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跟馬克思有什麼關係？搞不懂這些還研究什麼經濟學_風聞

【本文為英國經濟學家羅思義就“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推出的系列文章的第2篇——改革開放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以此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點擊鏈接查看歷史文章：第一篇《中國的改開成就有哪些“世界之最”？》，未完待續。】

第一部分用實證研究證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成就，這不僅惠及中國，而且惠及全世界。本部分將分析改革開放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

既然事實證明，改革開放取得空前成功，那麼這顯然會對經濟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中國取得空前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為何中國能取得優於其任何國家，特別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就？“中國是在沒有思想或理論支持的情況下取得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成就”這種不合情理的想法，應置之腦後。否則，全球應立即放棄對經濟學的研究——如果不懂經濟學知識就能取得優異表現，那麼經濟學這門學科顯然就毫無實用價值！

相反，下列事實將證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史無前例的經濟成就歸功於經濟理論，而非缺乏思想和經濟理論。確切地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能取得非凡成就，是基於堅持維護馬克思主義。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思想只是機械地照搬馬克思主義。正如下文所示，改革開放標誌着中國從跟隨前蘇聯背離馬克思主義，到迴歸馬克思主義。也即是説，改革開放代表迴歸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

改革開放理論與實踐成果，並不意味着中國理論沒有得到進一步發展。相反，正如上文所舉的關於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手段的例子，十九大進一步改進和深化了改革開放的一些設想，從而同時實現了迴歸馬克思主義與經濟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它也説明，十九大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將得到進一步發展。

本節論述了改革開放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鑑於改革開放是在中國早期經濟制度深受1929年後蘇聯經濟模式影響的背景下啓動的，下文將首先對馬克思主義與蘇聯經濟制度進行比較。然後將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確切地説源於瓦爾拉(Walras)、傑文斯(Jevons)、馬歇爾（ Marshall）的邊際主義經濟學進行比較。要正確認識這些問題，就有必要簡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德國特里爾 馬克思故居

淺析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

馬克思的基本觀點眾所周知。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向未來社會過渡的分析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後來馬克思將“未來社會”稱為“高級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用經濟學術語來説，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就是交換價值向使用價值過渡的過程。

就對人類的影響而言，在資本主義社會，平等包括等量勞動交換，以及純粹形式上的平等，而不顧不同的人條件不同或需求不同。相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立足於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換言之，高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不是立足於純粹形式上的平等，而是立足於各盡所能與按需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一章分析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時，對這些經濟理念進行了概述。

顯然，按馬克思的設想，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正如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2 文字裏的“一步一步”顯示，在馬克思的設想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將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

馬克思在其後來的作品中，對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高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作了更詳盡的分析，但與《共產黨宣言》所作的分析完全一致。他在他的最後一部作品《哥達綱領批判》中就後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分析指出：

“我們這裏所説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還帶着它脱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13

馬克思就這種過渡提出，社會報酬、產品與服務的分配，必須要“按勞分配”（這是交換價值的基礎），即便是在國有經濟框架內： 

“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

顯然，這裏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麼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所以，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14

在這樣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必然仍將存在：

“一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為了要使它能夠成為一種尺度，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説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在勞動成果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品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15

馬克思認為，只有經過長時間的過渡時期，才會實現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的最終目標：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6

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比較分析

馬克思的上述觀點清楚地表明，鄧小平是嚴格按照馬克思理論制定改革開放政策。事實上，眾所周知，鄧小平曾指出，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立足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基礎之上。確切地説，正如他指出：“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則用到自己的實際中去。”17

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的經濟政策與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不是一脈相承。但正如下文所示，中國的經濟政策是在馬克思理論框架下進行——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符合馬克思理論，但與1929年後蘇聯的經濟政策大相徑庭。

鄧小平就中國經濟改革政策指出：“用馬克思的話來説 ，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而非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發展階段。中國要想實現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前提條件是要大規模發展生產力/產出。”很明顯，鄧小平幾乎是一字不變地引用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的觀點：

