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前提條件：革命紅利（《大路朝天》選摘）_風聞

（本文摘自《大路朝天：中國革命與中國道路》）

按照新自由主義者的敍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主要來自市場化改革。但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早在中國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之前，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就已經有許多國家實行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走在市場化的道路上，但它們卻並未取得中國這樣的經濟成就。有些國家甚至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走向了經濟衰退和政治社會動盪乃至崩潰、社會發展嚴重倒退。是什麼原因讓中國沒有步那些國家的後塵，反而保持了長達近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答案當然是中國市場化改革所擁有的基本條件，這些國家可能並不具備。因此，在討論改革開放的邏輯之前，必須先認識到中國改革開始時的基本條件。

一個最為顯而易見的差別是，到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經歷了全世界幾乎獨一無二的漫長革命，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都進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雖然，蘇聯和東歐地區也曾經與中國一樣，走過社會主義道路，但中國革命的道路與這些國家並不相同。蘇聯和東歐國家在革命之前，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的任務，脱離了農業社會；而中國革命則是在農業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的。因此，中國革命走上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與蘇東國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中國必須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且，中國還必須同時完成擺脱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民族獨立的革命。

中國革命與蘇東地區革命道路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中國革命經歷了漫長的革命戰爭。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算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間長達28年。即使是從1927年武裝起義開始算起，到1949年也有22年。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中國革命始終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奪取軍事鬥爭的勝利，保衞自己的生存，同時在已經控制的區域內進行根據地建設，推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改造。因為革命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根據地建設主要是在農村進行，而對城市工作的經驗較為缺乏，工業建設和管理則更加談不上。在長期的革命鬥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為中國革命摸索出了自己的革命指導理論，也就是毛澤東思想。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對於如何改造農村，完成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任務，中國共產黨的經驗已經非常豐富。那就是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在農民中間重新分配。同時，打碎農村原來的權力結構，建立農村基層黨組織，並在黨組織領導下通過各種組織形式把羣眾組織起來，完成農村社會權力結構的革命性改造。通過土地制度革命，農村同時完成了多項任務。第一，徹底打碎了原來由地主、富農等社會、經濟文化精英所組成的權力網絡結構，兑現了讓農民翻身做主的承諾。第二，通過分配土地，將羣眾組織起來，重建農村社會組織，使原來一盤散沙的農民團結起來，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第三，因為在分配土地的過程中，給予女性與男性同樣的權利，從而打破了舊社會的性別壓迫，實現了女性解放。第四，在農村建立了集體組織之後，再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網絡的建設，從而消除了封建迷信的土壤。第五，在少數民族地區，原來的宗教機構佔有大量土地，通過在這些地區進行土地分配，打碎了原有的宗教法權體系，從而將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農牧民從宗教的精神控制和經濟剝削下解放出來，使他們實現了宗教信仰自由（或不信仰的自由）。

與土地革命同時進行的農村社會革命是極其重要的。正是因為將農民組織了起來，並且從中央機關到最基層的村莊都建立了一套完備的黨組織體系和行政管理體系，才徹底結束了舊時代“政權不下鄉”、僅靠鄉紳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將國家治理體系延伸到全國廣大基層農村，從而能夠使國家政策在農村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且管理成本相對低廉。在這個組織網絡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土地的個體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使農村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體系有了物質保證。這是中國農村的第二次革命。在當時整個國家都缺乏資金的條件下，要建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只能依靠組織起來的農民自身的積累。有了農村集體組織網絡，農村才能建立基本的醫療衞生服務體系和基礎教育體系，減少疫病、消滅文盲，並能夠依靠集體的力量抵禦自然災害。在此基礎上，農村大面積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改善種植條件，提高糧食產量，保證全國人民的温飽。因此，歷史地看，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農村主要是在進行組織建設，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在一些富裕地區則較早地開辦了社辦小企業，發展農村工業。

因此，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都已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具備了一些獨特的條件。

