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高端製造業，應該靠BAT還是國家隊？_風聞

美國對中興通訊的制裁，引起了舉國上下對芯片行業的警覺——關鍵技術依靠他人，一靠不住，二靠不起。談到時下的對策，有人説，要依照“兩彈一星”的成功經驗，堅決把中國的芯片產業搞起來；也有人説，不惜代價地發展芯片產業，不見得會收到理想的結果。芯片行業是高端製造業的一個有代表意義的板塊。我們應該認真思考，中國的高端製造業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發展模式，國家力量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正確定義研發與市場的關係

綱舉目張，首先要釐清研發與市場之間的關係。“研發尊重市場需求”與“研發依靠市場驅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理念，絕對不能混為一談。

“研發尊重市場需求”是發展高端製造業的客觀規律。芯片、渦扇發動機等高端製造業產品最終總要投入市場銷售，既然如此，那就必須充分考慮市場上用户的具體需求。例如，如果渦扇發動機在耗油率和可維護性這兩個關鍵指標上落後於競爭對手的產品，在民航運營中就會欠缺經濟性，銷售層面肯定會遇到困難，俄製渦扇發動機被踢出民航市場就是因為這些原因。因此，產品的設計定位和實際性能必須瞄準市場需求，得用户者得天下。

“研發依靠市場驅動”則被實踐證明為錯誤的理念，不擺脱這種僵化思維的束縛和對市場的盲目崇拜，高端製造業將永無出頭之日。這種理念錯在什麼地方呢？它是從企業個體本位出發來思考問題，並不符合產業和國家層面的利益。

信奉“研發依靠市場驅動”的企業，對研發路徑肯定有這樣的要求：短期內的收益、特別是邊際收益，應該能夠很容易地填補企業的研發成本。走這個路數的典型代表就是聯想集團，長期以來只看重短期就能獲益的項目，迴避具有挑戰性的技術攻關和自主研發。也正是因為這種思路佔據統治地位，聯想集團在早期就把主張自主研發的倪光南院士一腳踢開。依靠“短平快”的業務，聯想在2010年以前還算順風順水，但是後來它的體量和影響力被華為等後起的科技企業全面碾壓；利潤空間則被上游供應商和競爭對手極度擠壓，以致2015財年以後陷入持續虧損，股價連續下跌。這倒是應了一句老話：看起來容易的路，最後越走越困難；看起來困難的路，最後越走越容易。

“研發依靠市場驅動”的路數為什麼不適合高端製造業？不需要什麼晦澀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只要瞭解一些高端製造業的發展歷史，就會對這個問題有深刻的認識。近30年來，世界範圍內的高端製造業呈現出這樣的特點——產業升級對資本密集程度有着極高的要求，高投入、高回報成為一種常態。

以研發民用渦扇發動機為例，且不説發動機上萬個部件的迭代設計和製造成本，光是累計上萬小時的發動機運行測試，就要消耗1.3萬噸以上的航空煤油，成本至少5200萬元——這還僅僅是開發總成本的一個零頭。要想成功開發一代新的民用渦扇發動機，沒有上百億元的研發投入，那真是想都別想。

再來説説芯片。光刻技術平台是批量生產芯片不可或缺的。近20年來，光刻技術平台的加工精度，從微米級逐步提高到40納米，22納米，16納米，和最近的7納米。而每一次平台的升級，都意味着生產線配置成本的指數式上升。40納米的平台，十幾億美元或許還能搞定，而16納米和更高級別的光刻生產線，投入成本已達百億美元的數量級。但是，誰掌握了行業內最先進的生產技術，誰就能獲得“贏家通吃”的鉅額利潤。

“研發依靠市場驅動”要求短期收益就能彌補研發成本。在高投入、高回報已成為高端製造業常態的情況下，上述思維必然導致一個結果：後發者永遠沒有可能趕超和挑戰行業內既有的領跑者。後發者由於缺乏技術積累和技術儲備，起步階段難免要交些“學費”。建立研發體系、培養隊伍，同樣需要支付鉅額成本。由於研發成本很高，投資回報週期很長，僅從企業本位出發，沒人願意做這樣的後發者。

中興被美國商務部制裁之後，有人在網上探討這樣一個問題：BAT這些互聯網巨頭財大氣粗，它們為何沒有投資開發高端芯片呢？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就很搞笑：BAT都是上市公司，假如在芯片項目上每年投入幾十億美元，然後該項目幾年內沒有實際盈利，股東還不得造反啊？用不了1年，股價就會跌得一塌糊塗，高管們還坐得住嗎？這就是BAT壓根沒有染指這個領域的原因。輿論場上某些聲音指望私企成為芯片產業的頂樑柱，純屬痴人説夢。

國家力量的意義所在

不客氣地説，在向高端製造業衝擊的道路上，“看不見的手”已經是過時的理論——“市場萬能”的論斷才是真正的思維僵化，“拜市場教”的忠實信徒才是改革的阻力。當前正確的發展方向，恰恰是以國家力量駕馭市場力量——既要尊重必要的市場規律，又要克服市場機制固有的不足和劣勢。這便是列寧的偉大構想：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手段積極發展生產力，以便支持社會主義向更高層次的社會形態過渡。

