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戰爭：阿Q的復活是中國青年的時代悲哀_風聞

《文化戰爭：阿Q的復活是中國青年的時代悲哀》

2018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99週年紀念日。回望99年的歷史風雲變幻，總會讓人感慨萬千。

歷史回顧：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反帝反封建禮教

眾所周知，1919年5月4日爆發的“五·四”運動，是從北京開始以青年學生為主，包括廣大羣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共同參與的羣眾性愛國運動。這場“反帝反封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直接催動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從而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源於“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消息傳到國內後，北京學生羣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而北洋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居然準備在《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上簽字。最終，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4月30日還是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

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當時最著名的口號，就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十幾所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遊行示威，斥責政府的賣國罪行，要求懲辦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遊行隊伍來到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痛打了正在曹家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並放火燒了曹宅。反動軍閥政府派了大批軍警進行鎮壓，逮捕了30多名學生。第二天，全市學生進行總罷課，成立了學生聯合會，向全國通電。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很快擴大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工人、商人都紛紛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反動軍閥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撤銷曹汝霖等三個賣國賊的職務，並且通知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廣義的“五·四”運動，是自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至1926年“北伐戰爭”期間，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在1919年10月，北洋政府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倡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封建禮教。梁啓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反對學習西方文化，反對中國革命派，同時抵制馬克思主義。於是，反對封建禮教的進步知識分子就發起了“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和“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五·四”運動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復古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為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1924年4月1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秘書毛澤東聯名發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黨和團的組織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強調“恢復國權運動”、“新文化運動”和紀念“五五”（馬克思誕辰），目的在於傳播馬克思主義。1939年，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把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同年，八路軍總政治部、中央青委發出《關於部隊紀念“五四”青年節工作的指示》。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宣佈了這一節日。為了讓後人永遠記住這一歷史事件，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還刻有反映“五·四”運動場面的大型浮雕。

文化長征：警惕“三座大山”殘渣餘孽捲土重來

“五·四”運動，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西方殖民侵略的文化大反擊，也是對中國歷史的一場文化大反思。在舊殖民主義的“傳統戰爭”時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中國人民，一直遭受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沉重壓迫。“外爭國權”，就是要反抗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和奴役。“內懲國賊”，便是要剷除漢奸賣國賊。“反封建禮教”，就是要“打倒孔家店”和“推倒貞節牌坊”，從而徹底清除產生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糟粕文化土壤”。至於“洋為中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民主科學”理念，則都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和“反帝反封建禮教”的工具手段。

從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侵略和奴役的文化層面，自然就溯源到了“崇洋迷外”的“言必稱希臘”。這時我們就會發現，自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的“公私之變”開始，特別是從“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時代以來，再經古羅馬帝國“君權專制”的軍事殖民侵略擴張和中世紀基督教“神權專制”的“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又經歐洲“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殖民征服“新大陸”的奴隸買賣“世界自由貿易”狂飆突進，就一直在演繹着週期性經濟危機的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這種古希臘式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的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原本就是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強權出公理弱國無外交”。因此，這種“世界自由貿易”的週期性經濟危機，就必然會引發“鴉片貿易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也就必然會引發“一戰”及其連鎖反應的“五·四”運動。

再從“內懲國賊”的“反封建禮教”文化層面，我們也同樣能夠追溯至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的“公私之變”。自從“堯舜禹之變”的“夏禹傳子家天下”開始，就形成了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級禮法制度。此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君臣父子等級禮法制度，就埋下了弱肉強食勝王敗寇“一盤散沙”自私自利窩裏斗的禍根。再從“湯武革命”的“打倒君王做君王”，又到“漢承秦制”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有漢必有奸”，就導致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五胡亂華”，進而就衍生出了“洋務運動”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乃至於“攘外必先安內”和“王道樂土東亞共榮曲線救國韜光養晦合作共贏”的奴性深入骨髓！

如果説，從當年“漢匈和親”的“化干戈為玉帛”，再到五代時期後晉石敬瑭對契丹俯首稱臣甘當“兒皇帝”，直到“宋儒理學”的“崖山之後無華夏”，這都是“小農經濟”的“一盤散沙”自私自利窩裏鬥。那麼，自從“鴉片貿易戰爭”的“開關通商”以來，“洋務運動”知識精英“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則是“西學東漸”的市場化商業化拜金主義損公肥私賣國求榮。因此，就釀成了“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的百年憂患！

那麼，從當年的“鴉片貿易戰爭”到今天的“貨幣貿易戰爭”，是不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殘渣餘孽又捲土重來了？在這個新殖民主義“非傳統戰爭”時代，特別是在當今“美元霸權”金融殖民統治的民主法治“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全球化國際慣例“剪羊毛”體系下，所謂接軌國際慣例的“WTO條約”，是不是美國“負債運營”的“剪羊毛”科技創新升級版？我們是不是正在遭遇着一場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的“貨幣貿易戰爭”？

空谷吶喊：阿Q的復活是中國青年的時代悲哀

每當提到“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我們都會想起“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魯迅筆下的阿Q、錢秀才、趙太爺、假洋鬼子、華老栓、閏土、祥林嫂和狂人等等，就是當年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社會的眾生相。如果説，阿Q們“換了個馬甲”又回來了，那就只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每一代中國人，都肩負着自己的社會職責和時代使命。當代先進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義不容辭的時代使命，就是要把“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先輩們未竟完成的事業繼續進行到底！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反帝反封建禮教，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人民文化戰爭持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