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業革命及對歷史的影響_風聞

埃爾文托夫勒提出的“第三次浪潮”的説法現在聽到的比較少了，他把信息技術同人類從遊牧走向定居和工業革命相提並論是不恰當的。因為信息革命沒有那麼大的歷史影響力。但是從技術革命對於歷史的影響來説，我認為應該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就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開始的世界的技術進步，包括核技術、航天技術、噴氣航空技術、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這些技術的積累對於世界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包括政治、經濟和軍事，對世界的格局發生的影響是革命性的。對比二次工業革命，這種變化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

為什麼不是第三次浪潮？按照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説明信息技術的興起代表着第三次浪潮。但是信息技術沒有那麼大的歷史影響。所謂的“浪潮”的發生，必然帶來社會經濟和生活的巨大的變化，每一次浪潮的興起都會使經濟的形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新浪潮帶來的新的經濟形態將佔據經濟的主要成分。現在可以看到，信息經濟的發展雖然快，但是決達不到，也不可能達到社會經濟的主體的地位。這就決定了信息經濟的發生和興起到不了一次“浪潮”的程度。

為什麼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這次工業技術的興起，給世界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這裏面不僅僅是經濟，而且影響到政治和軍事，並且深深地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

核技術的發明給人類帶來的衝擊絕不亞於電力的發明。核技術的經濟衝擊不如電力這種二次能源的發明，但是核技術帶來的政治和軍事衝擊卻遠遠超過電的發明。核技術的發明帶來了一個核時代，這個世界的政治和軍事觀念因此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原先的所謂的零和的國際政治傳統觀念在核時代的衝擊下被迫引入了共存的概念。軍事上的絕對戰爭，絕對勝利的概念為有限戰爭的概念取代。核武器的產生使得人類第一次產生了生存危機，這種生存危機促使國際政治和軍事理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航天技術的發明擴大了人類的生存空間，也擴大了經濟活動的空間。二次工業革命，航空技術的發明使得人們的活動空間從二維擴大到三維。航天技術的發明使得人類的經濟活動擴大到外太空。

微電子技術等一系列工業技術的發明使得人類的工業加工從常觀進入到微觀領域，微電子技術是一個代表，代表着工業技術從人的肉眼可見的範疇進入微米和納米甚至亞原子的範疇，現代生物學也進入到分子生物學的範疇。噴氣機把人類活動的速率從300公里/小時提高到1000公里/小時，提高了3倍，從而使得人類世界範圍的聯繫大大地密切了，從而使得“地球村”從概念變成現實。

這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這場技術革命把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大大擴展了，至少是擴大了兩個維度，從一般的宏觀或者是常觀世界擴展到巨觀和微觀的世界。

再一個影響巨大的就是信息技術。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電腦ENIAC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這標誌着信息技術的起點。從194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是世界的核時代。從1980年代蘋果第一台個人personal computer的產生標誌着世界進入到信息時代。這些技術的起源都來源於19世界末到20世紀初的科學突破，主要是物理學的突破。這些從基礎科學的突破而引發的技術和工業的突破，大大地擴展了人類的經濟活動空間，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活動的形態和人類的觀念。這種改變是革命性的改變。所以把這種技術的革命稱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對應世界上發生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

一個歷史概念的提出不是文字遊戲，而是對歷史現象和規律性的總結。一個有效概念的提出能夠使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顯得邏輯清晰。一個好的概念可以使得對於歷史的理解不需要許多的不可信或者特別的假設和條件。一個好的的概念就是一把奧卡姆的剃刀，剔除許多的概念和假設，把歷史的邏輯清晰地展現給人們。這即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

前面已經説明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在上一篇中對第三次工業革命對於歷史的影響實際上已經部分説明了。 當一次技術進步已經對政治和軍事都產生革命性的影響，這才能説是一次革命性的事件。那麼這裏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次工業革命對歷史的影響，主要從技術革命對經濟的影響建立這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經濟和歷史的邏輯。

第三次工業革命產生的一個影響就是小國“出局”。

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的產業，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國家就可以參與進去，第一次工業革命主體就是蒸汽機和紡織工業。這個對於產業工人和市場的啓動要求並不算太大，幾百萬人口的國家就可以啓動一次工業化的進程。

