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這篇“監獄裏的翻譯精英”很多事情都沒説清楚（一）_風聞

4月19日，《南方週末》刊載了一篇署名訓詩的一篇文章，標題是“監獄裏的翻譯精英，被遺忘了半個世紀”，被各個網絡平台廣泛轉載，影響很大。

從標題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篇歷史鈎沉類的文章，對於上世紀50年代撲朔迷離的“清河翻譯組”和“北京編譯社”作了一定程度的考證。

這篇文章為何能激起很多讀者的極大興趣？筆者分析至少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此文有一定的獵奇性質，原文也用了“撥開歷史的迷霧”云云。之前就有不少的零散的老精英知識分子回憶錄談到過那個神秘的“犯人翻譯組”。

50年代中後期，大陸市面上確實出現了一大批的高質量的翻譯類的學術文章，理工類和文史哲類的都有，在對其做梳理的時候，很多文獻綜述都會有意無意提到這是“一批原國民黨高官、戰犯和漢奸”組成的翻譯小組搞出來的，至於具體的細節就很模糊了，所以這篇文章滿足了一批讀者的好奇心。

第二點，就有點那啥了……《南方週末》想必熟悉它的讀者都知道，有關建國後前三十年曆史辨析類別的文章，絕大多數都透着一股喊冤叫屈的味道，這篇多多少少也帶有這個成分，不過署名的訓詩老師行文的語氣還是很謙卑的：“文中揣測、錯漏之處在所難免，唯請當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補充，俾使半個世紀前的這一陳跡往事不致完全湮滅。”

   很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在很多關鍵的地方語焉不詳，沒有對重大歷史問題“以點帶面”的自覺考證意識。就筆者本人來説，讀完此文之後產生的疑惑比讀之前還要多。

舉幾個非常值得探討的例子：

一、“清河翻譯組”和“北京編譯局”負責翻譯的犯人，都是因為什麼罪名被判刑收監？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是因為1951-1952判刑的一批人和1958-1959被判刑的知識分子，原因還是有本質區別的。

二、文章對翻譯組和編譯局的關係論述頗為精到，但文中還提到某某人是犯人，某某人是勞改，對此訓詩沒有進一步闡明到底哪些人是“罪犯”，那些人是“勞教”。罪犯意味着走的是正常的公檢法程序，是敵我矛盾，而勞教有很強的思想改造的成分，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範疇的。那麼，罪犯和被勞教者是不是隸屬同一個翻譯體系，翻譯的待遇是否相同，文章沒有説得太清楚。

訓詩考證，“清河翻譯組”成立的時間早於1953年6月，這一點非常值得肯定。

為什麼要問第一個問題，也是因為原文中的這樣一句話：“本文提到相關人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所獲罪名或法院判決，絕大多數在改革開放後都得到了平反，判決被撤銷，限於篇幅，不一一説明。”

這讓筆者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問，清河翻譯組成立於1953年之前，意味着很多犯人其實都是在1949-1952年就已經被判刑了。這批犯人和1958年被判刑的犯人，最大的區別，想必讀者也能推斷出來，就是前者帶着舊時代的“原罪”，大部分人都是曾和前國民黨官員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建國後被識別為戰犯，或者通敵的反革命，要麼就是在偽南京國民政府當過差，屬於“漢奸”序列，那麼，這批人在改開後能大規模被平反嗎？

下面我們來找幾個例子辨析一下。

文章中第一個提到的人物是朱良澐，所有文中的舉例她的事蹟最為清晰——因為她對那一段歷史有詳盡的回憶。1927年出生的朱良澐老太太現在還健在，是已故浙江大學農學院茶學系張堂恆的妻子。張堂恆是海歸精英，中國農學界的老前輩，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博士，還給中國遠征軍當過翻譯。不過，1950年年初新婚燕爾的朱良澐被逮捕，關進了清河監獄，罪名是通敵，盜竊和泄露國家機密罪，刑期從1951年算，一共被判了8年。

