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事件啓示之二：專利制度造成永無止境的“大航海時代”！_風聞

在《中興事件的警示：遏制中國，冷戰再起！》這篇文章中，我們講到，自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先後用巴黎統籌委員會、瓦森納協定聯合眾多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嚴密的技術封鎖。

美國針對中國的技術封鎖，與中國鍥而不捨地追求產業趕超，將成為中美之間所有較量的重中之重。

國與國之間的產業戰爭，到底是如何進行的，意義究竟有多大？為什麼美國在高新技術層面，始終對中國進行如此嚴厲地嚴防死守？中國是否能像韓國那樣加入“瓦協”，從而獲得技術轉讓與輸出，進而躋身發達國家之列？中國是否能夠最終贏得這場命運之戰呢？  要解釋清楚這一連串的問題，需要首先回顧過去幾百年隱藏在國際風雲中的一條暗線，這就是國與國之間的產業戰爭與專利暗戰。

要説清楚國與國之間的產業戰爭與專利暗戰，首先要搞明白專利的本質是什麼。

無論是不是專利行業的人，都有一種基本認識，專利制度是促進技術創新的制度保證。但是我敢説，即使是這個行當的資深人士，很多人對於這個本質問題也存在模糊的認識。

我要告訴你，專利制度最初是源自一種不得人心的“暴政”，你可能就更加意外了。

這事還得從國際貿易的霸權興替講起。

一、“專利”的誕生源於政府缺錢

在本公眾號國際貿易系列文章中，追溯了從葡萄牙大航海開啓的國際貿易霸權的六百年爭奪戰。然而，將製造業與技術創新作為國際貿易的支柱，並將其作為大國博弈的核心，最早應當追溯到十六世紀的英國。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是當時的頭號霸權，掌握了國際貿易航線以及廣大的富饒殖民地，號稱“日不落帝國”。

對，你所耳熟能詳的“大英日不落帝國”這個稱號，並不是英國人原創的，版權應當屬於西班牙人。（如果有版權的話）

西班牙日不落帝國

西班牙自認為是天主教的代言人，而英國則是新教國家的領頭羊，無論是地緣形勢還是意識形態鬥爭，西班牙都要謀求全方位遏制、甚至顛覆英國的新教政府。英西在政治軍事上全面對抗，在產業上卻是互補的關係，西班牙佔有大量的金銀礦，利用金融優勢，將毛紡織業等製造業外包給英國。

西班牙是金融高富帥，英國則是苦逼的製造業打工仔，西班牙謀求與英國接觸，對後者進行“顏色革命”。

一切都彷彿如今中美關係的古典版本。

當時的鬥爭形勢比當今的情況要嚴峻地多。西班牙派遣了大量特務對英國進行秘密滲透，策反官員和貴族，密謀掀起武裝叛亂，甚至圖謀暗殺女王，英國則發動人民羣眾進行反特鬥爭，派情報人員盯梢，進行嚴密的言論管制。

這種狀況可能更接近冷戰前期的中國形勢。

英國的新教徒被斷了所有的退路，就算認輸投降，下場也將是被掛上火刑柱。在伊麗莎白一世之前，她的信仰天主教的姐姐瑪麗一世曾經使得天主教勢力短暫復辟，結果在英國國內引發了殘酷的火刑審判，因此瑪麗一世又被稱作“血腥瑪麗”。酒吧裏的“血腥瑪麗”雞尾酒，正是由她的事蹟而得名。

面對嚴峻的生存危機，作為後發國家的英國要想生存下去，必須對咄咄逼人的西班牙進行堅決抵抗和反擊。相比於富得流油的西班牙，英國當時是一個窮國。

沒錢？顯然無法支撐與西班牙的長期戰爭。

為了籌錢，伊麗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國政府打破了所有傳統約束與道德底線，向商人以及其他有能耐敢於冒險的民間人士，發放大量的特許經營權。

其中，針對國內土地的特許經營權，帶來的就是羊吃人的圈地運動；

針對海外開拓貿易航線與殖民地的特許經營權，帶來的是弗吉尼亞公司、東印度公司等海外拓殖公司；

針對海上劫掠的特許經營權，帶來的是以德雷克為代表的皇家海盜羣體；

針對特定產品的特許經營權，帶來的則是近代的專利制度！

當海盜打劫有遇上風浪、被人反擊等巨大風險，探索殖民地開闢新航線也有可能遭遇各種各樣的不測，投資研發新產品也是一樣，面臨着巨大的風險。英國通過授予特許經營權，給這些冒險者未來回報的許諾，政府也可以從未來的回報中抽成，從而實現個人與政府的雙贏。

