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爭：“同治中興”與“中興芯悸”的時空穿越_風聞

貿易戰爭：“同治中興”與“中興芯悸”的時空穿越

中美貿易戰引爆的“中興事件”，讓中國人不得不直面“中國製造美國芯”的現實尷尬。美國對中東大國伊朗“疑似制核”的“嚴厲制裁”，板子卻打在了中國信息產業的龍頭企業身上，這也暴露出了“一路一帶”沿線的“痛點”。至於美國“疑神疑鬼”的“制裁大棒”，什麼時候又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就不能不讓中國人感到“芯有餘悸”。對此，中國精英專家和主流輿論，便再次吹響了“科技興國”和“實業救國”的“芯片保衞戰”集結號。那麼，這場中美貿易戰，究竟是一場“經濟戰”還是一場“技術戰”？抑或是一場“國家政治安全”戰略的文化戰爭？可以肯定的是，以三十年年的目光和三千年的視野看世界，眼前的景象就會截然不同。如果看不懂戰爭，就根本談不上“大國博弈”的“上兵伐謀”。

“鴉片戰爭”與“同治中興”再回首

時下“科技興國”和“實業救國”的“芯片保衞戰”輿論鼓譟，就不由得讓人想起了當年“科技興國”和“實業救國”的“同治中興”。所謂“同治中興”，是指清朝後葉同治帝在位期間的一個“中興階段”。當時適逢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國被剿滅，國內政治上出現了一個相對平靜時期，從而開啓了“洋務運動”。有些學術界專家，也把清朝咸豐至同治時期統稱為“鹹同中興”。不過，這個時間界定差異的“同出而異名”皆無關宏旨。因為不管是“同治中興”還是“鹹同中興”，由此開啓“科技興國”和“實業救國”的“洋務運動”，都是源於“鴉片戰爭”的“開關通商自由貿易”。

資料顯示，在“同治中興”期間，清朝政府大興“科舉”，增加考試取錄名額以籠絡人才，防止類似太平天國的出現，籠絡更多人才維護清廷統治。這種“克己復禮”的倒行逆施，在客觀上造成近代中國人思想的進一步腐化。而在外交方面則是大興“洋務”，積極與西方列強謀求“合作共贏”。當時主導“同治中興”的高官重臣主要有奕訢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等。他們在鎮壓反抗人民和平定社會動亂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後來也都成了“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稱：“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云云。”

學術界主流專家觀點認為，“同治中興”是促進中國近代歷史進步的一個階段，就主要體現“洋務運動”。當時大興“洋務”，倡導“自強求富”，創辦了一系列近代企業，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煤礦等等，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洋務運動”後期一直綿延的和“科技興國”和“實業救國”思潮，都與這段“同治中興”時期有關係。“洋務運動”中興辦的近代企業，雖然不屬於規範的資本主義管理經營方式，但也催生出了中國近現代的無產階級。美國斯塔夫裏阿諾斯教授認為，當時的外國殖民者對中國興起的這股潮流感到吃驚、害怕和敬佩，有人甚至驚呼“中國的大小官員全部行動起來了”！

也有非主流觀點認為，“同治中興”實際上是慈禧太后和恭親王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國之後，清政府急於收拾戰亂後的爛攤子。當時因為富庶的江南十幾年不能正常交税，清政府財政更顯得困窘。於是，以恭親王外代表的“洋務大臣”們積極引進國外技術，希望用西方先進科技和企業發展方式挽救清王朝。在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努力下，就呈現出了“同治中興”的景象。事實上，“洋務運動”的初心還是為了造出西方式的“船堅炮利”，這樣一方面能夠抵禦外國侵略，另一方面則是更有效地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鬥爭。