第一次工業化的核心約束第一是原料，就是紡織工業的原料棉花需要大量的土地，第二是市場。這兩個個約束靠殖民地經濟才得以解決。第二個約束導致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工業革命對於國家的規模的要求就顯著增加了。以電力這種二次能源的發明為標誌，世界進入了“機械化”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造就了大批的新型產業，像冶金、汽車、航空、無線電、電子和化學工業等等，這些產業相互聯繫構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繁榮。

由於新興產業的大量增加，對於工業國家的規模提出了新的要求，大約要5000萬人口以上的國家才能容納比較完整的或者説擁有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小國不再有成為有影響力國家的機會了。那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生帶來的產業規模更加龐大，產業鏈更加長。沒有2億人口的國家規模不能維持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完整產業鏈或者是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和產業。而且隨着歷史的推進，三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口和國家規模的要求越來越大。這也是為什麼歐洲要建立歐盟的根本原因。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生，首先就運用於軍事。由第三次工業革命產生的軍事力量與二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軍事力量相比，有着代差。所謂的軍事力量的代差是指這種技術造成的軍事力量的差距已經不能用數量來彌補。這種技術上的代差是以軍事工業投資的數量級的差距為代價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產生的武器裝備的價格是前一代武器裝備的10倍以上。用於這個新一代武器裝備的科研和工業投資也是前一代武器的10倍以上。這是一個規律性的東西，就是在武器上，有着代差的武器它的經濟代價必定是數量級的差距。在一次大戰以後坦克被許多國家包括美國打入冷宮，就是因為坦克的價格太高了，政府和國會感覺承擔不起。這樣鉅額的投資也不是一般工業國所能承擔的。新一代的工業規模相對於前一代的工業其規模也是驚人的。無論是核工業、航天和航空工業，他的規模往往工業規模就是幾十萬人，連帶的產業規模數百萬人，還要有數十萬專業的科技人員為其提供技術支持。任何一箇中等規模的國家，例如1億人口以下的國家都不可能支持這樣一個龐大的工業體系。更何況，這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在長期被僅僅侷限在軍事工業範圍內，只有投入，沒有經濟產出。這一方面是保密的要求，另一方面是高昂的投資造成的巨大的成本使得這種技術的商品難以獲得市場支持。這樣昂貴的產品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它的唯一用户就是政府。那麼政府為了維持這個新的技術革命的投資，必須要靠一次和二次工業化的產業來支撐這個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個一次、二次工業化的產業也需要龐大的工人隊伍。這樣，第三次工業革命對於國家的產業規模的要求也必定是幾何級數的增長。這些就決定了隨着一次次工業革命的產生，小國和中等規模的國家被逐步淘汰出世界大國（GREATPOWER）的行列。這就是小國“出局”。

由於這個產業規模的龐大和產業鏈的空前的延長，就使得戰後的資本主義的資本輸出不但成為可能，而且成為必須。由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生，所有的工業國家為了保持自己的國家地位，都必須不遺餘力地競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當然戰敗國德國和日本受到條約和國際體制的限制無法發展這些技術。雖然歷史的邏輯決定了這些原先的資本主義的列強必定要出局，但是在這個歷史的邏輯還沒有成為現實之前，他們總還是要掙扎一番的。

受到這個產業規模的約束，在爭奪這個三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的競爭中，中等規模的國家首先不能繼續其鉅額的投入而敗下陣來。首先是英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英國關於要飛機還是要導彈的爭論就是這種資源不敷需求的表現。相比當年大英帝國海軍關於要戰列艦還是要航母的爭論（當年在建造威爾士親王號新型戰列艦的時候，英國國內也產生了要航母還是要戰列艦的爭論。最後支持戰列艦的一派説出了“支持戰列艦，如果我們錯了損失的只是金錢，如果我們停造戰列艦，我們錯了，我們失去的是大英帝國”。最後支持戰列艦的一派贏得了爭論），戰後的英國再也沒有當初的氣魄了。在航空工業和核戰略中英國只能選擇一個，結果是大英帝國放棄了航空工業而選擇了導彈。最後的結果證明大英帝國這一次還是選錯了。從那以後，英國的航空工業就步入了下坡路，而它的核工業也不能維持。現在英國的核力量要依靠美國，它的核導彈是美國的，它的最新的核潛艇要依靠美國的技術。英國已經不能維持一條核潛艇的生產線了。