國家力量相對於私人資本的優勢在於，為了實現產業和國家層面的至高利益，可以承受鉅額研發成本，容忍較長的投資回報週期。例如，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航發”）都是央企，這兩家央企在集團層面並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大可不必擔心股價的變動，只要堅決執行國家意志、搞好產業升級就可以。

高端製造業的領跑者擁有技術上的優勢和壁壘，後發者不太可能一開始就做出完爆領跑者的“超級產品”。更貼近實際的情況是，後發者會先做幾個“還湊活”的過渡性產品，目的主要是摸透研發思想、提高研發隊伍的業務水平。例如，中航發對大推力渦扇發動機的研究就是這個路數：渦扇18先解決有無的問題，渦扇20爭取在性能上接近歐美第三代渦扇發動機的水平；要想達到或超越歐美髮動機的水平，那真得要等到下一代產品的問世。“小步快跑”是追趕階段提高研發水平的最優路徑，如果非要揠苗助長，難免像印度航空工業那樣栽大跟頭。

“小步快跑”雖然是提高研發水平的最優路徑，然而並不能夠保證在短期內製造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國家力量的堅定支持，後發者研發的過渡性產品、次優產品會使得企業在一段時期內非常脆弱。我們可以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説明這個問題：大閘蟹長大的時候會蜕皮，剛蜕皮後的大閘蟹是個“軟殼蟹”，在對手面前不堪一擊。但是幾天之後大閘蟹的新殼就變硬了，那時候對手想動也動不了。國家力量的意義就在於，在企業向高端製造業發起衝擊的“軟殼蟹階段”，提供必要的保護和支持。一旦企業度過了這個階段，便可以“盡顯英雄本色”，國家就可以收穫紅利了——京東方的成長曆程就很有代表意義。

“兩彈一星”的經驗適合高端製造業嗎？

實事求是地説，要想讓中國的高端製造業更上一層樓，必須繼承“兩彈一星”的精神，但不能照搬“兩彈一星”的研發模式。

“兩彈一星”精神的可貴之處，在於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絕不把希望寄託於外部力量。倘若在這個觀念上有所動搖，就會重蹈運十半途而廢、使我國民用大飛機喪失20多年發展機遇的覆轍。因此，在向高端製造業衝擊的進程中，必須充分認識到國家力量的重大作用，開弓沒有回頭箭。那些指望通過對外妥協來避免吃虧的人，以及那些指望通過自由市場來救命的人，説穿了就是一幫“精神跪族”，不足為道。

​“兩彈一星”的研發模式為什麼不能照搬呢？因為目的決定手段的合理性。兩彈一星是滿足軍方的需求，終端用户不是民用領域，不需要考慮市場需求和商業生態鏈。所以説，當年的研發體系是一個內部封閉的體系，給國家提供一份滿意的答卷就算成功。而現代高端製造業充滿了像安卓手機這樣的商業生態鏈，打造生態鏈意味着將上下游大量企業聯接在一起，而且要保證生態鏈上各部位的企業都能從市場中穩定收穫收穫利潤。這確實不是一個內部封閉的體系能夠解決的問題，因為只有佔據世界市場才能被定義為成功。

“兩彈一星”的目的是製造技術上已經可行的工程產品。第一顆原子彈是美國製造的，第一次使用火箭發射人造衞星是蘇聯的創舉，而中國的立足點是“追趕”。既然追趕的過程是照葫蘆畫瓢，那就不能允許失敗。

然而，現在中國已經在高端製造業佔據了重要地位，要想更進一步就只能依靠創新。創新必然是有風險的，許多研發路徑在論證階段雖然看起來不錯，但是後來被實踐證明不成功。這種失敗屬於概率事件，在絕對意義上不可避免，在硬件開發、新藥開發等領域實屬家常便飯。假如堅持“不許失敗”的思路、誰失敗就懲罰誰，最後就會在研發體系中造就“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消極氛圍，這將極為不利於鼓勵原創性的研發。

因此，與當年搞“兩彈一星”不同的是，國家既要包容不同的技術開發路徑，又要寬容開拓者的失敗，這種氛圍才有利於在高端製造業開宗立派。

國家力量應該做哪些具體的事情？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再偉大的戰略也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操作層面。為了推動中國高端製造業的進一步升級，國家力量應該做以下這些具體的事情：

**1.**整合資源，重點扶持

高端製造業的門檻很高，土法煉鋼、遍地開花是沒有意義的。近年來，有多個省份都聲稱要大力扶持芯片企業，這種想法是比較危險的。實際造成的結果很可能是，造就一批在低層次上重複建設的企業，而產生不了一家在業界具有深刻影響力的企業。

美國在芯片產業的生態鏈中佔據了頂端優勢，而從美國的情況來看，芯片產業的集中程度恰恰是非常高的。難道美國每個州都有英特爾、英偉達這個級別的企業嗎？顯然不是。那麼中國要想在高端製造業奮起直追，就不應該分散資源，而恰恰應該發揮社會主義國家“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優勢，將資源投入一家或幾家最有能力衝擊業界第一梯隊的企業。