浙大醫學院的學生看望朱良澐老人

值得注意的是，朱良澐女士在1949年全國解放前通過了政審，被調到新華社當記者，因為外語很好，後來又去了華北人民政府工商貿易部給領導當秘書。

筆者推斷，朱良澐以盜竊和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刑，極有可能和他父親的出身有關，他爸在東北跟着張學良開煤礦，曾經鎮壓過礦工，而且其丈夫的國民黨和美國背景，更是讓朱良澐在50年代初的反革命甄別過程中無法全身而退，而且她被公安部發布公告點名是美國間諜，讓她的家人儘管疏通關係找到法院院長沈鈞儒，也無法再翻案。

不過，朱良澐之前通過政審的經歷，以及證據不足等因素，讓她在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第2063號文件）獲得了平反。

朱良澐老太太在回憶中對一個叫沈立中的印象很深，認為他俄語很好，跟着他在監獄裏俄語水平突飛猛進：“翻譯組有個犯人叫沈立中，進來之前是鐵道部顧問，解放前擔任中長鐵路局總工程師。沈在蘇聯待過二三十年，俄文倍兒棒。沈立中進了監獄，鐵道部經常有人來要求提前釋放他，理由是沈立中太有用了，鐵道部太需要他了。沈立中他在裏面待了兩三年提前放了。我的俄文就是跟他學的。”

沈立中是民國期間少有的鐵路高級技術人員，業務相當精到。

                                                  當時署名“何清新”的翻譯作品

我國在建國後就謀劃搞南京長江大橋，於1953年成立了鐵道部武漢大橋工程局，中蘇蜜月期，鐵路沒有蘇聯幫忙還是不行，於是要選派一批留學生去蘇聯留學培訓。去之前，顯然要對這批即將留學的青年骨幹進行政審，政審期間，有海外關係的、和國民黨糾纏不清的都很難過關。

有個小夥叫詹之祥，本來個人政治上沒什麼問題，但他進單位時候的介紹人恰恰就是沈立中。沈立中當時已經被判刑入獄，罪名是軍統特務。沈立中由於是急需的特殊人才，所以提前釋放了。至於原本有期徒刑的長度，就不得而知了，至於改開後是不是被平反，也不得而知。

沈立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個是他有資格給幾個年輕的後生寫推薦信進鐵路，説明大約在1949-1950週年左右組織上還是信任他的；另一點是沈立中出獄之後繼續還搞翻譯，而且直接用了自己的真實姓名署名，和“清河”不一樣。目前，在網上可以查到當時沈立中的很多翻譯，除了機械製造之外，他還翻譯文學作品，確實是個人才。

沈立中被判刑入獄，實際上是讓當時鐵道部的很多人不滿，覺得浪費了人才，這從一個側面説明，當時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為了穩住局勢，鎮壓反革命是絕不手軟，走的是取法乎上的路子。

沈立中的翻譯作品，文科理科都有

文中提到的張文華身份比較難以查證，按照朱良澐的回憶，説他在解放前擔任過《晉察冀日報》的主編，《晉察冀日報》在改名創刊後，主編基本上都由老媒體人鄧拓擔任，張文華很可能參與過《晉察冀日報》的編輯。為什麼這麼説？張文華在1929年擔任過中共在西北的機關報《西北紅旗》的編輯，是油印的，而且是被山西省委黨報編委會任命的。

還查到，1935年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也叫張文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而且，筆者查到這樣一份資料：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的敵軍工作訓練隊。

抗日，不懂日語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日語的知識分子，在宣傳和蒐集情報方面都很有幫助，我們在其中看到了張文華的名字：

延安で育てられた敵軍工作幹部は各前線に派遣され，活躍していた。當時の新四軍第4師団の敵軍工作部だけでは，延安敵軍工作訓練班から卒業して派遣されて來た人は6人もいた。それぞれは張文華，劉滔，趙彤，呂風翔，呉振中，史華だった。彼らはみんな敵軍工作の中核となったという。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張文華的日語水平為什麼這麼好，而且他懂五六種外語，説明在掌握日語之前，已經也掌握了好幾種外語。

一個很大的疑點是，抗戰期間就被選拔為對敵工作訓練隊的骨幹，而且是1928年就是參加宣傳工作的老革命了，為何在建國後馬上就被逮捕入獄，張文華的罪名是什麼？

張文華這樣的黨內有資深經歷的知識分子，如果入獄，也基本上都在1958年左右，而不會在1951年前後清算反革命的三反五反中掉隊。這個很大的疑點，原文沒有提，其實是很值得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