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君帶你讀《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二）_風聞

（圖片來源見水印）

蘭登·華爾納是個讓人難以評價的人，不能武斷地評價他是個破壞和盜竊中國文物的人，但是也不能貿貿然地引用日本學者的評價説他是個保護中國文物的人，因為這觸碰到了中國人的基本道德底線。

讀到這本《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總是會讓人不禁想起餘秋雨老師所寫的《道士塔》。很多人關於敦煌最初的印象正是餘秋雨老師在《道士塔》裏對王道士和當時無能的地方政府的聲聲控訴，從《道士塔》裏我們基本能瞭解到《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的背景：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圓籙發現敦煌藏經洞，1907年，英國籍考古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來到了莫高窟，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用一疊銀元換取了24大箱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難以想象的低價換取了300多卷寫本和兩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來，仍用一點銀元換去5大箱、600多卷經卷……

楊絳先生曾説“我們讀書，總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來欣賞和品評。”本着這個原則，筆者認為與其説《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是一本優秀的民族誌，還不如説它是一本出色的遊記。而事實上，這本書確實有很多篇幅是華爾納對西行路上所見到的風景、所經歷的瑣事的記錄。我們總是能看到華爾納對於車子陷於泥濘中時車伕如何解決、旅店條件過差時隨行人員如何與店家爭吵、駝隊行進時出現危機時大家如何團結合作等等各種瑣事進行非常細緻的描寫，這是一種很尋常也很寫實的一種寫作方法，雖然嚴格來説，這種比較零散的記載方式和正規的民族誌寫作方法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但是卻又不得不承認，這和各種類型的民族誌的寫法核心又不謀而合，即參與其中，細緻觀察，詳細記述。尤其是當華爾納一行每到一處有研究價值的地方，華爾納就會對該地進行十分仔細的描述，比如當他們到了中國古都西安時，華爾納這樣描寫鼓樓“這裏店鋪正面屋頂上長滿苔蘚凹陷的瓦蓋斜面不同於其他任何中國城市的屋頂設計，也正是這些不同之處，顯示出它比北京更為古老。”再比如當華爾納到了彬州（Pinchow）城外的水簾洞（Suei Lien Tung）石窟時，他這樣描述“我們取道登上木結構樓閣的樓梯，屈身通過岩石甬道進入後窟，向裏探望，迎面是一尊跏趺大佛豐圓、龐大的面部，估計足有六十英尺高，兩側侍立着兩尊菩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