷深入，處在一個很微妙的歷史關口。1943年“新疆王”盛世才為了加強自身集權，擺脱蘇聯控制，不斷要求蘇聯政府從新疆撤走外交人員，並要求蘇聯駐哈密的第8團和駐哈密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廠全部撤走。

盛世才這時候打的算盤是，蘇聯正在和德軍鏖戰，勝負未可知，這時候是在背後捅蘇聯刀子的好時候。這一年年初，盛世才一改和南京國民政府若即若離的關係，加入了國民黨，宣佈效忠蔣介石：“擁護中央，絕對服從領袖”，把迪化（烏魯木齊）的辦公大樓的旗也改成了青天白日旗。這時候起，盛世才開始大規模驅逐蘇聯人員，逮捕新疆的中共黨員和親共人士。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肯定會馬上聯想到毛澤民的犧牲。

1944年11月12日，“東突分子”成立了所謂的“共和國”

毛澤民、陳潭秋等中共黨員就是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後，受到殘酷的嚴刑拷打，於1943年9月英勇就義。

但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形勢急轉直下，豫湘桂戰役後，盛世才判斷二戰後中國的局勢很有可能被美蘇掌控。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背靠蘇聯，盛世才遽爾諂媚斯大林，並且多次暗示，新疆願意成為未來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老辣的斯大林對盛世才的這點小算盤洞若觀火，把他的密信轉手交給了蔣介石，引起了蔣的暴怒。

6月，斯大林在接見美駐蘇大使哈里曼時説，中國國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職務，對於改善蘇中關係具有重要意義。1944年8月29日國民政府派朱紹良接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公佈將盛世才調為農林部長，在蘇和蔣的前後夾擊之下，新疆王的日子到頭了。

新疆人民準備敲鑼打鼓，歡送惡貫滿盈的盛世才滾蛋，此時盛世才也已經把從新疆搜刮的細軟包括駱駝、羊什麼的打包帶到重慶，將走未走的時候，8月17日凌晨，尚在睡夢中的新疆鞏哈縣人民被陣陣槍聲驚醒——一隻小小的游擊隊發動了武裝暴動。

本來新疆地處邊陲，這時候蔣校長正忙着怎麼二戰收尾之後再剿共，剛上任的新疆政府主席吳忠信剛開始也沒把這事放在眼裏，不過鞏哈縣暴動居然有燎原之勢的趨向，越來越大，兩個月後，他們攻佔了鞏哈縣的縣城。

11月7日這天，一批蘇聯籍的士兵和鞏哈縣游擊隊匯合，前者大約60多人，打了6天6夜，伊寧市的國民政府大樓被完全佔領，伊寧淪陷。

11月12日， 這批人宣佈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這就是港台學者所謂的“伊寧事變”。

到1945年夏天，這個“共和國”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地區。

不過在1946年6月6日的時候，這個“共和國”因為國共合作和美蘇調停的背景下，宣佈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歸屬省政府”，但其實本質上還在武裝割據，一直到1949年新疆全境和平解放。

從1944年底到1949年，這個所謂的“東突據點”割據了長達5年之久，這5年這些地區都發生了些什麼？目前史學界語焉不詳，資料和研究成果很少。不過， 很顯然這是自1930年代“東突厥斯坦”暗流的一部分，是一場民族分裂運動。

而且，這個事件由於和蘇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絕對超出了“民族分裂”的範疇。

改革開放之後，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所長季大椿曾經寫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是一份內部刊物，到1990年才發表，在文中他説：“（東突）事件是一個語焉不詳、諱莫如深的敏感問題……”

1945年4月8日，三區革命軍改編為新疆民族軍

建國後，這個“共和國”在官方刊物上消失了，代之以“三區革命”。

至於我黨對“三區革命”是怎麼定性的，這個就不多説了，讀者可以自行查閲。有趣的是蘇聯方面的態度。

這幾十年越來越多的史料披露，蘇聯深深捲入了此事，如果沒有蘇聯在政治軍事上的作用，這個“共和國”撐不了這麼長時間。

在50年代早期中蘇蜜月期期間，蘇聯學者更多強調這是一場民主運動，和毛澤東的對外表達，即基於1949年8月18日的那封電文相吻合。

蘇聯歷史學家雅科夫列夫曾這樣説：“當時帝國主義的勢力（主要是美國）已經滲透到新疆，新疆人民拿起了武器，和蘇聯士兵進行了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運動。”

另一名歷史學家庫特魯克夫寫過這樣一篇論文《1945-1947南疆喀什的人民民主運動》，認為南疆人民和腐敗反動的國民黨展開鬥爭，最終建立了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社會。 他在另外一篇論文的表述，可以説基本上和我黨當時的觀點高度吻合，1944-1949新疆人民的解放運動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運動初期雖然帶有獨立運動和民族主義的色彩……後來，起義的領導人認識到和中國人民聯合的意義。蘇聯人民也支援了這場革命，並且蘇聯堅決認為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個學者敏古諾夫也撰文表達了極為類似的觀點。

1960年中蘇關係惡化之後，“學隨術變”，蘇聯學界對這場暴動的定義發生了巨大變化，還是出現這是一場“原住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比如哈科木巴耶夫的一篇論文，標題直接就把觀點點明瞭“20-40年代新疆原住民民主解放運動”，拉希諾夫則更為露骨，直接説這是“新疆原住民反對漢族統治者的運動”，曾經隨民族軍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祖農·太耶夫，濃眉大眼的也叛變了（1962年這貨以開國少將的身份叛逃回了蘇聯），説新疆應該像蒙古一樣，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可以説，蘇聯學界對這個事件的定性，完全服務於他們的意識形態轉向。

祖農·太耶夫

上世紀90年代末，蘇聯學者巴爾明以較為純粹學術的眼光寫了一本《蘇中關係中的新疆：1945-1949》，用了較為詳實的史料證明，。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大體上是處於幕後，沒有蘇聯的精神、物質援助，尤其是武器裝備的支持，僅僅靠幾隻游擊隊能否打下伊犁還是個問題。

可以説，“東突問題”絕非單純的泛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運動，也不是單純的中國內部事務，而是很多國際、種族、宗教交叉形成的現象，對於這件事的研究，必須要把它放大到當時斯大林的整個亞洲政策的宏觀角度。 1944年-1948年美國駐迪化和重慶的外交官不斷地把新疆問題發電報給華盛頓，現在電報的內容正在逐漸被解密，顯示為什麼新疆未能成為第二個“外蒙古”，泛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和宗教因素的不可控性也越來越被歷史學、國際政治學界所關注——“東突分子”也不是鐵板一塊，當時也有左翼和右翼的區分，東突的左翼曾長期是蘇聯拉攏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