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交往不應陷入西方設定的邏輯_風聞

4月27-28日，印度總理莫迪訪華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非正式會晤。這是自去年洞朗對峙結束以來，中印兩國為改善雙邊關係而採取的最令人鼓舞的外交行動。實際上，從去年年底以來，中印兩國高官就互動頻繁，為兩國領導人會面做準備。筆者在3月份得知該消息時還曾當面向班浩然大使求證。中印兩國領導人的非正式會晤雖然沒有像備受期待的韓朝峯會那樣吸引全球的關注，但其對亞洲和世界的意義可能更加重大。

就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説的，“習近平主席和莫迪總理作為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當前國際形勢中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都覺得中印雙方有必要就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一些長期性、全面性、戰略性的問題作深入溝通。”中印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雙方的共同需要。

筆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曾分析過，莫迪總理訪華主要是出於改善對華關係、調整週邊外交及與其他大國關係，為國內選舉贏得政治資本，以及吸引中國投資發展經濟的需要；而中印兩國面對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和“美國優先”，在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的當下，都感到有必要加強合作、協調立場。在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中，雖然中國首當其衝，但印度無法倖免。莫迪總理在離上合組織峯會召開不到兩月之際匆匆訪華，打破了中印高層交往的慣例，表現出印方希望迅速改善對華關係的急迫心態。而中方同意以非正式會晤的方式接待莫迪總理則表明中國領導人願意給他非同尋常的禮遇，這其實也是對印度大國地位的一種尊重和確認。

武漢是中印兩國最高領導人舉行非正式會晤的上佳地點。之所以説上佳，並不是因為莫迪總理以前沒有來過，事實上莫迪總理自己承認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時曾經來過武漢。“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當前國際形勢中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中方選擇武漢作為舉行這次非正式會晤地點的意義，筆者竊以為在於三個方面：

一是展現了中國古代本土文明——古荊楚文化的輝煌。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雖然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但中印之間沒有高下之分，而是各有千秋。在古代，中印兩大文明和諧共處，相互學習和借鑑，今天也應該如此，為世界各大文明的和諧共生樹立榜樣。

二是像我的好友林民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武漢是毛澤東主席撰寫名篇《水調歌頭•游泳》的地方，寓意非凡。“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中方期望昨天還陷入洞朗對峙的中印兩國能夠建立起令世界驚歎的關係，一種新型大國關係。中印這兩個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發展中大國不應按照西方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的邏輯，陷入地緣政治競爭和對抗，而應該從古老的東方智慧中找到和諧共生之道。

第三，武漢所屬的地區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三國時期曾發生過許多著名的典故。東吳的孫權因為貪圖小利而昧於天下三分的大勢，背棄孫劉聯盟，派呂蒙白衣渡江襲殺關羽，奪取荊州，引起劉備伐吳和猇亭之戰，吳蜀兩敗俱傷，從而使得北方的曹魏政權獲得壓倒性戰略優勢。司馬篡魏之後，先滅西蜀，然後順江直下滅亡東吳，結束了三國時代。我曾多次聽印度學者侃侃而談中美印“三國”演義，但歷史上的這一段三國故事着實值得中印兩國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深思。

中印兩國各為古老東方文明的一部分，在近代之前一直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近代，中印兩國都經歷過西方列強的欺凌。現在，兩國同為新興大國，如果兩國能夠真正建立密切的發展夥伴關係和新型大國關係，則中印共同崛起、亞洲復興大有希望。但歐美國家的統治者在過去幾百年間享受慣了在世界上主導和優勢地位，對於這種地位的逐漸喪失恐怕心有不甘。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新興大國中基本只有中國和印度兩個傳統文明古國或者説文明型大國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也就是説東方文明覆興的責任實際上落到中印兩國肩上。西方大國為了保有他們的主導和優勢地位，一直在警惕、防範“他者”的崛起，一直企圖利用中印之間的矛盾挑起中印衝突和對抗。70多年前英國人制造中印邊界爭端是出於這個目的，而今天美國人正式推出所謂“印太”戰略，企圖利用印度制衡中國也是出於這個目的。中印之間如果發生衝突，只會使親者痛、仇者快！在當前這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時刻，中印兩國需要面對和思考的是：是共同攜手推動東方文明的復興，也就是亞洲的崛起？還是任由西方國家挑撥離間而陷入衝突和對抗之中，從而干擾國家發展和亞洲崛起大計？在這個問題上，中印領導人——作為兩大古老文明的傳承者——應該達成戰略共識，做出戰略決斷。當然，這種戰略決斷只有有決斷能力的領導人才能做出。

中印兩國領導人在武漢的非正式會晤達成了許多共識：雙方同意，中印要不斷增進互信；推進全方位合作，以平等互利和可持續的方式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支持各自國家現代化進程；妥善處理和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關切和願望的基礎上，以成熟和智慧的方式、通過和平協商處理分歧問題，兩國軍隊將加強信任措施建設和邊防交往合作，保持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推動更積極的國際和區域合作，共同應對流行性疾病、自然災害、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全球性挑戰；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推進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等等。印度外交部發表的新聞公報中，對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增進雙方的“戰略溝通”、兩國貿易平衡、共同打擊恐怖主義、雙方進行更多類似非正式會晤等內容着重加以強調。

莫迪總理返回新德里之後完全有資本向印度人民黨、國大黨及印度人民宣佈他通過此訪實現了改善中印關係、提高印度大國地位的目標，但如何落實他與習近平主席達成的共識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共識的落實需要依靠外交界和戰略界的精英，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勢——勢力範圍觀念、地區霸權心態、民主價值觀和冷戰思維，以及斤斤計較於某人某事、某城某地的得失，並且不惜與雙邊關係大局掛鈎的外交做派，無一不會對共識的落實造成阻礙。改變人的思維定勢，有時很快，但更多的時候是非常困難。更不用説，印度戰略界的許多精英實際上是拿着英美的錢，替西方國家説話。對於他們來説，在中俄與美日等國之間保持平衡仍是印度的最佳戰略選擇。

對於中印兩國領導人武漢的非正式會晤，中方確實是從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亞洲崛起和東方文明覆興的高度來對待，但對於印度方面來説，很可能只是喊着響亮的戰略口號，但最終只滿足於戰術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