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訪中東的背後：國際主義與“德國夢”_風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廖可】

為了突破內政外交的僵局，4月29日至5月3日，安倍進行了為期一週的中東國家歷訪。在約旦訪問期間的一次演講中，他提到了自從中東難民危機爆發以來日本和約旦的合作與成果，尤其是在難民的接受和地域重建的資金支援上。他還表示，日本將計劃再無償支援16億日元，並且還將通過世界銀行再追加11億日元的資金。

在約旦演講的安倍

只要與世界和平有關的項目，日本向來是不會吝嗇錢的。即使自己因為長期的“超寬鬆經濟政策”已成為世界級負債大國，每次前往中東時日本都會來這麼個大手筆。因為，這關乎着日本的各個方面：表明站隊美國的立場，國家資源安全的保障和未來的發展，以及國家形象的經營。

但從整個國際的平台上來看，日本大多數時候都被看作“冤大頭”。它對中東和平進程的“貢獻”並不為許多國家認可，反而很多國家是表面感謝、背地譏笑“人傻錢多”。

只出錢不出力，7年僅接收12個敍利亞難民

根據日本《日刊現代》雜誌回顧，在2013年9月的聯合國演講時，安倍就表示要對敍利亞難民問題給予60億日元的支援，並且在此之後2015年拿出了970億日元，2016年更是表示在之後三年內將再支援2800億日元。去年夏天，安倍就已許諾給約旦14億日元的資金支援，上個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表示會就敍利亞問題支援15億2000萬日元。

與此相對的是日本的難民接收量。敍利亞陷入內戰7年的時間裏，大約有560萬敍利亞人出逃國外、淪為難民，然而，至去年年末僅有約81人申請在日本避難，而這81人裏，日本總共才同意了12人。相比較之下，約旦接收了約130萬敍利亞難民。

根據日本《朝日新聞》3月份的報道，加上敍利亞，去年一年，申請避難日本的難民有19628人，比去年增加了8727人，申請人數連續7年增加。然而，最終只有20人通過了申請，成功進入日本避難，同比去年還少了8人。

上個月，4名20多歲的來自敍利亞的男子向東京地方法院申請難民資格，地方法院以“並沒有受到迫害”為由拒絕了申請。

判決書顯示，這四名敍利亞人之前在敍利亞境內從事民主化運動，於2012年進入日本國境申請避難。對此，東京地方法院裁判長林俊之表示“當時（他們）參加的抗議有好幾百人的規模”，言外之意是輪不到他們被迫害，因此不承認他們具有難民資格。

而申請人之一的約瑟夫則説：“全世界都知道敍利亞的情況，唯獨日本法院不理解。”

其實明眼人早就看出來，日本根本不可能希望難民入境。早在海灣戰爭時期，日本就被國際社會批評“只會出錢”。海灣戰爭中日本支援了130億日元以上，然而，海灣戰爭結束時，科威特在美國《紐約時報》上登出的感謝廣告裏，感謝的11個國家中並沒有日本。這件事隨後被日本《東京新聞》曝光，日本國內“冤大頭”的感覺也跟着瀰漫開來。

《東京新聞》曝光科威特的感謝信，信中沒有日本

但問題是，日本在敍利亞難民危機爆發當時，堅決地站在歐美一側，大聲表示“我們將會接收敍利亞難民”。這在亞洲國家中極為罕見，以至於當時還被歐美國家的媒體讚美了一番。

從去年年末敍利亞12人難民的數據被曝光後，日本難民審查制度就一直被日媒吐槽，日本《每日新聞》就曾直接揶揄：“是不是原本就盤算着不讓難民進入日本？”

難****民與日本的“德國夢”

日本站隊美國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二戰結束後，吉田茂出任佔領下的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是個極其擅長親歐美外交政策的重要人物，不僅奠定了戰後至今日本親歐美的國際關係建構，更是結成自民黨，將其思想延續至今。在吉田茂思想體系中，美國世界體系下，失去自主發展能力的日本只有依靠美國勢力才能崛起，這一想法是其根本。

同時，作為島國的日本資源貧瘠是全世界出了名的，曾經制定所謂“大陸政策”的內在原因就是要解決資源問題。因此，在中東問題上接收難民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即繼續依靠美國以及保持與中東國家的合作，以保障資源的持續供應。

但事實上在接受難民這個問題裏，日本所擺出的姿態還和他們憧憬的“德國夢”有一定關係。

日本人憧憬“德國夢”已經有一個多世紀了。任何一個多少對日本和德國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日本對德國是多麼的“一見傾心”。明治維新後不久，近代化改革的日本放棄一度奉為圭臬的“自由民主博愛”的法國，轉而投向普魯士的懷抱，從明治憲法、軍事制度再到社會制度全盤“德國化”，目的就是要擁有德國式的國家統治系統。這足以見得德國的一切都是這麼地令日本痴迷。