“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條件是不可能的。要實現共產主義，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18

更確切地説，從中國目前的發展特點來看，中國是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則： 

“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19

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分配原則與共產主義社會分配原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相反，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20 這正符合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作的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所概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按勞分配是商品生產的基本原則——商品必然意味着市場經濟的形成。在社會主義階段，市場經濟會因此存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是在此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而成。

可以看出，鄧小平制定的改革開放政策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1929年後蘇聯經濟制度為何遭受失敗？

上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回顧，有助於我們評估1929年以後的蘇聯經濟制度。1929年後蘇聯建立的經濟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在這個體系中：

· 所有產品的價格都是由政府制定，在莫斯科與海參崴以不同的價格銷售小產品是非法的，儘管莫斯科與海參崴相距6000多公里；

· 幾乎所有重要的城市經濟單位如當地商店和餐館等都屬於國有；而在農村，個體農場主的持有權幾乎都被取消，改為國有或大型合作社；

計劃經濟時代的蘇聯

· 在這種經濟制度下，資源是通過物料平衡原則而非市場進行分配；

· 由於世界經濟難以預測，國際貿易在這種經濟制度下遭到重創，降低到極低水平。

這種制度有時被稱為“計劃經濟”，但更準確的説法是“管制經濟”。因為計劃經濟只處理幾個關鍵變量，同時允許市場決定其他大部分變量，而在蘇聯制度中，成千上萬的經濟變量被嚴格地集中控制。

從基本的經濟角度看，蘇聯1929年實施的經濟調控政策是用計劃分配原材料一步取代價格分配，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説，就是用“使用價值”一步取代“交換價值”。但正如馬克思所説，這種過渡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蘇聯在1929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步就完成了這種過渡。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就財產關係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即在馬克思的設想中，財產產權的過渡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公有制和私有制將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與此相反的是，1929年蘇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基本上將所有的財產充公國有。

顯然，這樣的制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除上文提到的基本標準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這個詞是派生自“社會化”(即大型)生產。他還就資本的過渡指出：

“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採取新的形式……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着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燬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21

為體現這種分析與他早期作品的一致性，馬克思特別在《資本論》附錄裏添加了《共產黨宣言》裏的一長段引文。但顯然，農民生產或者餐館和當地商店個體所有制等等所有這些，在1929年後都被蘇聯收歸國有。這些財產被沒收並不符合馬克思任何時期作品的觀點，不管是他早期的作品《共產黨宣言》，還是他晚期的作品《哥達綱領批判》或《資本論》。

因此，很明顯，蘇聯1929年推行的制度並不符合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向高級社會主義的過渡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1929年後蘇聯取消了市場，一步到位而非馬克思所説的一步一步地取消了市場和所有主要的私有制形式。這是強行將幾乎所有重要經濟行業全面收歸國有——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説，就是試圖將上層建築一步到位地置於經濟基礎之上。顯然，1929年後蘇聯推行的經濟制度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是極左的冒險行為。

有時聽到這樣的觀點：1929年蘇聯推行這種制度是出於必要的軍事/地緣政治考慮——這種管制經濟可以優先發展軍事和重工業，而這種軍事工業綜合體反過來幫助蘇聯在二戰中打敗納粹入侵。因此，當面臨戰爭威脅時，國防和軍事建設應優先於經濟建設。按這種觀點，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推行管制經濟很有必要。更有甚者，以鄧小平1984年6月30日談改革開放的講話“除非打起世界戰爭22”這句話為例，指出“鄧小平贊同世界戰爭必然優先於其它所有因素”。但有人對蘇聯1929年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出於地緣政治考慮提出質疑，因為該計劃比1933年希特勒上台執政早了4年。

