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蔡元培校長究竟是“兼容幷包”還是“培新去舊” ？_風聞

【文/吳育仁】

**按語：**由於人記憶能力有限，歷史敍事總是選擇性記憶的結果，記憶的同時也就伴隨着遺忘。從80年代以來，坊間已經形成了對北大精神的一種標準敍事，北大師生也深受其影響。但本文作者對此提出挑戰，認為“縱觀近代史，總讓人感到北大很難説有什麼‘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傳統，倒是真有些革命鬥爭的傳統”。作者“希望北大不要虛構一個它本不存在的傳統，而遺忘了它真正存在過的傳統”。經略同人中多有北大校友，對作者不願“為尊者諱”的態度以及某些戲謔筆調，也有不同意見。但我們認為作者對於歷史敍事的重新探討有一定價值，可以“兼容幷包”。在此作為一家之言，分期推送，期待爭鳴之聲。

本文重點：（1）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將北大首任校長嚴復趕下台，在北大大量安插原江浙光復會系統的熟人；（2）“兼容幷包”乃蔡校長為答辯林紓責問時所發，但實際操作是培新去舊，尤其是借重章太炎門下弟子，打擊桐城派；看似“舊派”的劉師培、黃侃為章太炎故交與高足，故可“幷包”；同為“舊派”，辜鴻銘非蔡所請，即不在“幷包”之列。蔡校長的治校實踐中，革命鬥爭的精神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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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是我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界線，是一個偉大歷史轉折點，其巨大意義不容否認。北京大學無疑是這場偉大運動的重要陣地。為了紀念這有重要價值的一天，北大特意把自己的校慶從7月3日挪到了5月4日。儘管五四運動並不從北大發動，北大學生也未必最積極，但它卻誕生了運動期間第一個拋下師生不辭而別的校長。

關於那位不辭而別的校長，每年五四紀念日期間，總有些“弦外之音”。今年是北大120週年“校慶”，這種“弦外之音”當然更加層出不窮。比如前兩天筆者在凱迪社區看到有篇題為《此時此刻，格外懷念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三位北大校長》（張守濤撰，以下簡稱《格外懷念》）就有點意思。

蔡元培

文章劈頭就説：

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的十年是北大的“黃金時代”，“奠定了北大的傳統和精神”。

蔡元培1916年底出任北大校長，1927年3月28日搖身一變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主席。大概作者看到當中間隔了十年，就説北大開啓了第一個“黃金十年”，但蔡老當滿了十年校長嗎？作者不關心這個問題，作者關心的是蔡校長下面的話：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了就職演説。在演説中，蔡元培開門見山地説，“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

五行缺土，所以叫“閏土”。按照缺什麼叫什麼的基本定律，由蔡校長的話可知當時的北大是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

（一）留日速成班學員的北大

此事説來話長。1905年清政府突然下詔取消科舉制，於是日本各級學校迎來了中國留學生的春天。根據李喜所教授的統計，1904年留日學生已經上升到2400人，到了1905年就突然猛增到8000人，1906年又上升到12000人。赴日留學本來就是科舉停廢后的不得已選擇，學生會選什麼專業，當然不言而喻。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進入中等學校學習”，“學問較深的專業人才百無一二”（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48）。爆炸性增長的中國留學生不僅養活了日本各路政法速成班，還把一所原名“東京專門學校”後改名“早稻田大學”的私立學校捧成了“世界名校”，這所學校的創辦人後來向中國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

在今存“端方檔案”中保留了大量政法速成班學員的求職信。比如1905年，一個叫楊度的人曾經聯合了20多個湖南籍政法速成班學員聯名上書剛剛上任的湖南巡撫端方：

伏查日本之自強，由於近三十年之維新變法。其所以能維新變法者，則由於全國人民皆有法律政治之思想。

又比如同年有一個叫張人鏡的湘潭籍留學生給端方上書：

學生來東，始志欲究心政法，研求東邦君主政體，尊王立憲，所以強國之內容及外交治外法權之方略，以為他日效力國家政府法律改良之一助。

把這些説辭換為人話，就是“我是國家改革最最重要的緊缺人才，趕快給我個肥缺吧。”