“洋務運動”後來也興辦了一些民用工業，但總體上還是為了官辦工業配套和官員們假公濟私的斂財自肥。“洋務運動”最大的“政績”，就是創建了“北洋水師”和“新式陸軍”。更重要的是，“洋務運動”孕育了一批以西方視野全面批判傳統文化的知識精英。但是，這些精緻利己的西化知識精英，卻始終沒有形成民族振興的合力。又因為上有保守權貴排擠下有人民揭竿造反，這些精緻利己的西化知識精英，後來更進一步演化成了軍閥混戰的罪魁禍首。特別是“新式陸軍”在“抗日援朝戰爭”中的潰敗和“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就拉開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及軍閥混戰的歷史帷幕。“洋務運動”興辦的中國現代企業畸形而脆弱，到了“戊戌變法”的時候已經是第二代企業。然而，因為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西化知識精英的精緻利己，這場“同治中興”的“自強求富”迷夢，最終還是化為海市蜃樓的血色泡沫！

另有“自由市場經濟學”國際比較派專家觀點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本質是一場革命，而“同治中興”只是一場“自中而下”的改革。“明治維新”是以“倒幕運動”的軍事變革為前提，建立明治政府的政治經濟“維新變革”緊隨之。通過這場“明治維新”，完成了由封建社會轉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明治維新”是以暴力革命掃除了一切障礙，而“同治中興”只是部分地方實力派官僚的“自發圖強”。對清朝來講，一方面歷史包袱嚴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養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階層沒有掃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同時，日本殖產興業的基本路線是政府扶持民間資本，鼓勵私有資本自由競爭，其初始官營企業迅速私有化，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私人企業集團迅速壯大。而中國“洋務運動”則始終沒有走出“官督商辦政權壟斷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死衚衕，民間私人資本始終沒有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主體，私人資本的競爭力完全無從談起。

因此，日本斷然放棄“克己復禮”的傳統治國哲學，迅速轉向“全面開化”，堅定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國上下奮起學習西方先進科技。正如大久保利通所言：“以海外開明之治為範，唯一途，乃棄己之短，取彼之長，破陋習，變古格”。而中國則頑固死守天朝大國虛榮，極力排斥西方先進思維和制度。亦如李鴻章所云：“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及”。於是，就長期陷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爭論泥潭而不能自拔。甚至，就連“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都沒有真正付諸行動。

“鴉片戰爭”究竟是“貿易戰爭”還是“核心技術戰爭”？

回頭來看，從“同治中興”到“洋務運動”和“甲午戰爭”，直到“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及軍閥混戰，乃至於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華民族最近一百多年“救亡圖存”的奮鬥歷程，就發端於“鴉片戰爭”。那麼，“鴉片戰爭”究竟是順差逆差的“貿易摩擦”和“經濟戰爭”？還是一場“堅船利炮”的“技術戰”？抑或是一場“核心價值觀之爭”的文化戰爭？顯然，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核心價值觀之爭”，而絕不是技術工具與技術工具之間的“核心技術之爭”。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此山為“嶺”是客觀存在，此山為“峯”也同樣是客觀事實。關鍵就在於，到底是誰在看是誰在説。

進而言之，站在不同的國家民族和階級立場來看，就必然會有“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觀。正因為各個國家民族和階級立場的“核心價值觀多元化”，所以對“鴉片戰爭”就不可能形成“普世價值”的“一致共識”。再從“同治中興”到“洋務運動”和“甲午戰爭”，直到“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及軍閥混戰，乃至於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又怎麼會形成各個國家民族和階級立場的“歷史共識”呢？

以中國式“道術用”與“時勢位”天人合一有無相生陰陽易變系統運動思維來看，究竟是道法自然法則大公無私抑強扶弱“天之道”，還是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這就是人類世界正邪善惡“道路之爭”的“道不同”。即便是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同道”，也會爆發自私自利的“春秋無義戰”。自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公私之變”以來，私有制社會1%與99%貧富階級分化經濟食物鏈的惡性循環，就一直伴隨着不同國家民族和階級立場“核心價值觀多元化”的矛盾紛爭。