因此，國家層面必須有清晰明確的頂層設計，積極推進行業內的資源整合。例如，2016年國家成立一家新的央企——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將從事航空發動機研發的大型國有企業統一劃歸其領導。這樣就大大提高了航空發動機領域的資源集中程度，有利於快速推進重點項目。以此觀之，在中興遭遇美國商務部制裁之後，國家很有可能推進芯片產業的資源整合，中芯國際、清華紫光、華潤微電子等大型國企很可能受到重點關注。

**2.**長期投入，前期託底

正如前文所述。國家力量的意義在於克服市場機制的不足，即單一企業無法承受研發成本和投資回報週期的問題。因此，國家對高端製造業要捨得進行長期投入，“中國製造2025”展現的就是這種國家意志。國家應該通過發展壯大產業基金等現代金融手段，保證高端製造業企業能夠以較低的融資成本獲得充足的研發資金。

如果能夠以國家投入帶動民間資本的投入，那更有可能產生投資的乘數效應、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發展高端製造業也應保持一定開放性，就像國家正在構建的“軍民融合發展”一樣，鼓勵民間資本的積極參與：前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後期和“國家隊”合理分享利益。

前期託底，指的是國家需要為過渡性產品規劃必要的市場空間，使得高端製造業企業能夠獲得一些營收、平安度過“軟殼蟹階段”。打個比方，一個原先成績排名靠後的學生，就算要奮起直追，也必然要先經歷一個成績中等的過程，最後才能成為成績優異的學生。那麼在他處於成績中等的階段，家長應該給予他更多的關心和支持、鼓勵他取得更好的成績，而不是天天指責他和成績最好的學生還有多少差距。

舉幾個例子。到目前為止，“龍芯”CPU側重的是一些基本的數據處理功能，在多媒體方面是沒有優化的。不能打3D遊戲的CPU，肯定還不適合進入民用個人電腦市場。所以，“龍芯”CPU的前期用户是有數據保密需求的軍隊和政府部門。但是這些前期營收和用户反饋，對“龍芯”CPU的迭代開發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而“龍芯”CPU與英特爾生產的市場主流產品的差距，確實在不斷縮小。從中航發正在研發的渦扇發動機來看，渦扇18應該會獲得軍方訂單，並優先用於生產轟6K；渦扇20的軍方訂單可能更多，用於製造數十架新型運20、滿足空軍對於遠程戰略投送的迫切需求。

這些性能談不上優越的過渡性產品其實是由國家託底的，但是它們的成功將為下一代性能優越的高端產品鋪平道路。高端製造業企業從過渡性產品獲得一些營收，等於得到了必要的正向激勵，也解決了一部分用於迭代開發的經費。最終實現對競爭對手的超越，歸根結底還是要靠高效率的迭代開發。

前期託底雖然是必要的，但是並不意味着國家要承擔無限的責任。高端製造業企業不可能一輩子當“軟殼蟹”，一段時期之內的適當保護，是為了企業未來更好地面對市場競爭。所以，國家力量提供的前期託底也要依託科學的機制，一定要防止出現“預算軟約束”和“愛哭的孩子多給奶”等計劃經濟時代的弊端。

高端製造，剩者為王

從高端製造業的發展趨勢來看，國際範圍內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而入場的門檻不斷提高。也就是説，最後能夠留在場上的選手越來越少。

在20世紀70年代，希臘是造船業的旗手，整體技術水平遠遠領先當時的中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航空工業的水平也不低於中國，能夠自主研發噴氣式攻擊機。現如今，希臘的工業萎縮得不像樣子，坐吃山空；南斯拉夫在內戰中灰飛煙滅，羅馬尼亞則已淪為“歐洲大妓院”——齊奧塞斯庫同志恐怕死不瞑目。造船業現在是中日韓領頭，航空業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天下，其他國家只能看着眼饞。高端製造業高門檻、高投入的特點意味着，一旦誰因為持續投入不足而退出了軍備競賽，再想參與進來就基本沒門兒。

雖然美國對中興的制裁敲響了警鐘，但是我們也不宜妄自菲薄，要客觀地認識到中國在高端製造業的實力——中國畢竟還能完全自主地開發出“龍芯”、“申威”等CPU，以及一些高端人工智能芯片。而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歲月靜好”的發達國家，甚至還沒有這個能力，只配在美國控制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跟着混碗飯吃。

中國在高端製造業的研發實力，其實已經超越了諸多發達國家，美國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學習和認真對待的對象。假以時日，中國在暫時落後的領域也能做到奮起直追。我們應當有這樣的信心，畢竟，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

四千年前我們和古巴比倫人一樣玩着青銅器；兩千年前我們和羅馬人一樣四處征戰；

一千年前我們和阿拉伯人一樣富足；現在我們和美利堅人一較長短。

數千年來，我們一直都在場上，而對手卻已經換了好幾茬。

誰笑到最後，誰就會笑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