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應該復興哪種馬克思經濟學？_風聞

馬克思主義在當前中國大地上正全面而迅速地復興，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承襲和發展何種馬克思經濟學。在這一點上顯然眾説紛紜，這裏也提出一點想法供同仁們思考。

一

以生產能力-生產關係決定論為核心的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學説中佔有中心地位，它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視野中歷史進化的邏輯基礎。事實上，按照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發展有其自身運動的自然規律，乃至無法越過演變過程的各個自然階段，人們能夠做的是縮短和減輕分娩的陣痛，從而協助而不是改變社會的發展。

究其原因，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將生產力僅僅視為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和生產資料相結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將生產關係視為包含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人與生產力之間的勞動關係。這意味着，生產力是自然性的，生產關係是社會性的。正因如此，馬克思也似乎將生產力的提升視為一個自然的過程，這是一個人力之外的事情；相應地，馬克思也就不去探究生產力如何提高的機制和動源，也更少關注純技術的進步問題。

與此同時，馬克思將主要精力用於探究生產關係的變動，因為這是一個影響生產力能否從潛在轉為現實的社會性問題；尤其是，馬克思集中關注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發展所構成的制約，進而喚起階級鬥爭以構建新型生產關係，以此來掃除生產力前進中的障礙。問題是，馬克思又沒有給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等核心概念下過明確的定義，甚至在使用這些概念時也沒有保持總體上的一致性和準確性，[1]乃至不同學者往往基於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加以界定和使用，從而就產生出相當大的爭論。

同時，即使從大歷史角度看，以簡單化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反應模式來審視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存在明顯的不足：

（1）生產力發展對生產關係變革的現實效應往往存在相當長的時間滯後，其中帶來的問題恰恰是社會科學需要關注和解決的；

（2）生產力尤其是技術能力體現了人對自然的控制能力，但生產關係也會影響人們控制自然的能力，如技術研發、使用都處於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中，社會生產力更是與組織分工和生產關係緊密相關，因而生產力並不是純粹自然的；

（3）生產關係的選擇和塑造有時也並非受到生產力或有效性的推動，而更可能是受到權勢階級利益或效率的驅動。譬如，科學知識尤其是應用型技術往往就被少數人合法地佔有而無法隨意應用，如古代社會往往為統治階級壟斷，現代社會則為專利所有者專享，這些佔有形式都體現了某種生產關係，並同時影響生產力的發展。正因如此，是否存在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的單向度演化，是否存在必然而一元的社會發展方向，也就引起現代學者越來越大的質疑。相應地，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開始主張拋棄這種線性發展觀和沉浮天命觀，拋棄對社會歷史發展的預告，而轉向探尋解決資本主義出路的實存制度，轉向對現實問題的發展和解決。很大程度上，這也正是布若威所講的“更年輕的、更有想象力的和更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新流派的做法，[2]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中應有的學術轉向。

二

馬克思就強調，哲學家不僅要解釋世界，更是要改造世界。從這個角度上説，馬克思經濟學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它是現實問題發現導向的而非未來走勢預測導向的。波普爾就指出：“當我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進步取決我們、取決於我們的警醒、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取決於我們目標概念的清晰、取決於現實主義的目標選擇，那麼，我們就將做得更好”；因此，“我們不做預言家，我們要成為自己命運的創造者。我們必須學會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並且儘量留意我們自己的錯誤。”[3]馬克思早年學説的中心理論就是異化，集中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後期馬克思開始轉向對社會發展階段的探索，集中預測未來的社會形態。

因此，波普爾認為，馬克思早期著作中表現出了強烈的“行動主義”傾向，但這種“行動主義”傾向後來卻逐漸受到了歷史主義的抑制。波普爾説，“在馬克思的行動主義和他的歷史主義之間，存在一條很寬廣的鴻溝，這條鴻溝被他的這一理論進一步擴大了，即認為我們必須服從歷史的純粹不合理的力量。”[4]行動主義到歷史主義的轉向也體現了馬克思學術取向的重大轉向：早期馬克思主要探究現實世界中的社會問題，從而發展出了異化思維，這為馬克思剖析資本主義的病理奠定了方法論基礎；後期馬克思則探究社會發展基本規律以為催生和構建新的社會制度服務，由此揭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運動規律，進而構建了社會發展的形態更替規律。[5]