但就本文而言，沒有必要評價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推行極左管制經濟制度的正確性與否，或者當時斯大林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但斯大林的做法顯然不符合馬克思的基本觀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雖然這種制度幫助蘇聯戰勝了法西斯德國。 僅僅有必要指出的是，二戰結束後蘇聯仍繼續推行這種管制經濟制度，並一直延續至1991年蘇聯解體。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推行管制經濟制度是否是出於地緣政治考慮暫且不論，但二戰結束後數十年仍幾乎完全沿用這種制度，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1949年建國後，中國引入了管制經濟制度，逐步將所有重要經濟行業轉為國有企業，在農村普遍建立了農村公社。總的來説，改革開放前，中國的一些經濟路線幾乎都是借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極左的蘇聯模式。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蘇聯1929年後所推行的經濟制度進行的系統性比較清楚地表明，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及其後其他中國領導人推行的經濟政策顯然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鑑於幾乎100%的產業都屬於國有企業，中國實行了“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了大型國有企業，對小型國有企業則放開為非國有/私有制，即國有和私有企業並存的經濟結構。顯然，這種經濟結構比1929年後蘇聯實行的單一公有制經濟制度，更符合馬克思的設想。當然，這同樣適用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主張在過渡期間實行按勞分配，而非按需分配，這同樣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如上文所述，改革開放通過迴歸馬克思主義創建的新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取得世界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成就奠定了基礎。

1978年安徽小崗村率先實行“包產到户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邊際主義經濟學的比較分析

上文談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比蘇聯的經濟政策更符合馬克思主義，本節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理論的比較分析。

兩者有時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但這種稱謂具有誤導性。出生於德國，大半生在英國度過的馬克思不僅是個西方人，而且他的經濟理論也是源於現代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與大衞·李嘉圖，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正確的術語稱謂應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邊際主義經濟學”。

要認識這種區別的意義，就有必要了解馬克思所分析的問題。認為馬克思不關心市場與供需平衡是一種誤讀。相反，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整體分析是基於市場運行的假設。確切地説，《資本論》裏的價值分析是假設市場供需平衡。馬克思提出的問題令人深思。他問道：“如果供需處於平衡，那麼經濟將會呈現何種態勢？我們又該如何發展經濟？”也即是説，馬克思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假設供需處於平衡，那麼經濟會發生什麼變化？”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馬克思認為在任何時間點供需都是處於平衡狀態——他清楚地知道事實並非如此。馬克思只是假設分析的目的：（1），在競爭性市場中，市場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步解決供需失衡；（2），在非競爭性市場中，高於平均水平的利潤將以租金的形式產生（包括地租和經濟租金——《資本論》第3卷以大部分篇幅對壟斷產生的經濟租金進行了分析）。也即是説，馬克思並非無視市場或供需平衡，他只是想分析供需處於平衡時經濟發展的動力是什麼。

西方經濟學，或者確切地説邊際主義經濟學對供需關係的分析，並不一定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反——這取決於其整體框架的其他特徵。正如下文所示，這一研究領域出現了一些有趣的進展，這僅僅是因為馬克思所分析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果要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歷史，就有必要回顧李嘉圖和現代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的著作，以及馬克思與他們之間的關係。

亞當·斯密

矛盾之處在於《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與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均毫無疑問同為經濟學經典著作，但後者的傳閲度比前者更高。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讀過《資本論》，而只有少數西方經濟學家讀過斯密的《國富論》。

儘管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沒有看過斯密的《國富論》，但馬克思卻用心品讀了這部作品，他對此的筆記和評論長達數百頁。事實上，斯密相當一部分的分析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因此，有必要對馬克思與斯密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唯其如此，才能看清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馬克思的觀點比邊際主義經濟學更接近斯密的觀點。

