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憂傷的歐洲年輕人，馬克思能否治癒你們的失落？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界面文化

1818年5月5日，卡爾·馬克思出生於德國小城特里爾。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看待世界的視角，也改變和塑造了世界的樣貌。時至今日，我們要如何紀念馬克思？又該如何面對馬克思留下的遺產？穿越時光的阻隔和意識形態的迷霧，我們對於馬克思真正的理解有多少？當今社會浮現的問題，在馬克思那裏依然能夠找到答案嗎？

界面記者王磬在走訪過程中發現：過去的這些年裏，在歐洲，被馬克思圈粉的年輕人如雨後春筍。本文是她從歐洲發來的特寫報道。

小鎮青年尤普（Joep）生於1993年，來自荷蘭中部。他身材瘦削，愛穿滿是洞窟的低腰牛仔褲，幾個月還剛把一縷頭髮挑染成鮮亮的綠色。張揚的外表讓人很難把尤普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聯結在一起——在中國的語境中，他們多着裝統一，缺乏個性——尤普對此有些介意，“我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硬核（hard core）的那種。”

尤普並不只是説説而已。每兩週，他會在就讀的萊頓大學裏辦一次讀書會，帶領那些對馬克思理論心懷好奇的歐洲同學精讀原典。每個月，他會參加一次線下的遊行活動，主題多是關於性權、反法西斯或者巴勒斯坦問題。他還活躍於荷蘭的馬克思主義社羣“革命聯盟”（Revolutionaire Eenheid）。在接受界面記者採訪的前一天，他剛剛在每月的例會上提出了一項關於聯盟內部民主的倡議，以幫助性少數羣體爭取更多的代表機會。“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各種壓迫之中，階級的，性別的，種族的。”尤普相信，這些實踐可以積累運動經驗，將來“革命”真正到來時，會派上用場。       

過去的這些年裏，在歐洲，像尤普一樣被馬克思圈粉的年輕人如雨後春筍。與經歷了冷戰的父輩不同，他們多出生於冷戰結束之後的九零、零零年代，對馬克思主義既沒有極權歷史的創傷、也沒有現實的危機感。相反，伴隨着他們成長的是資本主義變本加厲的醜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環境越來越糟糕；08年次貸危機將經濟帶入泥潭，初成年的他們是失業膨脹、福利緊縮的首要受害者。他們未必都如尤普一樣心向革命，但卻都對於資本主義危機下馬克思給出的替代選項表示出極大興趣。

兩百年前誕生的馬克思和他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正在為這些失意於現實的歐洲年輕人們提供新的藥方。

又一次，馬克思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過去十年間，與“革命聯盟”類似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在荷蘭逐年增長，大學生是主要的參與者。收藏着《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手稿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也在近年來接到越來越多的參訪請求，並逐漸開放了手稿的網絡版本。一個小高潮還出現在2017年11月：荷蘭知名作家Gustaaf Peek發佈了《抵抗！為共產主義聲辯》（Verzet! Pleidooi voor Communisme）一書，重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荷蘭的重要性，受到包括尤普在內的眾多年輕讀者追捧，一時洛陽紙貴。

而荷蘭，絕不是被這場“馬克思旋風”席捲的唯一歐洲國家。

在馬克思曾長期旅居並埋葬的英國，社會主義的擁躉、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一直在年輕選民中擁有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儘管由於歷史原因，對馬克思表露讚美是工黨的“禁忌”，科爾賓仍毫不掩飾對馬克思主義的嚮往。作為民間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學生聯合會”（Marxist Student Federation），目前已在臉書上吸引了13000粉絲，單是2017年就有來自32所大學的3000名學生登記入會。對馬克思主義總體上的敵意也開始弱於資本主義：英國民調公司ComRes在2017年的調查顯示，18-24歲的英國年輕人中，24%認為世界面臨的嚴重威脅是大企業，只有9%認為是共產主義。