對於曾經那個盼望近代化然後“脱亞入歐”的日本帝國來説，“德國夢”的內涵便是“成為德國的夢”；但對於今日的日本，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失敗後，“德國夢”的內涵已經從彼時的“成為普魯士那樣的軍事強國”，轉變為日本對自己的國際地位和未來發展的一個美好的願景，而這個願景德國已經實現，那就是在國際上擁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際主義國家。

其實也很好理解，作為大陸國家，二戰後的德國至少國土資源和貿易流通還看得過去，至少比日本要更有活路。反觀日本，作為一個貧瘠的島國，對外擴張的道路被海洋阻隔，那麼除了通過國際主義進行全球性的多邊合作，它很難支撐下去。

日本與德國的比較圖

二戰後日本靠着站隊美國吃着援助，同時與美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合作成長起來，這並不是件難事。但是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與多極世界的形成，日本自然也不會不明白，站隊已經不太好撈資源了。

上世紀80年代後，日本在抱大腿的同時，早早就開始了國際主義道路的新規劃。進入21世紀，它與中東、非洲、印度的合作以及謀劃CPTPP體系，都表明國際主義道路的貫徹已經成為日本歷屆政府的不二選擇。宣佈接收敍利亞難民，從本質上來説也是日本站隊美國和彰顯國際主義一石二鳥的結果。

矛盾點就在於，日本雖然想成為國際主義上的大國，其政治和社會卻對國際主義並不兼容，這就造成了日本在難民問題對策上的表裏矛盾。

“超越歷史和國境”的國際主****義

對於日本人來説，有個問題一直困惑着他們：雖然經濟上日本甚至超過了德國（德國的GDP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三），但國際地位上德國不知道比日本高到哪裏去了。對於這點，日本人很不甘，從19世紀一直追逐“德國夢”到如今，還是隻能攆上德國的腳後跟。在日本的腦海中，從二戰的廢墟中復興甚至騰飛後，日本與德國的差距應該縮小了很多，理應成為美國世界系統中的左膀右臂，擁有説一不二的國際地位。

他們沒想明白的一點是，在國際主義的構建上，日本和德國差的不是一個次元。

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前NHK駐德國記者熊谷徹在評價日本和德國時認為，德國和日本在國際地位上的落差源於德國“超越了歷史和國境”，而日本沒有做到。在他觀察下的德國，對歷史徹底的反省使其重新被歐洲乃至世界各國所接納，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爾虞我詐也沒能阻止其超越歷史的國際主義建構。在此之後，德國超越國境的國際主義行動對它在國際地位上的提升貢獻很大。

反觀日本，拘泥於“歷史書怎麼寫”、“賠償金額多少”這些問題，始終連東北亞三角地區都沒能走出，更何況構建國際主義。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花再多錢在中東非洲這些國家，人們也不會承認其貢獻度的原因——鄰居傳來的風評都不怎麼好，還指望隔壁村的人給好評嗎？

​熊谷徹認為，這不僅僅是國家政府的問題，這是整個日本社會的問題。在這個“日本這個向內看的社會”裏，他看不到國際主義形成的土壤，即反省和包容。

從本質上來説，德國社會也並不是一個包容的社會，但畢竟在二戰後德國的贖罪思想影響力非常大，以至於從贖罪的意義上構建起了一個並非健全的包容性社會（當然，正是因為這份不健全，上世紀90年後至今德國社會對外來民族融合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反觀日本，80、90年代日本社會也曾流行過贖罪思想，但之後，右翼的抬頭和《朝日新聞》誤報的問題，導致贖罪思想被排擠，日本重新回到了原來的那個保守的社會氛圍中。

可以説，政府對歷史問題處理的不徹底和對保守思想的放縱，以及日本社會對保守的迴歸，相互共同作用下導致了國際主義構建徒有其表，自然國際地位也就不會有實質性的上升。

回到難民問題上，二戰後，德國將“無條件接納世界各地的難民”寫入憲法，作為對當年法西斯實行種族滅絕政策的贖罪。這其實也就可以從側面上理解，為什麼德國這麼熱衷於接收北非和中東的難民了。

在日本，能在人們心中與日本戰後“第一首相”吉田茂（雖然並不是什麼正面人物）並列的人物，就是德國同時期的總理康拉德・阿登納了。他的演講集《話語之力》中記錄着他自己曾説過的這麼一句話（日譯版）：

“還擁有着納粹時代的精神的人逐漸變少了。在此之後新生的人們作為個人並沒有罪責上的問題，但他們的挑戰是如何面對歷史的遺產。在這裏，‘銘記於心’是很有必要。為了真理和未來，不忽視歷史而銘記於心是我們共同的責任。銘記於心才是我們本性中那良心的一部分。”

理解這句話，是日本打開國際主義道路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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