馬克思與斯密

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第一句話明確指出： 

“勞動生產力、人類勞動技能以及思維判斷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

按其一貫説法來看，他作品的其他主要結論都是依據此話推導而來。馬克思在他最初的作品裏如《德意志意識形態》仍沿用斯密的勞動分工説法，但在其後期的作品裏，則用“勞動社會化”23或“社會化生產”24，取代了“勞動分工”，但兩種説法可謂異曲同工。當然，馬克思把勞動社會化 /勞動分工視為最重要的生產力，以及把提高勞動社會化程度視為人類進步的最重要來源，正如他指出：“勞動分工提升了社會文明程度。”25

如下文所示，馬克思與斯密的經濟理念並非彼此互不相干，而是不約而同地闡釋了勞動分工 /勞動社會化細化所帶來的影響。 西方經濟學家，或者確切地説邊際主義經濟學家很難領會這一點，是因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從未讀過《國富論》，也不知道馬克思在其後期的作品裏用“勞動社會化”取代了“勞動分工”。但正如下文所示，馬克思的分析是在勞動分工理論之上發展而成，這令任何從未讀過斯密作品的人都能瞭解這一過程。因此，下文將對斯密與馬克思之間的關係，進行系統性的分析。

馬克思對勞動社會化的分析

斯密並不是第一個注意到勞動分工的人，他的才華在於他是第一個闡明其影響的人，從而創建了現代經濟學。如下文所示，雖然馬克思糾正了斯密的一些錯誤，但他並未改變斯密的基本結論——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是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馬克思的才華則在於他了解這一點的重要性，而且他的説法比斯密的更易令人明白。

事實上，認為“作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斯密與馬克思是對立的，以及兩者闡釋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遺憾的是，只有那些從未讀過斯密鉅著的人（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才持之以恆地堅持這樣的想法！正如下文所述，與邊際主義經濟學相比，馬克思對經濟動態的分析更接近斯密的分析。

勞動社會化對社會的重要意義

在論述馬克思對勞動社會化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了解它們所帶來的重要意義。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細化意味着每個生產者，即作為生產消費者的每一個個體，越來越依賴於他人的生產。更具體來説，這意味着：

· 其他人的生產在單個生產者投入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用經濟術語來説，就是間接投入（其他人的生產）相對直接投入（單個生產者的生產）有所增加。經濟學對此有不同的表述，比如流動資本/中間產品的作用呈上升趨勢，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勞動力技能（即教育和培訓 ）的作用呈上升趨勢，技術研發佔經濟比重呈上升趨勢，但它們只不過是體現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細化這一重要過程而已。

· 每個國家都越來越依賴於其他國家的生產與其他國家的互動，這形成了習近平主席頻頻提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勞動社會化呈上升趨勢這一過程的分析到此就結束了。正如馬克思與斯密指出，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細化具有諸多意義。對於馬克思與斯密對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詳細分析，有興趣的朋友請查閲拙著《 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與拙文《為什麼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理論”可以很好的詮釋亞洲的增長？》。因此，下文將僅就此進行概述，以及就其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的關係做出結論。兩種結果均將顯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具有優越性，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理論是源於馬克思主義理論。

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

根據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是發展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這一事實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市場越大，勞動分工細化程度越高。正如斯密將《國富論》第三章的標題起為“勞動分工受市場範圍限制”。因為最大的市場是全球市場，斯密是全球化的明確支持者。眾所周知，他曾猛烈抨擊貿易保護主義。

視頻截圖 阿爾法小分隊科教組

馬克思完全支持斯密的分析，這為他自己的理論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事實上，他先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宣言》部分篇幅裏，引用斯密的勞動分工這一説法，就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基於此，值得詳盡地引用馬克思的分析，因為這有助於表明，馬克思的觀點源自斯密的分析。確切地説，如下所示，馬克思的勞動分工提升了社會文明程度這一觀點，源自斯密的勞動分工日益細化的設想：

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產力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它不僅僅是現有生產力量的增加（例如開墾新的土地）。

