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何者接近自由民主？捧道家恐抱錯大腿_風聞

台灣駐荷蘭代表處外交人員某君，近日於台媒發表了一篇“台灣不應獨尊儒家思想”的文章，批判儒家文化早已與自由民主的台灣格格不入，應予以揚棄，並認為老莊學説與現代自由民主思潮“十分契合”云云。

該文用99%的比例批判儒家崇拜權威，鉗制思想，鼓勵盲從，不適合今天的台灣，至於老莊學説哪裏符合自由民主，一字未提。我認為台獨觀點下的老莊思想，只有四個字: 小國寡民。該文批孔，若還有下文，應該就是“捧老”之“小國寡民”思想。

批判儒家歷來都有，台獨説法最可笑，若不提老莊與自由民主較為契合，此文不過老梗，不值一提，但既然用現代社會的角度“貶儒揚道”，就應該澄清些基本誤解。

台灣走哪一派儒家路線？

儒學發展了兩千多年，早已超越了孔子學説的範疇，而在玲琅滿目的孔學流派裏，蔣介石在台灣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是王陽明的儒學，他的行館，稱為草山行館，而這草山就被改名為陽明山。

王陽明學説在明代就傳入了日本，併成為顯學，影響明治維新。蔣介石在提到中日兩國差距時曾説: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日本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

某君批判儒家文化，一字未提王陽明，顯然意不在批判台灣傳承的儒家文化，而是在操作民國初年批判禮教的老梗。簡言之，就是罵儒家“崇拜威權”，“表裏不一”，“保護特定階級利益”，“黨同伐異”，“戕害獨立思考”，以至於“與現代的羣我關係脱節”，不適合自由民主的台灣。

想來，某君也沒有那個學力，去了解蔣介石為何推崇王陽明，而王陽明的儒學，又與他所批判的儒家文化，差距有多遠。僅能膚淺地繼續死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儒學表象而已，連“唾餘”都談不上。

本文不談王陽明，就淺談儒學與道家(黃老)纏鬥下的“尊君”主張，檢視道家是否與自由民主概念較為契合。

儒學與黃老學的纏鬥：尊君

大哉問: 儒學若不“尊君”，能存活嗎？

批判儒家“崇拜威權”，是用今天的眼光看古代，缺乏基本史學素養。有水平的角度應是: 儒學是如何在秦火灰燼中，與漢初大行其道的黃老學一爭長短的？答案也很簡單，就是“尊君”二字。

儒學為何被劉邦所看不起呢？因為此前儒家喜歡強調“制約君權”，“徵誅無道之君”，“王道”，“德治”，這類掌權者不喜歡，或唱高調的論述。儒學後來又為何被劉邦看得起了呢？因為儒家特別講究“威儀”，“上下之別”，這類形式主義與倫理概念，讓原本流於土匪的劉邦，成了“望似人君”。於是儒家一門，就靠這個特質，存活了下來，但也僅止於存活，仍不被當權者重視。

漢初政治的指導思想是黃老學，因為此學強調君權至上，強調重法的刑治，儒學顯然與之立場迥異。漢景帝時，儒道兩家有一個著名的辯論，ㄧ方是代表黃老主張的黃生，另ㄧ方是代表儒家立場的名儒轅固生:

黃生認為商湯周武的革命，是弒君，是以下逆上的錯誤行動。轅固生反對，認為天下人都心歸湯武，他們是不得已才革命，是順天應人的行動，所以當然是正確的。黃生説，帽子爛，也得戴在頭上，鞋子新不合腳，還是得穿。桀紂暴虐失道，但他們是君主，君主有過，是臣下沒有善盡匡正之責，錯在臣下，怎麼反過來征討君主呢？轅固生反唇相譏，按照您的説法，(漢)高祖征討暴秦，也是錯的嗎？此話一出，場面頓時僵硬起來，景帝忙打圓場説，吃馬肉不吃有毒的馬肝，不算不知馬肉的美味，談學問不談湯武受命，也不算愚笨。以毒馬肝形容湯武受命，景帝袒護黃老絕對尊君的立場已經很清楚了，從此儒者不敢再談湯武受命。轅固生後來因為譏刺黃老學而差點被竇太后所害，幸得景帝救了他ㄧ命。

這個有名的案例顯示，儒家是講革命的，是敢於挑戰權威的，從這個基本調性來看，誰説儒學不民主？道家比較民主？當然，現代的“民主”概念，不適宜直接套在儒學頭上，民本與民主仍有差異，但上述爭論，明確顯示儒家對威權採取的是戒慎的態度。

為了扭轉儒家在政治上的弱勢，儒學開始吸收黃老與陰陽家的政治論述，並補強了宇宙論(天)與人倫説(人)的系統性理論，直到漢武帝想要削弱貴族，對外擴張的時候，董仲舒才備足了彈藥，以“天人三策”，取得了當權者的認同。

董仲舒的理論最明顯之處，就是強調君王受命於天的學理根據，王者不但是上天意志展現的結果，並且也是民心之所歸。董老師藉此緩和了傳統儒學在尊君問題上的尖鋭。

可是可是可是，董仲舒在君權天授的框架裏，埋藏了一條革命的幽僻路徑。簡單説，既然君王受命於天，那天意的展現也就象徵着君王的治理優劣。當天降災難或異象時，代表人間政治出現了問題，君王必須自我檢討施政，以回應天意。這就叫做“災異論”，君王言行施政必須符合天意，而臣民則必須擔負起提醒的義務，以匡正缺失。

