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外國友人問我，中國未來會更像西方，還是更像自己？_風聞

【本文為作者在布魯塞爾拉肯對話的演講。】

尊敬的國王陛下，尊敬的各位嘉賓：

很榮幸來我全家的海外故鄉——布魯塞爾，參加拉肯對話。2008-2011年間，我及我愛人在中國駐歐盟使團工作，兒子在布魯塞爾學會走路、上幼兒園，邁開人生第一步。

所以我今天穿了一身非常特別的服裝，你們可能以為是中山裝、毛裝，其實是“青年裝”，就像中國，既古老又年輕。你們可能不知道，青年裝是從普魯士軍服改造而來的，非常特別之處，這個青年裝的口袋設計了深紅的翻領，十分像西裝，因此整個設計可謂中西合璧。中國的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西方概念；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共產主義，更直接源於西方。中國把西方的現代化性成功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了，這就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這和“一帶一路”倡議十分像：古今中外，融會貫通，既源自古代絲綢之路——為尊重德國人李希霍芬1877年的知識產權，習近平主席沒有用“新絲綢之路”概念，而是用了今天非常中國化的説法：“一帶一路”——“帶”指“經濟帶”，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經驗，“路”指“海上絲綢之路”，中文裏“路”往往與“道”相連，稱“道路”，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預示着很多條帶、很多條路；既是東方的又是西方的，古絲綢之路開啓於中國，終點站是歐洲，“一帶一路”也是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

為什麼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首先源於改革開放模式的調整。鄧小平説過，改革開放主要向西方開放，尤其向美國開放，但是金融危機後，中國製造無法像過去那樣四分之一賣到美國、四分之一賣到歐洲，於是出現產品積壓、產能過剩，通過挖掘比中國產業鏈低的一帶一路市場，形成除與發達市場之外的新環流，構成全球產業、價值鏈和供應鏈的雙環流，這就是一帶一路的初衷。

其次，一帶一路是實現中國與世界新的互補和共贏。20年前我還是一個復旦大學學生，我的第一個女友，也是我最後一個女友，即我現在的夫人，第一次到我老家去，那是江西的一個小城市。春節前，火車非常擁擠，無法上去，我就把她從窗子推進去，但是進去之後她也沒地方待，像Titanic號女主角橫飛空中，這就是當時的旅行。十年後建了高鐵，她才答應嫁給我。

我知道中國的一些鄰國可能還在面臨着類似的交通問題，現在中國建起了發達的高鐵網，也應該幫助鄰國來實現他們的便捷交通、快速回家的夢想。中國拓展了市場，沿線國家實現了發展，這就是共贏。

看來，互聯互通是多麼重要！聽説歐洲也有“三河通三海”的計劃：連接易北河，多瑙河和奧得河的水上項目計劃，希望貫通黑海和波羅的海、北海。這與“一帶一路”的思想相通——陸海聯通，東西呼應，南北通暢。美國也一樣，特朗普總統提出的1.5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還沒有着落呢。美國最需要修高鐵，與歐亞大陸形成天上、地上、海上、網上四位一體的聯通，這樣也不用重返亞洲了，而是重返歐亞大陸。

“一帶一路”源於古絲路又超越之，基於歐亞大陸又不侷限於歐亞大陸。美國學者寫了本書《超級版圖》（Connectgraphy）提出“互聯互通決定21世紀競爭力”，與我的《世界是通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近五年來，中國通過平等協商，已經同86個國家和組織簽署101個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產能合作，在沿線24個國家推進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創造近20萬個就業崗位。因為一帶一路強調戰略對接，包括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對接，包括與歐洲投資計劃（容克計劃）對接，因此引發積極效應，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一道多次被聯合國寫進有關決議。