在早期階段：

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的分離。同時，由於這些不同部門內部的分工，在某一勞動部門共同勞動的個人之間的分工也愈來愈細緻了。26

馬克思接着分析道，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在每個領域的進一步擴張，創造了新的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

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説，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根據個人與勞動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的關係決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是與生產的不發達的階段相適應的，當時人們是靠狩獵、捕魚、牧畜，或者最多是靠務農生活的……

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是由於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一個城市而產生的。在這種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隸制……分工已經比較發達……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階級關係已經充分發展……

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的領地，而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村。地廣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的入侵也沒有使人口大量增加。因此，與希臘和羅馬相反，封建制度的發展是在一個寬廣得多的地盤上開始的，而這個地盤是由羅馬的征服以及起初與此有關的農業的普及所準備好了的……隨着封建制度的充分發展，也產生了與城市對立的現象。27

這一過程反過來促成資本主義和現代機器生產的興起——首先是紡織工業發展起來，它最終成為英國工業革命的第一核心產業，使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資本主義國家：

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範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工場手工業的初期繁榮——先是在意大利，然後是在佛蘭德——的歷史前提，是同外國各民族的交往。

那種一開始就以機器，儘管還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機器為前提的勞動，很快就顯出它是最有發展能力的。過去農民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鄉村中附帶從事的織布業，是由於交往的擴大才獲得了動力並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第一種勞動……除了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繼續從事紡織的農民外，在城市裏產生了一個新的織工階級，他們所生產的布匹被用來供應整個國內市場，通常還供應國外市場。織布是一種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並很快就分化成無數部門的勞動，由於自己的整個特性，它抵制行會的束縛。因此，織布業多半在沒有行會組織的鄉村和小市鎮上經營，這些地方逐漸變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為每個國家最繁榮的城市。

隨着擺脱了行會束縛的工場手工業的出現，所有制關係也立即發生了變化。越過自然形成的等級資本而向前邁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現所促成的，商人的資本一開始就是活動的，如果針對當時的情況來講，可以説是現代意義上的資本。第二步是隨着工場手工業的出現而邁出的，工場手工業又運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資本，並且同自然形成的資本的數量比較起來，一般是增加了活動資本的數量。

隨着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的航線的發現，交往擴大了，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運動有了巨大的發展……

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擴大，加速了活動資本的積累……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產生了大資產階級。28

根據勞動分工呈上升趨勢的分析，馬克思得出了著名結論——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從一種生產方式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這一結論在他後來的作品中得到了重申：

這些不同的形式同時也是勞動組織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個時期都發生與現存的生產力相結合的現象,因為需求使這種結合成為必要。

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並沒有威脅交往形式的基礎——，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採取各種附帶形式，如衝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意識的矛盾，思想鬥爭，政治鬥爭，等等……

因此，按照我們的觀點，一切歷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29

馬克思的這些構想是以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為基礎，並促成他後期的作品——《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問世。

這些構想清楚地説明，馬克思並不反對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相反他的理論是源於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並在此基礎之上發展而成。馬克思根據斯密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斯密從未實現過，但馬克思的分析與斯密的分析並不是對立的。相反，可以説，馬克思是斯密的繼承者。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唯一原因，在於他們從未真正讀過斯密的《國富論》！

基於這樣的基礎，馬克思強烈支持全球化，就如斯密一樣。例如，馬克思曾猛烈抨擊過十九世紀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實證研究證明，經濟貿易的開放性與經濟發展速度之間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正如第三部分將要分析到的，兩者之間這種極強的相關性，體現了國內勞動分工與中間產品/流動資本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表明，馬克思/斯密對國際勞動分工起到重要作用的分析，得到了當前眾多實證研究的充分印證。此外，正如上文所述，1929年後蘇聯經濟制度的特徵之一是國際貿易參與度極低，這意味着蘇聯自絕於廣泛地參與國際勞動分工。這顯然有悖於馬克思主義。與此相反的是，支持全球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特徵之一——這是改革開放名稱的由來。從十九大報告內容看，中國將進一步支持全球化。