位於倫敦海格特墓園的馬克思墓碑，寫着“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攝 | 王磬

在馬克思生前作品着墨甚多的法國，民調機構Viavoice也於2018年展開了一項類似的調查。“我們最重要的發現是，法國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有非常明顯的代際差異。冷戰後出生的年輕人更容易喜歡馬克思，年紀越大越負面。”普勒多姆（Aurélien Preud’homme）告訴界面記者，他是Viavoice社會政治研究部的主任。根據Viavoice的調查：18-24歲的法國人中，26%對馬克思抱有積極態度；而在25-34歲、35-49歲、50-64歲、65歲以上這幾個年齡段中，抱有積極態度的比例依次遞減為：21%、16%、13%、14%。當被問到“共產主義是否已經與時代無關”，18-34歲的法國人中只有27%認同這個説法，65歲以上的羣體則有57%贊同。類似的代際差異，即使在與共產主義勾連更深的前蘇聯國家也逐漸顯現出來。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直接受到馬克思的啓發

德國紀錄片《重啓馬克思》（Marx Reloaded）的導演巴爾克（Jason Barker）向界面記者回憶了在柏林的一場放映會。08年次貸危機的前後，巴爾克觀察到，在柏林有許多年輕人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這些讀書小組在研究的東西跟危機有什麼關聯？帶着這個疑問，巴爾克採訪了包括齊澤克、巴迪歐在內的知名馬克思主義學者，並於2011年製成了這部紀錄片。結尾處，巴爾克借用《黑客帝國》（The Martix Reloaded）裏紅藍藥丸的隱喻向觀眾發問：藍藥丸代表“繼續沉浸在資本的幻覺裏”，紅色代表“看清資本主義的殘酷真相”，你會選什麼？當天到場的柏林青年們，大多數都選擇了後者。

歐洲的年輕人緣何被馬克思圈粉？

尤普還記得，決定要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是在2015的下半年。那時難民危機在歐洲漸成燎原之勢，以反移民為主要綱領的極右翼政黨也在荷蘭風生水起。“把髒水都往‘外來者’身上潑，這是非常經典的法西斯敍事。”尤普告訴界面記者，當時一個偶然契機，他得以結識活躍在荷蘭的一羣馬克思主義者，並瞭解到馬克思主義中強烈的反法西斯和人道主義面向。在那之前，尤普對自己的定位是“無政府主義者”。

“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更加玄妙（nuanced）。”尤普舉了個例子，今天的荷蘭工人階級普遍偏右翼、排外、白人中心，而遠非進步主義和革命的代名詞。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會告訴你，要構建一個更進步、無壓迫的社會，工人階級仍然具有成為革命主體的最大可能性。這有別於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將革命者與工人階級孤立開來。不過尤普認為，馬克思理論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還不在於其精巧的邏輯推演，而在於它“徹底的真誠“：“它不僅對於自身想要達成的目的坦誠不遮掩，也敦促馬克思主義者勇於公開承認錯誤、然後改正。”

在英國曆史學家克萊斯（Gregory Claeys）看來，正是這種對自我修正的“真誠”，讓馬克思理論在20世紀中不斷演變和升級，並跨出了階級鬥爭的範圍，在更廣泛的空間裏活躍。從反帝國、反殖民運動，到女權、性權運動，甚至是環保運動，馬克思主義都可以提供思想資源。這種包容性對於追求進步的歐洲年輕左翼來説，無疑具有向心力。克萊斯長期擔任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教授，著有《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Marx and Marxism）一書。

而年輕人大量被馬克思圈粉的更直接原因，恐怕要來自於現實的窘境。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裏，技術的飛快進步並沒有帶來一個更多公平、更少壓迫的世界，反而只讓財富愈發集中、貧富分化加劇。高漲的學費、高企的房價、低廉的時薪、削減的福利，還有自動化帶來的失業擔憂。在08年次貸危機中遭受重創的歐洲，給這些本就不可調和的矛盾加了一面放大鏡。“對很多歐洲年輕人來説，一種與日俱增的感受是：體面的生活越來越昂貴、無法負擔。關於自己能比上一輩過得更好，大家越來越沒信心。”克萊斯告訴界面記者。