**第一，中國革命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晚清時期，中國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並未自動帶來國家的繁榮昌盛，在袁世凱死後，陷入了軍閥林立、割據混戰、國家四分五裂的狀態。1927年之前，北洋政府雖然名義上是全國的中央政府，但是實際上完全無法約束各地軍閥，甚至經常出現地方軍閥直接對中央政府開戰的局面。到1920年之後，歷經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戰爭，中央政府完全淪為地方軍閥的統治工具，中央政府對地方軍閥沒有約束能力，反而經常以調停的面目出現。1927年到1929年的北伐戰爭之後，雖然國民政府名義上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但實際上各地軍閥只是改旗易幟，對中央政令並不完全服從，只是在有利於自己的時候才服從，不利於自己的時候就不服從，服從與否完全取決於對自己是否有利。直到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結束，國民黨中央軍和各地方軍閥武裝全部被中國共產黨趕出歷史舞台，從而實現了自清朝滅亡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統一，包括新疆、西藏也納入國家主權管轄範圍。國家政治的穩定和行政管理的統一是經濟建設的前提，這一點常常為人們所忽略，實際上非常重要。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許多名義上屬於國家主權管轄的地區，實際上中央政府並不能進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國家隨時有可能陷入政治動盪和分裂。

**第二，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完整國家治理體系。**通過革命，新中國消滅了晚清以來的軍閥割據勢力，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權，不僅軍事上完成全國統一，而且實現了政令從中央到地方到每一個村莊、廠礦企業都能夠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政治統一。明清以後，代表中央政府權力的皇權只能延伸到縣一級，縣以下則交給地方鄉紳和地主、宗族進行統治。辛亥革命以後，在軍閥割據混戰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無暇也無力進行基層組織改造，代表中央政府進行統治的權力機關也同樣只能延伸到縣一級，部分地區可以到達鄉一級，再往下則只能交給鄉紳、地主統治。不過，與明清的縣以下治理模式相比，民國時期的縣以下委託式治理要更為徹底，甚至連税收也未能建立全國統一的體系，只能採取包税制，即由地方鄉紳或豪強承包税收。也就是説，國民政府根本無力對全國進行統一有效的管理。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迅速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村莊、廠礦企業等單位的黨組織體系，以及行政管理體系，從而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從中央到基層的治理體系。由此，中國才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國家。這種將全國納入同一個政令暢通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狀況同樣常常被人忽視，並不認為這是革命的重要成果。但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央政府的命令也只能貫徹到一定級別的行政單位，再往下則完全無力進行有效管理，基層社會完全處於無組織狀態，地主、私營企業主、宗教機構在基層的權力要遠遠大於政府。例如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有完整的法律體系，但在基層出於宗教或民族習俗考慮，不經國家司法部門審判，直接將人處死的事情時有發生，國家對此也無力干預。

**第三，基層社會建立了現代社會秩序。**不同區域之間的社會發展狀態相對較為均衡，起碼都已經進入了現代社會，國家政令能夠得到有效貫徹，國家法律能夠得到遵守和執行。全國解放之初，不同地區之間長期以來發展水平嚴重不均衡。部分邊疆地區尚處於原始部落狀態或奴隸制社會，大部分農村地區封建社會的社會關係佔統治地位，有些地區則引入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各個少數民族區域按照各自的民族、宗教習俗生活，不同地區有各自的法律體系，無視中央政府法令。比如當時的西藏。新中國成立後，通過在全國進行土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廢除了任何機構和個人對其他人採用私刑的權利，無論什麼地區、民族、宗教，都必須統一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就是説，各地區的基層社會都已經基本建立了現代社會秩序，而不再處於前現代狀態。這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不同之處。