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對全球化的解讀非常明確，他説：“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30 他的這一立足於改革開放框架的説法，顯然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是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顯然與1929年後蘇聯所推行的經濟制度是不同的。根據馬克思/斯密的分析，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是最重要的過程，它藴含的意義必然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比如，十九大報告內容強調，中國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便是基於此。

這特別在習近平所提出的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基礎之一里得到了體現。這一理念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發展而成，對全球事務做出了非常理性的分析。習近平在2017年1月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時發表了相關主旨演講，其所倡導的“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其中甚至包括對華態度強硬人士。

白宮前任首席戰略專家史蒂夫·班農是反華先鋒，他曾表示，“對習近平主席的達沃斯主旨演講和特朗普總統的就職演説進行對比閲讀是件有意義的事情。”31 《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近來指出:“特朗普總統決定出席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前一年的論壇上備受矚目，習主席在論壇上把中國塑造成自由貿易的旗手，強調‘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這一觀點深受聽眾歡迎。”32 此外，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恩還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共同撰寫文章，試圖提出一個能夠取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正如上文所述，與自稱為“經濟民族主義者”的班農與奉行邊際主義理念的麥克馬斯特/科恩不同，習近平明確支持全球化。但支持全球化的外交政策直接與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有關。正如馬克思/斯密的分析所示，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優勢在於，生產者能夠在生產活動中通過溝通交流，實現比單獨工作更大的產出。習主席也曾用 “一加一大於二”來形象地描述分工的優勢33。 這種理念必然重創國際關係是“零和遊戲”的理念。經濟現實已經證明，國際關係不是“零和遊戲”，而是在勞動分工的基礎上實現雙邊乃至多邊的共贏。

當然，命運共同體並不意味着完全消弭矛盾，而是通過國際分工，讓各個國家擁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實現繁榮發展的目標。大家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實現繁榮，而這個過程，就是共同建設國際社會，也就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多樣性和平等性

這樣的現實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勞動分工之所以能產生許許多多的好處，是因為參與分工的國家之間存在諸多差異，如果彼此沒有差別，分工的好處會大打折扣。當今世界的勞動分工必然是國際化的，僅憑一己之力實現發展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哪怕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也做不到。正如習主席所説：“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慼與共。”34

世界文明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另一個有力支撐。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發展的助推器，而不是阻礙，所以不必擔心。習近平曾在講話中引用《三國志》名句“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來闡述自己對文明差異的看法： 

“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源泉。文明只有特色和地域之別，文明的差異不應該成為世界衝突的根源，而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不同文明之間應取長補短，共同進步，讓文明交流互鑑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共同進步的動力和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35

中國外交政策一貫旗幟鮮明地支持文明多樣性，中國從不強求一致，不會強求不同文化的一致性，自視優越，強加於人。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總而言之，習近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論是在馬克思與斯密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而成，其深刻反映了國際勞動分工的互補優勢是人類社會繁榮發展的基礎，將推動各國攜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文明的多樣性和維護國家平等原則。

要想充分理解習近平的思想理論，可以把他的觀點和國際上的其他重要觀點進行對比。在習近平達沃斯峯會並發表主旨演講之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恩在《華爾街日報》上共同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們的行動和觀點應該是獲得過白宮認可的。他們在文章中聲稱，“世界不是一個‘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個國家、非政府行為體和企業參與並相互競爭以奪取利益的角鬥場”，同時還強調“‘美國優先’政策意味着美國將重拾世界領導權”。36 這是一種極度不平等的國際關係理念，“爛國”（sh*thole countries）這種極為荒誕詞彙的出現37便是這種理念的體現。