事實上，只要是正常人，就隨時都會有“道為術之本”的“自我歸道”，也隨時都會有“術為道之用”的“自我認同”。只是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核心價值觀“同道者”，總是隱藏“道為術之本”的邏輯起點，而直接進入“法術萬變而道不變”的“學術爭鳴”。人世間的險惡，就在於這種“名可名非常名”的“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歸根結蒂，不管是“和魂洋才”還是“中體西用”，都是無形之氣與有形之象的魂體相依自我運化。這種無形之氣，就是個人主觀意識能動性初心之“魂”。這種有形之象，就是不同國家民族和階級集團的個人生命之“體”。如果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那麼個人主觀意識能動性初心之“魂”就必然會固守私有制核心價值觀，也就會自覺認同和維護“世界霸主”的國際慣例統治秩序。不過，追求個人私利最大化與各自國家民族和階級集團私利最大化的矛盾衝突，就必然導致國家經濟體之間的“文明衝突”和“貨幣貿易戰爭”。這時，國際社會都會自覺迴避自然法則“天之道”與叢林法則“獸之道”的“道路之爭”，而總是聚焦於私有制社會“法術萬變而道不變”的“制度之爭”和“技術之爭”。

譬如，從西方列強各自國家民族和資產階級立場來看，日本“明治維新”就是追趕“先進制度”和“先進技術”的“脱亞入歐”。如果日本能夠滿足於“二流強國”的優越地位和既得利益，那就應該自覺遵守“日不落帝國”的國際慣例統治秩序，也就不會有“遠東慕尼黑陰謀”的“九一八事變”和“二戰”。到了“二戰”期間，西方列強卻總是迴避日本追趕“先進制度”和“先進技術”的私有制“制度禍根”，而是直接給日本扣上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大帽子。日本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就是勝王敗寇的“願賭服輸”。於是，到了“二戰”以後，日本就不得不滿足於“二流強國”的優越地位和既得利益，也就不得不嚴格遵守“美利堅帝國”的國際慣例統治秩序。因此，就不得不接受“美元霸權”國際慣例統治秩序的週期性“剪羊毛”，這就有了“廣場協議”的“金融核戰”，也就有了日本曾經作為“世界第二GDP大國”的“和平崛起”泡沫生滅！

換個角度看，當年“日不落帝國”亞洲殖民地印度，也應該算是追趕“先進制度”和“先進技術”的“脱亞入歐”。再到利比亞、伊拉克和敍利亞等亞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這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追趕“先進制度”和“先進技術”的“後發崛起”，當然就沒有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脱亞入歐”的幸運了！通過這個全球化的動態時空參照系，我們對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變遷就應該有比較全面的認識了。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脱亞入歐”的前車之鑑

如前所述，追求個人私利最大化與各自國家民族和階級集團私利最大化的矛盾衝突，就必然導致國家經濟體之間的“文明衝突”和“貨幣貿易戰爭”。站在個人私利最大化和西方列強及世界資產階級的精美精英精緻利己立場上，對於這些“貨幣貿易戰爭”原本就存在着核心價值觀多元化“文明衝突”的人格分裂。日本曾經被國際社會公認為追趕“先進制度”和“先進技術”的“模範生”，後來又被扣上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大帽子”。實際上，這種“先進制度”和“先進技術”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文明源頭，恰恰就在“言必稱希臘”的“老歐洲”。

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就是自然宇宙世界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當年食肉恐龍與食草恐龍“牙齒爪子決定資源配置”的生存競爭食物鏈，就是“霸王龍”及其整個恐龍世界叢林法則自私自利的獸性本能。“飛蛾撲火”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同樣是低級動物叢林法則自私自利的“不知常妄作兇”。然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卻是“戰爭武器決定資源配置”的“貨幣工具決定資源配置”科技創新，也是人類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法術萬變而道不變”。自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公私之變”開始，特別是從“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時代以來，再經歐洲“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殖民征服“新大陸”的奴隸買賣“世界自由貿易”狂飆突進，直至形成當今“美元霸權”金融殖民統治的民主法治“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全球化國際慣例“剪羊毛”體系，就一直在演繹着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的“貨幣貿易戰爭”。

君不見，從“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時代，到“日不落帝國”北美殖民地的“獨立戰爭”，再到德國納粹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直到個人至上和“美國優先”的“新法西斯主義”，這不都是古希臘式錢奴制商業軍國主義“先進制度”和“先進技術”的“法術萬變而道不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