這些靠一兩年混吃混喝速成出來的法學商學人才水準如何，不是沒有明白人。比如有個叫趙炳麟的御史就上奏朝廷，內稱：

此等留學生原無學問根底，亦未受普通教育，且率為其父兄不能拘管之人，乃縱之東渡。及至東京，粗習東文東語，遽受選科學業，不三數年，遂哀乞各該校校長，優予畢業文憑，或偽受修業文憑，以為內渡投入權勢門户，獵取官資之地，敢為大言，以肆欺罔。

寥寥數語就將此輩人物的底細刻畫得淋漓盡致。趙御史不安地問道：“我國有大變革，有大製作，豈借一二部日本搢紳成案與十數名留學生所能訂定？”

當然，其中確有能耐的。比如楊度謀職不成，就發動湖南學生鬧事，要求“一二年內速開民選議院”，遂一舉成為近代學生運動的先驅人物。後來民國的學生運動很大程度上是清末學生運動的重複出現，比如桑兵教授就説：“五四學生運動在許多方面並非直接繼承辛亥學生的成果，開始階段不得不在短期內重演前此的發展經歷。”（《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學林出版社1995年，頁19）

在那個時代劇變，各路妖孽粉墨登場的特殊年代，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體制的報告都要流亡海外的朝廷欽犯代筆捉刀，許多留日速成學員確能夢想成真。1912年，國體變更，那些技術官僚、政壇故老尚且有其存在價值。至於教育部門這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嘛，遺老遺少當然還是少一點比較好。

當年2月23日，梁啓超就給那個他不久以前還罵作“向榮祿告密”的大叛徒袁世凱出謀劃策：

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煩言而解也。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夫是以能有成。

梁啓超的建議很明確，輿論部門還是要交給那些能跟袁世凱合作的所謂民主派或前革命派人物。哪些部門能引導“多數輿論”？舉個例子，彼時北京城時髦文化的風向標在八大胡同。民國甫建，八大胡同的頭牌妓女就從“狀元”、“探花”，改名“總統”、“總理”，到了五四時期，妓女也滿嘴“德先生”、“賽先生”了。不用説，這個巨大的轉變乃是拜“兩院一堂”所賜。所謂“兩院”無疑是參、眾兩院，所謂“一堂”就是京師大學堂了。

兩個半月以後，5月3日，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嚴復成為了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不過嚴校長沒能嘚瑟多久，因為那時的教育總長蔡元培、次長範源濂、秘書長董鴻禕都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嚴復素來看不起留日學生，早在1905年，他在給曹典球的信裏就十分不滿“近世人爭趨東學”，覺得這些人假道日本學的那點所謂現代知識，“何異睹西子於圖畫，而以為美於真形者乎？”翻譯成白話文就是：看了張西施的畫像就到處吹牛，以為比見了真人還了不起。如今這些向來不滿“桐城派”的江浙留日速成班學員總算殺回來了。

被教育總長蔡元培攆走的北大校長嚴復

果然，兩位浙江人蔡元培、董鴻禕剛一上任，就勒令嚴復交出一張價值六萬兩的華俄道勝銀行存摺。嚴復堅決不交，因為存摺裏就壓根兒一分錢沒有。嚴復還指着拿這張空頭存摺為學校騙經費，如何肯交？於是，蔡、董兩人就找個理由把他攆走了。嚴復一走，蔡元培等人就在北京大學大量安插原江浙光復會系統的熟人。比如蔡總長曾經的學生胡仁源，後來蔡就是接任他的職位成為了北大的黃金校長。