那麼，各種天降災異如何應對人間政治的缺失呢？重點來了，解釋權在儒者手裏。或者精確地説，在受過儒學訓練的知識分子手裏，包含解釋天象的史官。

真相大白，儒家從未放棄革命選項，只是在君權至上的政治體制下，必須曲折地制約君權。在這一點上，董仲舒的苦心孤詣，還超越了孔子與其眾門徒。也因此之故，漢代儒學才顯得那麼神秘主義，動不動就指天畫地，清談虛無縹緲的天意，以至於到了西漢末期，衍生出流於胡説八道的“讖緯”文化。

董仲舒的政治地位與他的天人三策，歷來頗有爭議，不過只要看後來大行其道的災異論與讖緯文化，我們大約能掌握儒學的“曲折制君”路線。從樸素的孔學角度來看，儒學在漢初時代的轉折，或許是一種倒向君權的墮落，一種過度的偏離，但不可否認，儒學想在政治圈裏存活下去，Re-Mix當道的幾種君王偏好思想，才能得出全新的節奏。

而要説崇拜權威，儒學根本不如道家黃老與法家來得徹底。

道家比較契合現代自由民主？

大哉問: 道家樂見“民主”嗎？

無論我們怎麼定義民主，它肯定不會是反智的，但“老子”卻頗有反智的嫌疑。老子思想到底是否“反智”，是一個爭論很久的問題，純粹從“道德經”幾段話，如“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絕聖棄智、民利百倍”(郭店版裏是“絕智棄辯”)，“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再再顯示道家是反智的。

然而也有另一種看法，認為老子的反智，其實是“反欲”，或是針對性地“反巧”，用白話來説，就是反對一切“玩弄知識”的人，而非反對知識本身。綜觀老子思想，這種説法也有一定的正確性。尤其在郭店楚簡重見天日後，我們發現愈早的“道德經”版本，與儒家思想的差異愈小。

另一方面，在黃老學於漢初作為政治顯學時，“清虛無為”只是一種表象，其最突出的主張是“尊君”，“刑治”，也唯有如此，才能為大一統的政治所接納。若看黃學的“黃帝四經-十大經.成法”，或馬王堆的“伊尹.九主”，可以看到黃老一派對“滑民”，“妄辨”，“朋黨”，“諍諫”的排斥，清晰地顯示道家對知識分子的戒慎態度。

所以道家比較契合自由民主嗎？完全錯誤吧？頂多只能説，寧願當泥濘裏之打滾豬的莊周，可能比較“自由主義”。

這麼看來，當初若武帝獨尊的是黃老而非儒學，顯然要出現“德治”的政治土壤，機會就小很多。什麼是”德治”？孔子説: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現代的觀念來説，就是用一種人文價值來治理國家。

所謂人文價值，是可以隨時代思潮而變的，所以要説中國有什麼思想能成為自由民主理念生長的沃土，還真的只有儒傢俱備這種彈性。問題在於，從小習儒的漢元帝，決心走向德治，廣開言路後，道家預言的“妄辨”現象立馬出現，災異論變成政治鬥爭的最佳工具，漢政權自此一路亂到王莽時代。

由此可見，人文價值的彈性，也正是它的弊病，因為就是會有“玩弄知識”的人，毀掉原本立意良善的政策，制度或思想。

元帝的父親漢宣帝，以“政平訟理”四個字治國，重刑治，也一定程度輔以德治。在他任內政局平穩，民間得以發展，法制嚴明，社會秩序得以維持，沒有勢力龐大的地方諸侯，沒有功臣子弟把持朝政，沒有外戚宦官問題，匈奴分裂內亂，加上他本人起於民間的特殊背景，懂得民之所欲，也懂得如何藉由法制管理官僚體系，可説是兩漢四百年最平靜的治世。

當他發現兒子(元帝)過度信仰儒家思想時，曾訓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敎，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最後長嘆: 亂我家者，太子也。 一語成讖。

宣帝認為，不能純粹用儒教治國，王道與霸道應兼而用之。這也是後來諸葛亮治蜀的概念，“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應該“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王霸兼用，恩威並濟，才是治國之道。

結語

在現代社會里，説“獨尊儒家”根本是假議題，因為在結束了帝制之後，所有華人社會走的都是西式教育路線。我小學的時候，學校除了教“論語”，還教“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種西方自由主義概念。哪有什麼獨尊儒家？

雖然個人偏好道家理論，但若問我小學時應該學的國學是什麼？我還是會選儒家思想。為什麼呢？因為孔子標榜的是“有教無類”，是“因材施教”，講究教養，禮節，應對進退這類最基本的做人道理。至於道家理論，我還真覺得那是“18禁”，應該要經過一定的人生閲歷後，才適合閲讀。

至於什麼“崇拜威權”，“表裏不一”，“保護特定階級利益”，“黨同伐異”，“戕害獨立思考”，這些都不該是儒家思想背的鍋，因為任何被獨尊的學術，都會產生以上弊病。現代人應具備的是多方面的思想學習，我們對國學的態度也應如此。

對儒家思想提出批判，當然也可以，但是不應基於誤解，錯信，人云亦云，最起碼我們得先搞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什麼？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成因為何？弊端在哪兒？然後尋求解決之道，以適應現代社會。

而不是一味地罵，還罵錯，一味地捧，又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