女士們，先生們！

此次拉肯對話的開篇主題是“中國的未來”。許多外國友人問我，中國未來更像西方，還是更像自己？一帶一路是不是中國打造自己的世界秩序？

生活觀察就給我們啓示。尼康相機不行了，打敗尼康相機的不是佳能相機或其他相機，而是智能手機；康師傅方便麪也不行了，打敗康師傅的不是統一方便麪或其他同行競爭，而是新的業態網購。一帶一路正在催生中美歐大三角的文明創新而非相反。

先説美國，“美國人的事就是做生意（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再好不過地説明。一帶一路是全球最大的生意，美國怎能錯過呢？”

美國人秉承If can not beat you, then join you（如果不能打敗對方，就加入之）理念，完全可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特朗普總統也表示對加入亞投行的開放態度。這樣看來，“一帶一路”進入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地區，進入美國的中西部地區，通過中美省州合作，吸引美國參與，都是值得期待的。按照林毅夫教授模型，發展中國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0.7美元的進口，其中0.35美元來自發達國家。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發達國家的出口，為其創造結構性改革空間。“一帶一路”着眼於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入帶來美國出口、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了。

​許多人誤將“一帶一路”當作應對美國重返亞太或TPP的戰略，其實也是冷戰思維作怪。“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並不侷限於沿線國家，也包括相關國家。項目也許在沿線國家，但標準、規則、資金、技術、人才是全球性的，美國企業、美國人和美元已經大量參與了“一帶一路”建設，比如馬六甲皇京港建設，美國公司投了百億而中國公司投了三百億馬幣，亞投行用的也是美元。因此，美國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事實上的參與國家。美國是世界所有國家的鄰國。中國的智慧是太極——借力，不會也無法排斥美國。一帶一路是中國全方位開放戰略，推動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並激發新的全球市場，實現全球化從部分全球化（partial globalization）到包容性全球化（inclusive globalization）的升級，會給美國帶來多少新機遇啊。據麥肯錫公司預測，到2050年，“一帶一路”將貢獻80%的世界經濟增長，新增30億中產階級。多少美國夢再現啊！

中美合作建設一帶一路，還超越了做大生意層面，關係到構建更具包容性國際體系、包容性全球化的大局。原來的國際體系主要是美國提供安全、金融公共產品，不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了，和中國合作建設一帶一路，將新自由主義推動的資本導向（of capital, by capital, for capital）的全球化，轉變為發展導向的全球化（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讓投資迴歸實體經濟而不是製造越來越多的金融泡沫，是應對民粹主義挑戰，實現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全球化的希望所在。

歐洲就更不用説了，自古與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聯繫在一起，今天與中國也是歐亞大陸一條繩上的兩隻螞蚱：命運共同體。正如愛因斯坦公式E=MC²所預示的：歐洲的未來不只是通過大西洋與美國相連，也在於通過歐亞大陸與中國互聯互通起來。歐洲是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尤其是16箇中東歐國家，但是歐盟層面對一帶一路也有不少關切：包括地緣政治，尤其是中美地緣衝突，環境與勞工標準、政府採購、社會責任、腐敗、債務、透明度等等，具體而言對中國意圖的質疑。一方面，部分國外政界與學界將“一帶一路”簡單當作中國國內政策的延續，即為解決國內問題而配套的外交戰略，如轉移過剩產能，傾銷國內商品等；另一方面，也將其看作是中國試圖改變現有地區和國際秩序、獲得地區和全球主導權的國家戰略，即中國試圖改寫國際規則，核心問題是規則導向還是發展導向？

一帶一路強調“企業為主體、市場化運作、政府服務、國際標準”，為什麼西方人感覺是中國政府工程？這是由一帶一路初期階段的沿線國家國情及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特殊性決定的。“一帶一路”之六大經濟走廊沿線65國中，有8個最不發達國家，16個非WTO成員國，24個人類發展指數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如何能一刀切實行歐洲倡導的高標準市場原則？如同將小孩與運動健將一同賽跑，脱離實際。