法國的命運要好的多，這多虧法國的國民特性，它的驕傲的民族性決定了法蘭西絕不肯甘居人後。但是法國也不能支持一個完整的三次工業產業。法國人在這點上比英國人強，法國選擇了整合歐洲的力量來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三次工業革命產業鏈。法國願意付出一定的代價和利益來整合歐洲的力量建立一個航天工業和民用航空工業。這一點上英國選擇了全面依靠美國，放棄它的歐洲特性。結果是英國再也無法支持它的航空工業和航天工業，而法國藉助歐洲的力量仍然保有航空和航天工業。有趣的是，英國在軍事航空方面採取了與歐洲合作開發了“颱風”戰鬥機，而法國這回選擇單幹，獨自開發了“陣風”戰鬥機。結果是法國單幹非常勉強，“陣風”連同研製經費單價就高達1.4億美元。由於只有法國一個用户，當然現在印度從理論上選擇了法國的“陣風”戰鬥機，鉅額的研發經費根本無法收回。“陣風”比“幻影2000”僅僅有半代的進步，但是採購成本卻有3倍的“進步”。在現代技術中再次證明了“代”的技術進步要以數量級的金錢為代價。估計“陣風”將會是法國最後一代有人戰鬥機了。如果開發下一代戰鬥機，這個研發的成本就要超過1000億歐元。法國沒有能力承擔了。整個歐洲能夠承擔一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但是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就連一個單獨的產業例如航天、航空、信息產業都難以承擔。

只有美國、中國這樣的超級規模才有資格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鏈。即便是美國要擁有這樣的一個產業鏈也要動員全世界的資源，要把一部分產業轉移出去，要把這些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鏈一部分轉移到世界各地去。蘇聯曾經擁有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鏈的大部分，航空、航天、核工業和電子工業。但是這是以放棄民用工業為代價的，這種代價在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和德國由於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受到國際政治的限制不能進入富含軍事色彩的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日本和德國只好專心在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中和民用工業中下功夫。這些產業為日本和德國帶來鉅額的利潤，因為沒有軍事工業投資的拖累，日本和德國反而成了“冷戰”中得利最大的國家。50年代到70年代，德國和日本的日子過得比那些戰勝國，英國、法國和蘇聯要滋潤得多。這真是“塞翁失馬”。德國人很聰明地放棄了日耳曼人曾經的驕傲，願意在歐洲的框架下做一個第二等的腳色。在航空空客公司，在航天領域都扮演一個第二等的角色。也因為德國的忍耐才有歐洲的聯合。這個聯合外在的壓力就是美國和前蘇聯的巨大軍事、政治和經濟壓力。其內在的因素就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對於工業規模的要求決定了歐洲要麼出局，要麼聯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主導建立了新的世界經濟體系，取代曾經由英國主導的世界殖民體系，這是美國戰略能力的體現。

美國主動地為他的盟國提供軍事保護，特別是核保護傘。這個核保護傘是他的盟國都不具備的。在蘇聯巨大的軍事壓力下，歐洲和亞洲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主動地投入了美國的懷抱。同時美國還主動地幫助他的資本主義盟國經濟恢復和發展。在歐洲啓動了馬歇爾計劃，在日本停止清算日本的財閥，重新開始經濟建設。當然作為加入美國陣營的一個行動，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自願和不自願地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金融體制，就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鈎，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進入美元主導的時代。

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下，美國提供最高端的技術，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的核心技術在美國，無論時核技術、航天技術和噴氣航空技術乃至信息技術，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都依賴美國的核心技術。美國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主導就表現在這裏，美元霸權的金融體系，美元成為世界的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美國的技術霸權，美國是資本主義甚至是全世界唯一掌握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全部產業鏈和全部核心技術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美國站在了世界的制高點上，美國也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上。其他的國家在5、60年代都必須仰仗美國的鼻息。這種情況下，美國主導了世界的分配體系，就是在產業鏈上的利益分配體系。因為美國是最大的市場，是技術的唯一提供提供商，是金融的最後提供人。這樣美國就可以決定某一種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這就決定了在產業鏈中的所有生產者所能得到的回報。這種回報是與參與生產的競爭者的多少成反比的。參與產業鏈的競爭者越多，所能得到的回報就越少。這個分配體系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美國的利益。