**第四，獨立自主的主權性格。**對有過被殖民或曾經淪為半殖民地的地區和國家來説，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就淪為半殖民地國家，雖然名義上並不是殖民地，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在各大中心城市還有租界，香港和澳門則完全被別國佔領。20世紀30年代，又經歷了日本的大規模入侵。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爭得民族獨立和主權的完整。1949年之後，中國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因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以及在外交領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新中國以一個新興大國的形象自立於世界舞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始終對蘇聯干預中國國內事務保持警惕，堅持了國家主權的完整。在國際上，中國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些國家效仿的對象。1972年後，中美恢復外交關係，隨後又恢復聯合國席位，成為在國際舞台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當中國在1978年之後進行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是以完全獨立自主的姿態加入了世界經濟體系。此後，中國雖然在經濟上與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但中國在主權上的獨立性始終是完整的。

**第五，國家致力於協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而不依附於某一特定階級。**傳統上，中國的國家政權名義上是中立的，實際上並不中立。在封建社會，國家政權主要依靠的是封建地主階級。進入民國時期之後，國家政權則依賴於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支持。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在名義上，在事實上也是依靠工農階層的。改革開放之後，國家則在各種公共政策上儘可能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國家提出統籌兼顧的治國理念，在城鄉關係上，不僅提出“城鄉一體化”，而且不斷增加支農投入，從而將城鄉差距保持在合理範圍內。在邊疆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國家儘可能保護少數民族的習俗和宗教信仰。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實施西部開發戰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均衡佈局。總之保持各領域的平衡，縮小差距，從而保證了國家的團結和穩定。能夠做到這一點，有賴於中國經歷了徹底的社會革命，建立了一個權力相對集中而且相對高效的國家政權，從而能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民族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儘可能地保持均衡發展。相比之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沒有經歷徹底的社會革命，因而國家政權往往依賴於經濟上更為強勢的民族、地區和社會階層。或者説，即使國家政權有保持中立的意願，實際上也做不到，就是因為國家政權不是建立在徹底的社會革命的基礎上。

**第六，由於黨的領導持續穩定，中國擁有相對比較穩定的政治環境。**對於保持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來説，政治環境的穩定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國家政治社會穩定，才能吸引投資，帶動經濟發展。而對那些政治環境不穩定、動輒發生政治動盪的國家來説，投資隨時都有可能血本無歸，經濟發展缺乏起碼的前提。在沒有經歷徹底的社會革命的前殖民地國家，國家政權往往是比較脆弱的，尤其是在中東和北非地區，國家政權總是在文官政府、軍隊和宗教勢力之間來回搖擺。蘇東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發生劇變，由原來的社會主義體制轉向資本主義模式，雖然看上去人們得到了民主，但因為歐美提供的“休克療法”方案，導致經濟轉型失敗，原來的工業基礎迅速被西歐和北美摧毀，工業空心化，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倒退，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倒退。烏克蘭在蘇東劇變之後經歷了數次“顏色革命”，政局反覆動盪，直至民選政府被街頭革命推翻，國家成為東西方勢力角逐的戰場，經濟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泰國，文官政府領導下的政府經常被政變推翻，過幾年又恢復民主選舉，建立文官政府，如此週而復始。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能夠基本保持穩定，其根本原因還是新中國的“革命紅利”，一個受多數人民擁護的國家政權，國家建立了從中央到每一個鄉村、企業的嚴密治理體系，並且能夠妥善解決局部地區出現的問題，從而才能保持國家的穩定。