 “世界並非一個全球共同體”這樣的觀點是直接立足於邊際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邊際主義經濟學理念中，經濟社會的最重要因素並非斯密/馬克思所推崇的勞動分工/社會勞動化，經濟社會只是由個體單位組成。麥克馬斯特和科恩的出發點是再次聲明，以及試圖在國際領域捍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正如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宣佈道：“沒有社會這種東西。 有的是個體的男人和女人。”38 因此，邊際主義經濟學理念及其結論，與斯密/馬克思的理念是根本對立的。

這清楚地表明，習近平思想理論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均源自馬克思主義，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而成。基於此，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甚至可以説，在西方各國領袖中，還沒有人提出過與之對等的理論觀點。因為習近平的思想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從宏觀的經濟基礎到具體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無所不包，能夠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長遠指導，並契合相關各國的利益訴求。中國的外交政策絕對不是孤立割裂的，大到宏觀戰略，小到具體方法，都具有高度的連貫性和統一性。

註釋：

1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4頁。

13. 見馬克思1875年所著的《哥達綱領批判》第85頁。

14. 見馬克思1875年所著的《哥達綱領批判》第86頁。

15. 見馬克思1875年所著的《哥達綱領批判》第86-87頁。

16. 見馬克思1875年所著的《哥達綱領批判》第87頁。

17. 見鄧小平1985年8月28日講話《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則用到自己的實際中去。”

18. 見鄧小平1985年8月28日講話《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19. 鄧小平1987年8月29日講話《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

20. 見鄧小平1978年3月28日講話《堅持按勞分配原則》。

21. 見馬克思1867年所著的《資本論》第1卷第750頁。

22. 見鄧小平1984年6月30日講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3. 見馬克思1867年所著的《資本論》第1卷第750頁。

24. 見馬克思1867年所著的《資本論》第1卷第751頁。

25. 見馬克思1844年所著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211-228頁。

26. 見馬克思與恩格斯1845年合著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34頁。

27. 見馬克思與恩格斯1845年合著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34頁。

28. 見馬克思與恩格斯1845年合著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7-70頁。

29. 見馬克思與恩格斯1845年合著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4頁。

30. 見習近平2017年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經濟全球化是歷史大勢，促成了貿易大繁榮、投資大便利、人員大流動、技術大發展。本世紀初以來，在聯合國主導下，藉助經濟全球化，國際社會制定和實施了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11億人口脱貧，19億人口獲得安全飲用水，35億人口用上互聯網等，還將在2030年實現零貧困。這充分説明，經濟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當然，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公平赤字等問題也客觀存在。這些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要正視並設法解決，但不能因噎廢食。”

31. 見羅伯特 · 科斯塔2018年1月20日發表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班農稱特朗普的講話充滿傑克遜主義》：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2017/live-updates/politics/live-coverage-of-trumps-inauguration/bannon-calls-trumps-speech-jacksonian/?utm_term=.6e5405e6289c

32. 見吉迪恩·拉赫曼2018年1月21日發表在《金融時報》的文章《解讀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晚宴上的講話基調》（ Trump’s speech to set tone at Davos party）：https://www.ft.com/content/a9b6a1f6-db74-11e7-9504-59efdb70e12f

33. 見習近平2014 年3月23日講話《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34. 見習近平2015年9月28日講話《謀共同永續發展做合作共贏夥伴》。

35. 見習近平2017年1月18日講話《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36. 見麥克馬斯特和科恩2017年5月30日在《華爾街日報》合著的文章《美國優先並非意味着美國獨行》。

37. 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頻道2018年1月26日報道“在‘下三濫國家’説法惹禍後，特朗普致信非洲國家示好”：https://www.cbsnews.com/news/donald-trump-rwanda-paul-kagame-african-union-warmest-regards-shithole-countries/。

38. 見瑪格麗特•撒切爾1987年10月31日接受雜誌採訪時的訪談“沒有社會這種東西。有的是個體的男人和女人,有的是家庭”：http://briandeer.com/social/thatcher-society.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