美國的世界經濟體系或者説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美國以資本、技術和市場的三位一體控制了這個經濟體系。在戰後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沒有美國的支持誰都不可能獲得發展的空間。任何一個單一地資本主義國家，除了美國，都不具備集資本、技術和市場為一體的條件，因此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要或多或少地藉助美國的因素才能發展起來。這就是美國特殊論的經濟基礎。像日本、韓國和台灣是典型的例子。他們在原技術上依靠美國，韓國和台灣是日本的技術和資本轉移目的地。而日本則是在戰後得到美國的扶持，以低廉的代價獲得了美國二次工業革命技術的大量轉移，比如汽車技術、電子技術等，和部分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如火箭航天技術等。歐洲在其經濟恢復時期仍然依靠美國的資本和市場，以及部分高技術，比如法國的噴氣發動機技術等。

美國控制世界資本主義的架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美國作為唯一擁有完整核武器系統的國家為資本主義世界提供了安全保護。作為獲得美國保護的條件，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加入了美國為核心的軍事體系，都要從美國引入武器裝備和支援裝備。作為獲得美國經濟援助的代價，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接受了美元體系，美元成為唯一的世界貨幣。進入美國市場和獲得美國技術的代價就是接受美國的技術標準。這一切使得美國控制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當然後來的歷史，資本主義國家也努力想擺脱美國的控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國。但是擺脱不了，就像孫猴子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一樣。法國後來還是要加入北約，否則法國的力量無法伸展到世界上去。

前面説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在一開始集中在軍事工業和軍事技術，這些技術產品的用户只有政府，這樣對於美國政府的負擔就很重了，美國就必須把自己的軍事工業產品推廣對世界市場上。除了自己的原有的經濟發達的盟國之外，還要推廣到其他的欠發達國家。但是這樣的國家政府沒有錢購買美國的軍事裝備和軍事技術，這樣美國就必須提供推動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轉移，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推動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當然這些被美國和資本主義國家選中的國家一般也是美國的盟國或者保護國。這其中就有韓國和中華民國。

在1960年代，美國強制日本實行產業轉移。美國對日本的一般勞動密集產品增加關税，逼迫日本產業轉移。日本藉此實行其所謂的“雁陣戰略”，首先將勞動密集產業向台灣和韓國轉移，這個轉移帶動了韓國和台灣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到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這兩個經濟體終於實現了經濟的自立，從美國的沉重的財政包袱開始變成美國的招財童子。台灣是1969年美國停止經援，台灣和韓國成了美國剩餘軍火的市場。美國把二次大戰中和50年代製造的大批剩餘軍火銷售到這兩個地區，當然也是以傾銷價，再後來就是美國的高級武器，如戰鬥機。這些地區還是美國技術的主要市場。韓國和台灣的模式就是美國和日本的資本，美國的市場，本地的勞動力的工業化模式。通過這種模式，韓國和台灣開始了工業化的起步。在通過初級工業化取得積累，實現了自己的資本原始積累，然後開始經濟的擴張。這是在1990年代，而韓國和台灣的資本主要出路就在中國大陸。

日本在這裏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日本預想的“雁陣戰略”，其產業轉移實行梯次轉移。首先是韓國、台灣，可能還有新加坡，次一梯次是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也可能有印度尼西亞即所謂的四小虎，然後才是中國。日本試圖讓中國與日本保持至少2代的技術差距。但是這個設想根本就沒有實現的基礎。日本的汽車工業拒絕投資中國，結果是德國人進來了。日本設想在四小虎之後再轉移其勞動力密集產業到中國，一頭牛身上要扒下4張皮，太貪心了。結果是香港、台灣和韓國的相關產業搶先進入大陸。直接擠壓了日本在四小虎投資的市場，這些產業的市場其實都是美國和歐洲。由於中國大陸規模效應，基礎設施和勞動力的優勢，直接擠壓了東南亞國家的相關產業，使得這些國家不能完成初級工業化。當其資本的原始積累不能完成，產業也就無法升級，最終導致97年的東南亞的經濟金融風暴，徹底摧垮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

