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_風聞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那是古典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無數先哲在當時的社會黑暗下思考探討如何看待世界、家國、治國之道等。法家、兵家、墨家、縱橫家、陰陽家、小説家、道家、名家、農家、、、、一時如天上的星辰在爭相輝映。法家在戰國時期一時顯赫，商鞅時期推動了秦國的發展，至始皇時期幾乎達到唯我獨尊的地步。那麼，為什麼最後卻是由儒家主導了中國兩千年的歷史進程？是因為儒家的逢迎上意？是儒家的思想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

我上一篇文章説過，中國之所以有別於其他文明由宗教主導傳播的文化不同，只有東亞的儒家漢字文化圈是世俗社會，因為在中國是由儒家制定了中國的主觀精神秩序。縱觀世界歷史幾千年，主導一個文明或者國家的文化從來不是針對某一項具體事情怎麼做得學説，比如兵家、農家、法家；全部都是制定精神標準的某種意識形態。在古代是伊斯蘭、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在近現代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都知道始皇帝最大的成就除了統一中國就是制定了大一統國家治理的框架秩序和度量衡，但許多人沒有意識到儒家做的事情其實和他一樣，不過他制定的是主觀領域的標準秩序，在事實上統一了意識形態。看過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的人大概能對此有一些認識，在文明或者意識形態不一樣的時候會發生什麼？而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套統一的、受到大家認同的主觀標準，實在難以相信這個國家會有長久的統一。所以，孔子的儒家對中華文明數千年無論如何分裂又最終必然統一有極大作用。

我經常説，在中國有兩家主要思想，道家論天道、儒家定人道。道家受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總結分析世間萬物的運行規律而成一家之言；儒家卻是“無中生有”制定了一套主觀倫理道德標準。客觀是存在，萬有引力、電磁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強相互作用力、、、這些是客觀存在，也是客觀秩序、規律。只有在這種客觀規律統一穩定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分析出來並運用它們，才能產生科學推動社會發展，難以想象這些客觀規律瞬息萬變是什麼樣的狀況。

同樣，如果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觀相差太大基本上就難以相處和交流，更別説某些價值觀十分極端、排他的時候。一套大家認可的主觀秩序就像宇宙中不變的規律一樣，它看不見摸不着，但卻必不可少，只有在此前提下，人們才能認清自身，才有了人與人、人與社會間交流的準則並在此基礎上組織社會、動員百姓。

經常聽到一些人看到某種文明、宗教、階級間的衝突的時候很有些看破一切的評價到“無非是利益之爭罷了”。這話自然沒有錯，但衡量利益的標準不同往往就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同樣半杯水在悲觀者和樂觀者眼裏就完全相反，而無論是“只剩半杯水”還是“還有半杯水”都沒有違背事實，這還是在標準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在不同文明裏對玉石、牛、豬、狗、面子、家庭、腐敗、神明、、、的看法不盡相同，同樣的事物或者數據在不同價值觀的人眼裏它們的價值利益就完全不同。也就是説，同一種價值觀之間有衝突，比如一戰的德國英國；更高一層的意識形態方面更有衝突，比如伊斯蘭基督教，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在諸子百家裏面除了儒家外並沒有哪一家制定有另外一套主觀標準，所以法家能顯赫一時，但卻必然由儒家主導中國社會。世界文明在度過早期的茹毛飲血後產生了對大自然、對未知的崇拜和恐懼，由此產生了簡單的自然崇拜、巫術崇拜。但由奴隸制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後，粗糙原始的自然崇拜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發展，無法應對更加複雜的社會分工，思考更深、組織更嚴密的由此宗教誕生。如果中國在當時沒有儒家制定這一套標準，多半就會被外來宗教入侵而進入宗教社會，這是無法避免的。

很多人認為古代中國其實是“儒皮法骨”或者“外儒內法”。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所以對推動中國的法制建設有莫大功勞，但其實荀子的“性惡論”也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最重要的是，所謂利害的根源是什麼？何謂人？依然需要一套主觀對錯好壞的標準去支撐它，最簡單的例子，這個判罰是不孝，為什麼不孝為錯為罪？進一步不孝的程度如何衡量？為什麼不忠、不信、不義為錯？他們為什麼認為這是利這是害？只有儒家有儒學訂的標準作為支撐其禮法的根源，而儒學的對錯標準又有仁作為核心與儒學對人的來源去處和何謂人有解釋。基督世界也有法，伊斯蘭世界也有法，如果他們推行教法法制的話難道是中國的法家被他們學習去？壓根沒有一條屬於法家的“法”，所謂法制即是以“儒法制”。我説這些並不是否定法家的貢獻，也非對法家有什麼意見。

除了儒家文明之外的其他世界一切對錯好壞皆為神制定的，神説你這麼做是錯的，那麼做是對的，它並沒有解釋清楚為什麼這麼做是錯的。我們當然知道其實並沒有什麼神仙，都是一個或者一羣人為了推廣自己的理念假借神的權威。因為讓他人無條件接受自己的世界觀是多麼困難，何況還是讓一個國家的人？只有假借神諭，神告訴你要這麼做，否則會得到懲罰；神告訴你要那麼做，會受到獎賞。能做到讓一個國家或者族羣接受你的標準，你便成了“神”，主觀世界的創世神，即“創世紀”裏所謂的“神説要有光，神説要有空氣、、、”

只有孔子的儒家説的是“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是以靠以身作則，靠自己的努力、靠教學生傳播自己的理念而最終使儒學成為主導中國兩千年的意識形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孔子和其他文明的神是等同的；所以，即使儒家對鬼神持存而不論的態度，依然有人把孔子當神，把儒家當儒教。也所以，朱熹喊出“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雖然是有所誇張，也非完全沒有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