**第七，擁有相對比較健全完整的工業體系，從輕工業到重工業，都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中國90%的人口都是農民，工業基礎極其薄弱，大部分工業原料和機器設備沒有能力生產，必須依靠進口。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經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並在蘇聯的援助下，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到1978年，國家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工業已佔國民總產值的59%，並建立了產品門類齊全的工業和研發體系。這就意味着，無論是外資還是私人資本，如果在中國投資，都可以找到相應的配套的工業生產能力。今天，雖然中國經濟和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高度融合，但卻始終保持着獨立性，並不容易被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動盪和危機所沖垮。在國際市場中，中國的工業產品通常以其優越的性價比佔有較好的競爭地位。而新中國從“一窮二白”的基礎起步，在30年內就能完成了初步工業體系的建設，同樣離不開徹底的社會革命所建立的高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從而使得中國有能力通過計劃經濟體制，以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來完成初期的資本積累，支持工業的發展。一般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的決定因素是土地制度的調整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但另一個因素也不可忽視：中國在1970年已經初步完成工業化，各省都建立了小規模的農機、化肥等支農工業。耕作機械和化肥農藥等工業部門恰好在70年代末紛紛建成投產，從而推動中國糧食產量的大幅提高。從全國範圍內看，通過三線建設等政策的努力，在國家的推動下，除了基礎性的高度依賴自然稟賦的資源型行業，各省都基本上有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也是中國在加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時，仍然能夠保持較高的獨立自主性的基礎條件。地方經濟的活躍也被經濟學家認為是中國經濟能夠持續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

**第八，相對高素質的勞動力。**經濟學家們曾經一度將中國的經濟奇蹟解釋為要素價格低廉帶來的結果，尤其是勞動力價格較低，是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最大的競爭優勢。但這種説法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甚至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國家，同樣人口眾多，而且還是意識形態上與歐美更接近的民主體制，它們的經濟卻並未取得中國這樣的發展成就？這就是因為，中國不僅人口比這些國家更多，更重要的是，中國能夠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素質要比這些國家高得多，更適合現代工業生產需要。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已經基本上掃除了文盲，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們至少接受過基礎性的現代教育，因而更能適應現代化的工業生產。不同的生產方式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不同。農耕時代的勞動力只要健康，有足夠的體能完成體力勞動即可，要求較低，也適應當時教育不普及的狀態。現代工業生產與傳統農耕或小手工業時代的生產方式不同，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較高。如改革開放之初的二十年，東南沿海地區的外資企業招工，一般都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也就是説，要具備基礎性的現代文理知識，能夠較快的掌握工業生產的基本技能，成為熟練工人。而中國製造業能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迅速展開產業升級，高端裝備製造業能夠迅速發展起來，也是因為中國儲備了大量具備高中及大專、中專教育程度的工人。

**第九，基本完備的基礎設施。**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交通、通信、電力等基礎設施十分匱乏落後。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在有限的財力條件下持續進行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到1978年，鐵路營運里程從1949年的2萬公里增長到4.9萬公里，公路營運里程從1949年的8萬公里增長到89萬公里；實現了縣縣通公路，電信覆蓋到鄉村（儘管標準不高）。電力工業初具規模，有能力在本國製造業的基礎上升級換代。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因基礎設施短板無法吸引投資的問題，在中國基本不存在。而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在當時國家嚴重缺乏資本的情況下，只能通過發揮中國人口眾多的優勢來完成。中國雖然人口眾多，卻能夠做到那些人口規模不如中國、但也相當多的國家所做不到的事，因為中國革命為中國建立了一套嚴密而高效的組織體系，從而使中國能夠將大量富餘勞動力組織起來，以極低的成本來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而其他國家因為沒有經歷這樣的社會革命，也沒有用極低的成本將勞動力組織起來的能力，反而只能高度依賴資本投入，因而無法完成中國這樣的基礎設施建設。

**第十，相對比較穩定的金融體系。**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僅有非商業化銀行業。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開始建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建立發展了信託、證券、基金等行業，建立健全金融體系，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並沒有完全開放金融市場，尤其是外匯市場，讓貨幣和國際金融資本體系接軌，也就不容易受到國際金融體系動盪的影響。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中，中國不僅自身巋然不動，而且還以強大的國家能力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場，幫助香港降低了金融風暴帶來的損失。2008年金融危機中，中國的抗擊金融風險能力受到考驗，但仍然保持着貨幣主權，能夠在應對危機時保持主動。

人們常常認為，貨幣穩定的前提是經濟和黃金儲備等，但在現代金融體系中，貨幣本身就是信用貨幣，而信用貨幣的最終擔保是國家信用。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信用和完整的國家主權，貨幣也不可能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保持獨立性、主動性。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金融業並不發達，但卻為改革開放後的貨幣和金融穩定提供了基礎性條件。