從這個過程看得出來，在市場經濟下的產業升級有賴於資本的積累和產業的轉移，原有產業在本土隨着各種成本，主要是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逐步地資本所得下降，喪失競爭力，就必須轉移到別處或者國外，在勞動力等要素便宜的地方繼續獲得利潤，用這個利潤支持本土的產業升級。這個利潤的來源一是生產的剩餘，是由本土輸出的資本利得。再一個是產業鏈中本土技術和管理輸出的價值鏈的不平等交易利得。由於資本輸出獲得的税收減免和非法交易則是額外的利益。這些利益支撐了本土的產業升級的資本。由於產業輸出要由本土提供技術和高技術的部件以及設備，帶動本土相關產業的繁榮，引導產業升級，並且為產業的升級贏得市場，這就是戰後新興國家的起飛之路。在這個體系中，美國出於絕對的控制地位。高技術的源泉在美國，從美國第一梯次流向日本。第二梯次，日本經過吸收改造後，通過產品和技術流向韓國和台灣，再流向東南亞。中國的產業轉移的來源混雜，有日本、也有台灣和韓國，還有香港。這些基本上都是一般加工技術和通用技術。但是中國的高技術實際上主要來源於自己在解放後前30年的技術積累。

在這個體系中，美國是不可取代的，它提供了技術、市場和資本。日本實際上是可以取代的，因為日本能夠提供資本，但是不能提供市場。日本提供的技術是可以取代的，而美國能提供的技術是不能取代的。美國能取代的技術實際上大部分已經被日本取代了。美國提供了一種新的資本控制模式，就是開放式的產業鏈。最典型的就是PC產業，他的接口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到這個產業鏈中來。PC的核心CPU是美國控制的，操作系統是美國企業控制的，其他的都是開放的，主板、甚至主板上的主線芯片，內存，各種板卡，顯示器，硬盤，各種應用軟件都是開放的，這就造就一條非常長的產業鏈，由於是開放的體系，PC可以應用於各個領域，工業、商業、服務業等等。這個產業鏈可以容納各國的相關企業，像印度的軟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國的聯想也是這個產業鏈的一部分。這樣的產業鏈可以提供各個國家的企業相應的利益，也就實現了相應地控制。

這種開放式的產業鏈控制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標準資本控制模式，即便是波音飛機，它的產業鏈也是開放的，日本、中國、法國、德國各個工業國家都是它的零配件供應商。這種通過產業鏈的控制，把各個國家相關企業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實現利益的一體化，但是美國拿大頭，這是一種以資本和技術為紐帶的軟控制。

資本主義國家接受美國技術的代價就是接受美國標準，因為這是進入美國市場的通行證。拒絕美國標準的代價就是因喪失市場而被淘汰。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不能討價還價的問題。當然接受美國的技術標準就意味着必須為美國的技術支付大筆的金錢，也意味着獨立的技術路線的死亡。

通過這個第三次工業革命，美國建立了自己的利益模式。金融依靠軍事控制世界的大宗商品的價格，通過金融衍生品獲得利益。通過軍事保護獲得軍品貿易利益。通過控制產業鏈的前端獲得知識產權的收益。通過決定產業鏈上不同過程的利益分配，也就是定價權獲得超額的利益。通過資本輸出獲得資本利得。美國投資中國的資本平均收益在08年以前是15%以上。中國的貿易盈餘美元卻只能購買美國的國債，只有2%的收益。這等於美國人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中國淨賺13%的收益。再有一些額外的收益，比如低價買入中國銀行和石油公司的股票，然後高價賣出，當然這是通過政府行為的，而不是市場行為獲得的利益。真是站着就掙錢。中國人要好好學學美國人，讓自己的頭腦聰明一點，再也不要做出1塊多一點一股把國有銀行的股票賣給美國投行的事情了。傻事做一回也就夠了。