因此要實事求是，實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機結合。中國主張，發展是解決所有難題的總鑰匙；規則當然重要，但要不斷成熟、循序漸進形成。中國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場雙輪驅動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短板，帶來基礎設施建設的第一桶金，通過養雞生蛋而非殺雞取卵，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同時培育了新的市場。中國改革開放探索出一條工業走廊、經濟走廊、經濟發展帶模式，先在沿海地區試點，繼而在內陸港口城市和內陸地區試點推廣，形成經濟增長極、城市羣，帶動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現在，“一帶一路”要讓非洲市場以點帶線，以線帶片，從基礎設施（港區鐵路貿五位一體）互聯互通着手，幫助非洲獲得內生式發展動力，形成經濟發展帶，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共同脱貧致富。如果完全依賴市場，好比把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結果可想而知。中國通過開發區，先讓孩子在游泳池裏學會游泳，再暢遊大海。這就是一帶一路的做法。

西方認為中國推過一帶一路輸出模式，這是很大的誤解。中國模式也可稱為中國發展模式，是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的結合，核心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既發揮好“看不見的手”，又發揮好“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創造和培育市場，最終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給那些市場經濟未充分發展起來的國家走工業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選擇，解決了市場失靈、市場失位、市場失真這些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場經濟所解決不了甚至不想解決的難題。比如，要致富，先修路。發展中國家自己沒錢修路，也無法從國際市場融資修路，無法實現工業化，惡性循環。中國通過開發性金融提供貸款，通過資產抵押和開發區建設，幫助它們修路，中國企業長期經營，實現雙贏。這就是一帶一路的普遍做法。如果市場規真的那麼靈，當今世界為什麼13億人沒有用上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讓七億人脱貧，佔聯合國脱貧貢獻的七成以上，證明中國方案是有效的。脱貧致富、消除貧富差距尤其是沿海與內陸地區的貧富差距，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這就是一帶一路所要做的。

中國文化自古是取經文化，不是送經文化，不會輸出中國模式。中國願同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

中國的成功裏面已經包含了西方的因素，馬克思、市場經濟、民主法治、憲政，這些都是西方的，我們從來不避諱這一點。中國的成功折射了西方的成功。中國崛起的軍功章，有西方的一半。一帶一路也一樣，強調開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build of all, build by all, build for all）,只是中國的倡議，而不是中國的工程，正如當年美國倡議成立聯合國一樣，只有大國一起參與才可能成功。一帶一路不可能閉門造車，它是與西方的資金、技術、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等合作的產物，對接“全球歐洲”（Global Europe），“全球美國”（Global USA），“全球中國”（Global China），推動全球化可持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才提出不到五年時間，前期工作中國多擔當了點，因為國有企業在基建領域具有優勢，西方企業參與不多，顯得有些焦慮，這都可以理解。中國搞好八平一整，建設開發區，築巢引鳳，西方私人資本和私企一定紛至沓來，共同開發一帶一路大市場。中國第一次擔當提出這麼宏大倡議，西方有些懷疑也屬正常，但是希望汲取美國政府的亞投行教訓，不要在懷疑中國意圖、能力、做法的觀望中，失去合作的機遇。

世界上有三大原力：美國所代表的創新力，歐洲所代表的精神力，中國所代表的應用力，只有這三力結合，才能解決人類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一帶一路為中美歐大三角文明創新展示了希望。

一帶一路是人類的大創新，克服傳統創新陷阱：美式節省勞動力型創新、歐式節省資源型創新，摧毀了南方國家的比較優勢，形成創新陷阱；同時超越創新悖論，即以創新名義圈錢，導致富者更富，窮着更窮，有增長無就業，人工智能駕馭不好的話可能加劇這一趨勢。民粹主義興起充分揭示了政治-經濟悖論：政治是地方性的，經濟是全球性的；政治是週期性的，經濟是長週期的。“一帶一路”試圖消除之，着眼於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有利於引導美國投資實體經濟而不再繼續製造金融泡沫。一帶一路推行包容性創新，超越傳統大國博弈，旨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創人類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