由此，江浙留日速成班學員，尤其是章太炎的門生大量湧入北大。

章太炎是清代江浙考據學的傳人，江浙考據學派與嚴復所屬的桐城派歷來紛爭不斷。章氏清末在日本期間主筆《民報》，又經常攻擊嚴復的政治立場。進入北大的章門弟子當然毫不手軟，馬上掀起了一場針對北大桐城派舊人的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例如後來被譽為“北大鬼谷子”的整人高手沈尹默就十分坦承：“太炎先生門下大批湧進北大以後，對嚴復手下的舊人則採取一致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佔領。”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蔡校長強調：“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確實對症下藥。不過這番話還應該再加一句：“入大學者，非為門户，黨同伐異，教育自隳。”

順便提一下，前面提到的趙炳麟御史還曾笑話那些留日速成班的中國學員：

於本國國體、人情及數千年官制因革之故，並我朝開國以來成法精意之存，茫然莫解。即於東西各國官制，亦墨守一孔之言，罔知體要所在。

説得簡單些，既不懂中國國情，又不知西方政治的本源。對比對比今天各路法學、經濟學能士，擅長照抄西方法條、經濟學教條，動輒把問題歸結到國民“沒有法治精神”、“沒有契約精神”。可知這類速成班學員的深刻烙印一百多年來也沒有淡去。僅憑他蔡校長寥寥數語，就可以得到改觀嗎？

（二）“兼容幷包”的實情

《格外懷念》的作者這樣解釋蔡校長的話：

這便指明瞭北大的辦學宗旨是“研究高深學問”，學生來校目的應是“求學”而非像之前那般的“升官發財”，辦學原則則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之義”。

“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之義”就是大名鼎鼎的“兼容幷包”的來源。可能我們的作者還不知道，蔡校長是給桐城派文士林琴南的公開信裏説的。還是本着“五行缺土，故名閏土”的原則，這句話是應該反過來讀的。

不久前，為了針對桐城派，錢玄同、劉半農發起了“唱雙簧”運動。其主張確如魯迅所説，“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或者如他的胞弟周作人所説：“即如《新青年》吧，它本來就有，叫作《青年雜誌》，也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十分“寂寞”的錢玄同、劉半農便偽造起桐城派的“讀者來信”，耍起了自己跟自己對罵的遊戲來。

桐城派的干將呢？大多不屑於理他們。唯獨脾氣火爆的林琴南寫小説挖苦此輩，可説正中其下懷。蔡校長的公開信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的，他為什麼會忙不迭地強調“兄弟我是主張兼容幷包的”？相信但凡正常人都會有個清晰的判斷。

所謂“舊派”劉師培、黃侃，一是章太炎的故交，一是章太炎的高足。同門同派，當然幷包。至於辜鴻銘等人就不是他蔡校長聘請的，其結果是“蔡元培來校後就把他們排除出去了”（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週年》，《文史資料選輯》61期，頁11）

章太炎

有趣的是，章太炎本人卻在此時表現出了對桐城派的寬容。他在給吳承仕的信中斥責“舊派”黃侃居然跟白話文合起夥來罵桐城派，而不跟桐城派聯合起來反對新文化。其實足以反映所謂“新舊幷包”的實情。周作人甚至一度要“謝本師”，乃師的一大罪狀就是“表彰人倫模範”。

對於“兼容幷包”的實情，當年的北大學生許德珩不經意間説了實話：

他所謂“兼容幷包”，並不是新舊一攬子全包，而主要是羅致具有先進思想的新派人物，對那些腐敗的守舊人物則儘量排除。（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週年》，《文史資料選輯》61期，頁7）

出於某些桐城派文士與當時反動的安福國會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許德珩這樣説他們也算中肯。後來“安福系”漢奸輩出，桐城派被掃進歷史垃圾堆，也算咎由自取。但這跟“兼容幷包”沒有任何關係，要説蔡校長有哪些歷史貢獻，倒不如説他那時還具有既不兼容也不併包的革命性，雖然這種革命性也沒有維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