最後説兩點，第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的觀點沒有錯，沒有過時。現代資本主義仍然存在着社會化大生產與私人資本佔有的矛盾，有着階級的對立。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挽救了西方的資本主義。第三次工業革命延伸了產業鏈，擴大了資本涉及的領域的深度和廣度，這樣它從兩個方面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源的供給和市場。技術革命使得工業生產所涉及的原材料大大地豐富了。鈾礦石可以提供能源，就連沙子成為了微電子產業的基礎原料。原先必須靠土地提供原料的紡織業現在主要靠石油化工提供原料。這些都深刻地改變了資本主義運行的方式和形態。殖民主義滅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資本為紐帶的跨國資本控制，因為對於土地的控制已經不是必須的了，它被由資本控制的新的，更隱蔽，更有效地控制方式取代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工業產業的擴張，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通過資本輸出帶到發展中國家，在擴大資本主義市場的同時帶動了這些國家的初級工業化。這種資本的擴張帶來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繁榮。由於資本輸出帶動了服務業的繁榮，增加了就業。資本輸出帶來的利益部分地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羣眾收益，從而緩和了階級矛盾。但是這一切都取決於這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紅利”，一旦這個“紅利”消失，那麼資本主義又會再次地陷入馬克思所預言的危機之中。

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是以石油危機的形式爆發的，根本的原因是廉價的原材料的供應中斷，導致自1950年代開始的核時代的繁榮終止。1980年代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隨着IT技術再次繁榮，這次的繁榮有着中國因素。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提供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廉價的消費品，而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和生產資料和高檔消費品的出口帶給資本主義國家滾滾利潤，促成了資本主義20多年的繁榮，高增長低通脹的繁榮。當然這個繁榮週期隨着互聯網泡沫的破裂而終結。今後也難以再復現，因為中國的勞動力不再便宜了，而且中國也不打算繼續呆在產業鏈的下游，它準備要產業升級了。實際上，如果我們認識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影響，我們就能預見到什麼時候會出現危機，也能預見到下一次引領繁榮的新技術的領域。在導致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物理學革命成果中，能源領域還有核聚變，還有量子理論還沒有大規模地技術應用。未來的新技術革命必然發生在這兩個領域，更可能使量子技術引領下一次技術革命，帶來再一次地繁榮。

第二個問題就是所謂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對於這兩個問題的説法大多數都是“形而上學”的。簡單地説就是決定一個國家人均收入的是他的產業的分工的地位。一個國家的產業的位置決定了他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決定人民的收入。如果一個國家不能進入工業化階段，除非這個國家受到上帝的眷顧，使得他的資源極其豐富，像海灣石油國家，或者耕地資源極其豐富可以提供高效率的農業，都必然地陷入貧困的“陷阱”。比如中國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1/100，那麼中國單純農業居民的平均收入只能有美國人1/100。初級工業化，也就是以第一次工業革命早就的產業為核心產業的國家，其擺脱不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這種產業結構由於處於產業鏈的末端，缺乏技術含量，因此不得不與廣大的低收入國家競爭發達國家資本和市場，自然就不能獲得較高的收入。中國這種產業的人均收入只能達到美國人的1/10，如果考慮到本國資本收益，那麼工人的收入就更可憐了。只有進入到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中，才能得到比較高的人均收入，擺脱中等收入的“陷阱”。當年中國組裝MD82的時候，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就能達到美國同業工人的2/3。同樣，中國從事航天產業的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勞動生產率也接近美國同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拿一個蘋果手機的產業鏈的利益分配就可以看出來產業結構對於一個國家收入的影響。從典型蘋果產品的成本構成，各國家和地區電子產業在蘋果價值鏈中的分佈比例這兩個角度對蘋果產品的價值分佈進行了分析。處理器，存儲器，基帶芯片等IC，以及液晶面板，觸摸屏成本佔比較高。在利潤分配中，蘋果佔據最大份額；韓國公司，美國其他公司也佔據了一定的利潤；台灣在產業鏈中附加值不高，利潤佔比較小；中國大陸同樣只獲得了較小的利益分配。 一份研究報告名為《捕捉蘋果全球供應網絡利潤》，由美國加州大學和雪城大學的3位教授合作撰寫，其中針對iPhone手機利潤分配的研究顯示，2010年，蘋果公司每賣出一台iPhone，就獨佔其中58.5%的利潤；佔有利潤排在第二的是塑膠、金屬等原物料供應國，佔去了21.9%；作為屏幕、電子元件主要供應商的韓國，分得了iPhone利潤的4.7%；其他利潤分配依次是：未歸類項目佔去4.4%，非中國勞工佔去3.5%，蘋果公司以外的美國從業者獲得2.4%，中國大陸勞工獲得1.8%，歐洲獲得1.8%，日本和中國台灣各獲得0.5%。

要想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必須改變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這個邏輯決定了中國必須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向技術的上游攀爬才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