以上幾類特許經營權，從金融的角度理解，原理是完全相通的：用暫不存在的預期收益作為激勵，驅使創業者進行前期投入，並冒着巨大的風險去追逐利益。

這些活動的預期收益為什麼會那麼豐厚？因為特許經營權具有壟斷性，必將帶來遠遠超出社會平均收益的資本回報！

正是這種高額的回報，吸引着冒險家們不惜冒着殺頭的危險去追逐，馬克思對此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中學政治經濟學課本上都有，這裏就不贅述了。

實際上，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而專利制度，是資本主義推動社會發展最核心的精華部分。

皇家海盜，海外殖民地、東印度公司，是支撐英國崛起的三大支柱，而英國崛起的核心因素——英國的製造業，則是由專利制度所催化。專利制度促使英國人不斷改善產品，是發展製造業的制度源泉，也是引發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要素。

但是細細一想的話，這裏面其實存在深層次的矛盾。

壟斷 (Monopoly)的含義大多數人都能理解，是指通過設置各種形式的准入壁壘限制他人蔘與競爭，壟斷者在市場上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調節價格與產量，從而榨取到超額利益。

我們都知道，壟斷行為對市場公平競爭是十分有害的，會提高整個社會的成本，損害公眾利益，因此各個國家紛紛出台《反壟斷法》來限制壟斷的出現。

很顯然，專利正是一種法律授予專利權人的壟斷權力。對於專利產品，專利權人就是一個壟斷者，由於競爭被法律所排除，專利權人可以在市場上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調節價格與產量，從而榨取到超額利益。

 在瞭解了專利和壟斷的含義之後，就會冒出一個重大的疑問：專利明明是授予少數人牟利的壟斷權，是一種天然的“暴政”，它後來怎麼就演變成利國利民，促進技術進步的專利制度了呢？

欲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搞明白，英國為什麼要搞萬人唾罵的“圈地運動”。

二、專利與圈地運動

從某種程度上説，專利，就是在技術領域的“跑馬圈地”，這在專利圈內是心照不宣的“常識”。

因此，要想了解專利的本質，不如先搞清楚它的原型——“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在英國大面積開展，是從伊麗莎白一世的父親亨利八世的時代開始的。

圈地運動不僅將原先的耕地變成了草地，而且把大量的公共土地也圈佔起來養羊。這種明顯侵犯公眾利益的行為，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居然還得到國王的支持，歸根結底是因為羊毛價格的上漲。

同樣一塊土地，圈起來養羊比採用古老的耕種方式或者其他生產方式，獲得的收益要多得多。如果多出來的利益進行合理的分配，所有人的收益都會上漲，地主圈佔土地的行為自然應當得到大力鼓勵。

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要比上述情況複雜得多。首先分配肯定是不合理的，壟斷者都是貪得無厭要獲取超額利潤，因此隨着圈地運動的開展，貧富差距迅速拉大，農民的經濟狀況不斷惡化。

圈地運動的發展，使得英國社會矛盾十分尖鋭，新教和天主教的鬥爭，從經濟的角度上可以理解為圈地與反圈地的鬥爭。

十六世紀的人們無法從經濟的角度理解這一現象，而將其歸結為個人和社會道德的墮落。天主教徒、堅持理想的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所控訴的“羊吃人”，都是實際發生的血淋淋的現象，他的理想是人人自由平等的共同擁有財富，認為引發圈地運動的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極力打擊倡導私有制的新教，因為忤逆了國王亨利八世（伊麗莎白一世的父親）的意願，最後甚至為此付出生命。

莫爾死後，他的理論成為天主教打擊新教的工具，天主教徒們攻擊新教使得社會道德日益腐化墮落，才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分化，並導致種種人間悲劇。偏遠地區的農民也響應天主教的號召，掀起了很多大大小小規模的騷亂，來反抗圈地運動，反抗慣例或所有權的改變。其中較大的就是1536年的求恩巡禮暴亂，以及1549年的“紮營之時”暴亂。