**第十一，比較完整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和科技研發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服務於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高等教育體系。同時，國家還建立了完備的從基礎理論到應用技術的科技研發體系，並且培養了自己的研究團隊和研究能力。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也比較完備。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總體上能夠保證源源不斷地培養從人文社會科學到理科、工科、醫學、農業技術等各方面都包括在內的人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量提供低端產品製造和來料加工組裝等低附加值的產品，但這種初級水平加工業的規模優勢支持了中國的科技研發，從而保證了中國有人才和技術能力從產業鏈低端向高端發展。而且，中國的工業體系很大程度上模仿蘇聯，高等教育體系也相應的按照蘇聯模式建設。因此，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在改革開放之前到改革開放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具有明顯的應用導向特徵，更為重視理科、工科等應用型的學科。尤其是在原來各工業部門均由國家設置的相應行政部門統一管理的時代，幾乎每個工業部門都有相對應的初級、中等和高等教育體系，如紡織、煤炭、鋼鐵、鐵路、交通、航空、金融、農業、林業等，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大學。改革開放之後，雖然進行了多次高等教育改革，但是這個體系仍然基本保留下來了，只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在不同時期進行調整，比如2000年前後，隨着國家提出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各地高校紛紛開始開辦法學院。

**第十二，相對比較成熟且完整的技術官僚體系。**雖然官僚體系曾經是中國革命的對象，但不可否認的是，新中國本身也建立了一個新的官僚體系。而且，因為有過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中國的官僚體系雖然也存在許多問題，但因為不是完全不講政治的技術官僚，因而能夠保持着相對比較高的工作效率。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説，如果連這樣一個官僚體系也沒有建立起來，就無法實現國家管理體系的現代化。很多人將這一點歸結為中國悠久的精英主義政治傳統和文官政治傳統，但事實上，更重要的條件並不是傳統，而是中國革命。當然，辛亥革命之後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整個民國時期確實都未完成整個國家的軍事統一，也未能建立起這樣一個完整而高效的技術官僚體系，而是始終處於軍事化管理狀態之下。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同樣是在成熟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統治下，而且也同樣是文官政治體系，中央集權程度為歷代最高，中國卻在鴉片戰爭之後走向衰落？雖然這個官僚體系內部曾經有過多次自我更新和改革的努力，但最終卻都無一例外地歸於失敗？

新中國的官僚體系是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錘鍊出來的，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共同體，具有較高的政治自覺，從而避免了官僚主義本身容易出現的惰性。而且，這個官僚體系本身是按照現代理念建立起來的，同時，組成人員也具備基本的現代知識體系和理念。因此，雖然現在經常能聽到對新中國的官員文化水平低下的評論，認為不如民國時期的高官中許多人擁有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經歷，也不如清朝時期官員的傳統文化修養深厚，但卻無法否認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正是在新中國的官僚體系的管理之下，中國完成了工業化，為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準備了基礎條件。這是因為，雖然從個體看，新中國的幹部可能不如民國時期高官們的學歷，也沒有清朝官員的傳統文化修養，但重要的是，他們都處在中國共產黨這個在組織體系和理念上高度現代化的組織體系之中，而且，新中國的官僚體系完全是按照現代化的理念建構起來的。也就是説，新中國的官僚體系的現代化程度要遠遠高於清朝和民國，也遠遠高於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