以英國為例，從撒切爾時期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削減福利、補貼企業。這一理念被後來的保守黨人繼承，並在2010年重新執政後，由卡梅倫政府將緊縮擴大至保險、教育等多個領域。緊縮對於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影響巨大，有研究甚至表明，這間接導致了12萬人的死亡。對於出生於1990年代的這羣人來説，2008年次貸危機時，他們中最大的剛剛成年，正要步入大學；接着遇到的財政緊縮，學費從3000英鎊漲至9000英鎊；2017年政府又宣佈將漲至9250英鎊，而英國大學生在畢業時平均揹負的債務也在過去五年間翻了一倍，達到了50000英鎊之高。

“那些希望擁有替代選項（alternative）、又沒被冷戰傷害過的年輕人，他們大概一出門，就會在街上遇到馬克思。”巴爾克調侃到，“對他們來説，馬克思主義不是猛獸，扭曲了他們日常生活的資本主義才是。”繼紀錄片《重啓馬克思》之後，巴爾克剛又創作了小説《馬克思歸來》（Marx Returns），嘗試呈現年輕時的馬克思和他所經歷的資本主義早期時代。

馬克思給出的是解藥還是毒藥？

馬克思是否真能為現實的頑疾提供藥方？“被冷戰傷害過”的人們，顯然有不一樣的看法。

​五十五歲的羅伯特（Robert）來自東德，自稱為“冷戰的孩子”的他憎惡一切形式的共產主義。“現在這些年輕人太天真了。馬克思講的那一套，不是解藥，是毒藥。”他憤懣地説。

前蘇聯陣營的國家曾給以千萬計的人帶來災難性後果。這給歐洲人、特別二戰後出生的這代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而馬克思主義被視為那場暴政的靈感和基石。歷史學家費格斯（Orlando Figes）今年也在BBC節目上公開呼籲，學生們從校園裏學習到的馬克思主義，容易美化歷史。

在馬克思的老家、德國特里爾市舉行200歲誕辰紀念活動。德國既孕育了馬克思、又揹負着冷戰時期被一分為二的歷史記憶。

在戰後的歐洲，雖然馬克思主義的變體之一——偏温和改良的民主社會主義——通過社會民主黨的形式，進入到不少歐洲國家的主流政壇；但本體上的馬克思主義卻從未在歐洲政壇產生過任何重要影響。儘管如此，在歐洲，馬克思主義仍被認為是敏感的，甚至直到今天。幾日前，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表示有計劃參與馬克思故鄉特里爾舉行的誕辰紀念儀式，併為一尊由中國贈送的馬克思塑像揭幕。此舉便引發了質疑。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可能是危險的；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的可操作性仍缺乏説服力。克萊斯指出，在西方學界，對馬克思理論的共識之一是，他洞見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預判了危機，在兩百年後、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今天，他的理論作為一種社會分析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危機之後該怎麼辦？他關於革命的學説至今仍然爭議不斷，而這當然也與蘇聯的失敗有關。

在巴爾克看來，這也反應出高度強調理論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今西方遭遇的尷尬：革命仍可能發生，但只通過思辨的形式。現在馬克思似乎只存在於哲學辯論之中（intellectual Marxism）而當它嘗試進入現實的時候，沒有基礎。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不再感興趣，馬克思成為了中產階級的哲學家。“我們去學術會議，談論馬克思；我們回到辦公室裏，讀書寫論文。什麼都沒有改變。”巴爾克説。

這與知名哲學家齊澤克的觀點不謀而合。在一篇為了馬克思200週年誕辰而作的文章中，齊澤克尖鋭地指出，西方馬克思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合適的革命主體。

而對尤普來説，不管他身後的這羣歐洲年輕人會不會有一天成為革命主體，不管他們是不是能通過這場“圈粉”活動找到比資本主義更好的選項，他似乎都已經通過這個羣體，部分地實現了自我。“我遇到了這些人，這些生活在不同掙扎之中的、內心真誠的、我的同志。跟他們一起，我感到充實。”

（文中Joep和Robert均為化名。）

界面駐歐記者王磬

編輯：朱潔樹、傅適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