新教改革派為了證明新教改革的正當性，必須應對這一“合法性危機”，從理論上説明圈地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圈地引發農民流離失所是不爭的事實，無可辯駁，只能從其他方面想辦法。新教理論家們最後終於找到了捍衞自身立場的角度，這就是“聯邦”（Commonwealth），其實翻譯為“公眾利益”更為恰當。

以劍橋大學民法學教授托馬斯·史密斯爵士為代表的新教理論家們，在十六世紀四五十年代寫了很多小冊子來宣傳他們的公眾利益理論。他在1549年撰寫的一篇題為《論英國本土的公眾利益》的文章，可以説是集英國公眾利益理論於大成。在這篇文章中，他深刻反思了當時存在的嚴峻社會問題。他沒有站在某個特定羣體的立場，指責其他個人或羣體的道德淪喪，而是試圖理解社會中不同人羣的動機和壓力，從而理解問題的根源到底出在哪裏。在這篇文章中，他羅列了不同利益羣體在看待公眾利益時持有的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史密斯爵士試圖找出一種讓不同利益羣體相互和解的方法，最終找出的解決之道是：雖然每個人在“最大利用其所有來牟利”上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權利“不能濫用……不能破壞公眾利益”。

一句話總結，史密斯爵士的觀點是：每個人都可以盡最大可能追求利潤，但前提是不能損害其他人的利益，最好能有助於提升社會整體的公眾利益。

用今天的話來説，天主教攻擊新教分蛋糕分得大小不均，而新教辯解説，我們把蛋糕做大了，雖然資產階級分的更多一些，但是所有人得到的蛋糕都比以前更大，這是一種“增量式改革”，實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相對平衡，這就給了“圈地運動”以道德立足點。

托馬斯·史密斯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思想在當時的英國影響非常大，特別是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他的思想一方面包含資本主義激勵個人創造財富的理念以促進財富增長，另一方面又包含社會主義中關於社會福利的思想以緩和社會矛盾，後者也是“濟貧税”（1536年）、《濟貧法》（1601年）的思想根源。1560年，伊麗莎白政府頒佈了《工匠法》，規定了工人工資應當與物價水平掛鈎，1563年頒佈的規範圈地行為的法律，限制“惡”的圈地行為，鼓勵好的圈地行為，都是出自於這一思想。

以效率為出發點的自由主義思想，以及從公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思想，都可以在托馬斯·史密斯的觀點中找到源頭，因此托馬斯·史密斯也被稱作現代政治經濟學之父。

如果“公眾利益”的範圍僅限於英國人的話，史密斯爵士的理論創新，給了伊麗莎白所授予的所有壟斷專營權以道德立足點。例如，皇家海盜打劫的是西班牙商船，提升了英國人的財富；開拓海外殖民地，增加的是英國人的財富，發展海外貿易，也增加英國人的財富。而專利，則是授予一種新產品以壟斷權，由於這種產品是以前沒有的，因此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也提升了英國人整體的利益。

可以看出，伊麗莎白一世深受這一理論的影響，她制定的英國各項政策的重點，從一般國家通常關注的如何分蛋糕，解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變成了如何做大蛋糕，解決所有英國人整體提升財富的問題。正是這一改變，使得資本主義既具備利益驅動，又具有道德的外衣，從而奠定了英國崛起的基礎。

從伊麗莎白一世時代開始，世界政治規則變成了：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重要的話説三遍！

資本主義狂飆突進的時代，是由地理大發現開啓的。地理大發現的經濟學意義，是打破了歐洲長期的經濟停滯，開啓了廣闊的增量經濟蛋糕的獲取空間，使得一切打破陳規，開拓進取的冒險行為有了獲利的可能性，從而使冒險者獲得極大的激勵，進而推動整體經濟的不斷增長。

地球上的土地和資源終有極限，地理大探險終有到頭的一天，但是由於專利制度的誕生，使得技術領域抽象的“地理大發現”永無止境。

專利證書，正如頒發給探險者的海外殖民地的專營許可證書，技術革新帶來的獲利空間，就是專利權人的“經濟殖民地”，激勵人們像大航海時代的冒險家那樣，在技術領域永無止境地開拓進取。

我們已經知道專利制度對於創造新增財富的巨大意義。那麼如何理解這是一種暴政呢？

下一篇接着説。

作者微信公眾號：北山浮生談古論今（BSFS_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