**第十三，國家對經濟事務進行有效干預的能力。**雖然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觀念之下，國家過多幹預經濟運行是不應該的，而應該讓市場自身的力量來按照市場的規則進行調節。但需要注意的是，對於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來説，以國家力量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説，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不是不想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而是沒有這個能力，做不到，而中國卻能做到。市場的盲目性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在市場調節那隻看不見的手失靈的地方，只有通過國家干預來進行補救。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貧富分化現象，都是市場化會導致的必然結果，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後果，甚至也包括歐美髮達國家。中國的這些問題雖然也已經相當嚴重了，但相比其他國家而言，仍然不算特別嚴重，至少還沒有導致大規模的政治動盪，這是因為中國具備干預經濟運行的能力和工具。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理念上雖然一直存在過度的市場化崇拜，但同時國家始終對市場化的弊端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旦出現，就會盡快反應、做出調整、進行干預。而在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那些已經走上歐美模式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則因為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缺乏這種能力，也缺乏干預經濟的意願，即使市場化本身正在造成嚴重的問題，也只能坐視其發生而無能為力。因為市場的力量一旦形成，就是非常強大的，會按照自己的規則和邏輯運行，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又缺乏足夠的政策工具來進行有效干預。對市場力量的警惕和對市場化可能的弊端的警惕，是中國革命的傳統之一，早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就已經提出了節制資本的口號，但卻未能落實。新中國成立後，本着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警惕，採取了一系列防範措施，從而為改革開放之後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積累了理念和思想上的準備。

**第十四，尖端國防科技工業。**關於“兩彈一星”，今天沒有什麼人會否認它對國防安全的意義。半個世紀以來，它為中國提供了起碼的戰略反擊能力，使中國免於核訛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説，從此對中國本土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了。同時，由於“兩彈一星”為自身的安全提供了較高程度的保障，從而使中國能夠大規模裁減常備軍的規模，使國家有條件把有限的資源更多地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在20世紀80年代大幅削減軍費和裁軍之後，在經歷了蘇東劇變的國際風波後，國家安全始終未受到明顯威脅，這不能不説是“兩彈一星”帶來的安全紅利。

**第十五，到改革開放時，中國已經基本建成了完整的覆蓋全體國民的衞生醫療體系。**雖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當時的衞生醫療保障水平並不高，但如果對比建國前的情況，或者與第三世界國家對比，就會發現新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動輒頻發的大規模流行性疫病是困擾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痼疾之一。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無論是在封建王朝時期，還是在民國時期，都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覆蓋全體國民的疾病防控體系。一旦發生大規模的饑荒、水旱、病蟲災害，就很容易引發流行性疾病，而國家也無力進行有效救治。在新中國成立後，通過多次國家主導的羣眾性運動，基本上根治了在傳統農業時代頻發的大規模流行性疫病，以及在特定地區發病率較高的常見疾病，建立起了有效的疾病防控體系。新中國還建立起了相對完整的衞生醫療體系，每一個鄉鎮都有至少一家公立醫院。正是有了這樣要給完整的衞生醫療體系，使新中國的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而對常見病和流行性疫病的防控則使普通中國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雖然這一體系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過多次改革和調整，但都是對這個體系的完善和補充，而不是根本性的變動。

**第十六，得益於建國初期的基層社會改造和對黃賭毒的清除，新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比建國前有天翻地覆的改善。**在第三世界國家長期存在的頑疾之一是基層社會組織體系不發達，國家基層治理能力低下，社會治安狀況較差，犯罪率較高，社會安全係數較低。但中國是個例外。正是因為有建國初期的社會建設成就，到改革開放前，整個社會仍然處於相對較為均等化的狀態，因此，犯罪率較低，治安狀況仍然比較好。而且，因為有效運行的社會基層組織體系的自發組織和犯罪防控能力較高，國家以較低的成本就維持了較好的社會治安狀況。此後，雖然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犯罪率升高的態勢，但國家仍然通過幾次“嚴打”行動有效遏制了這種勢頭，維護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社會環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於歐美髮達國家的法治模式，中國的社會治理模式雖然處於低法治階段，但社會治理總體而言是較為成功的，而且以較低的成本維護了較好的社會治安秩序。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條件，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更為成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這些條件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遺產，也為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起飛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中國革命就不會有中國現代化、工業化建設的奇蹟。

《大路朝天：中國道路與中國革命》

作者：蕭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

京東、天貓、噹噹、亞馬遜等各主要平台均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