那麼，馬克思的行為主義為何會被歷史主義所取代呢？波普爾給出的理據是，馬克思試圖從歷史發展中找到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倫理以及為被壓迫者代言的科學依據，因為歷史的發展將使得服務於富人的道德和制度將為服務於窮人的道德和制度所取代。波普爾寫道：

“我能夠認清，資產階級連同它的道德體系，必然要消失，而無產階級，連同它的新的道德體系，必然要勝利。我知道這種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企圖抵抗它是狂妄的，正像試圖抵抗萬有引力定律是狂妄的一樣。這就是我的基本決定贊成無產階級及其道德的原因。這個決定只是建立在科學預見之上，建立在科學的歷史預言之上。雖然它本身不是一個道德決定——因為它不是建立在任何道德體系上——但它會導致對一種特定道德體系的採納。總之，我的基本決定不是（如你們所懷疑的）一種幫助被壓迫者的情感上的決定，而是不向社會發展的規律提供徒勞的抵抗的科學的和合理的決定”，“這就是馬克思的回答，正是這種回答在我看來代表了我稱之為‘歷史主義道德理論’的最重要的形式”。[6]

當然，有些學者如阿爾都塞等就極力反對將馬克思主義歸為歷史主義或人道主義的觀點，不僅反對簡單化的歷史主義，而且反對以人道主義來抹殺歷史唯物主義；[7]而波普爾這裏的分析則將人道主義嵌入在歷史主義之中，從而將兩者契合在了一起。

事實上，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歷史唯物主義者大多熱衷於對人類歷史的考察，大多致力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剖析和批判，進而推動人類社會朝更為高級的形態邁進。顯然，這種立場和論斷根本上又是以正確預言歷史為基礎。然而，波普爾卻認為，歷史的預見恰恰是有限的，這些預告者也不可能活到證明當前事件的“最終”結果。進而，波普爾還提出反對歷史主義道德的另外兩大理由：

（1）某些人可能預見到了自己不喜歡的未來前景，以至依然會傳播其信仰的道德規範並心存僥倖這種道德規範在更長時間會最終勝利；這意味着，“無論我們接受未來的道德是否是因為它是未來的道德，這本質上恰恰是一個道德問題”。

（2）道德實證主義往往將存在的就視為合理的，乃至有“強權即公理”的命題，而歷史主義道德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道德實證主義的另一種形式，因為它堅持即將到來的強權就是公理；從這個角度上説，對現存的事物狀態作道德批判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狀態本身決定着事物標準，因為“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區別只是一個程度問題。由此，波普爾得出結論説：“無數的評論和行動證明，它不是一個科學的判斷，而是一種道德的衝動：希望幫助被壓迫者，希望解放尊嚴掃地的被剝削的和苦難的工人，這把他引向了社會主義。”[8]

三

儘管基於歷史主義的預告存在重大風險，但這並不是説，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的預告很不成功。相反，至少相對於現代經濟學基於計量的預測而言，馬克思對社會經濟的具體分析和預測上要成功得多。例如，霍奇遜就寫道：“儘管馬克思的經濟學被頻繁地指責説未能經受其自身預見的檢驗，它在這方面所取得成功恐怕要比新古典主義大得多。讓我們思考幾個例子。

首先，馬克思預言資本會聚積在越來越少的寡頭壟斷企業手裏。事實上，今天僅僅數百家巨大的企業就主宰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其次，馬克思預言隨着資本主義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逐漸分離，會導致出現一個與股票所有者的主體相區別的由公司經理組成的新的社會階層。現在這是一個大家都承認的事實。

第三，馬克思預言小農經濟學和其他落後的生產形式的集體，會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業中佔統治地位，並使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該過程實際上已經完成了。

第四，馬克思預言會產生一個統一的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體系和世界範圍的工人階級。今天除了中國和蘇聯陣營之外，資本滲透到了全世界，產生了一個經濟上統一的世界生產體系，其中絕大多數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

第五，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對抗的持續和加劇以及世界經濟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因素仍然伴隨着我們。”[9]同樣，里昂剔夫也指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長遠分析“這一記錄的確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財富日漸集中、中小企業迅速消亡、對競爭逐漸施加限制、技術不斷進步並伴之以固定資本日顯其重要性。

最後，同樣重要的是，經濟週期反覆發作，其強度不會所有減弱。這一系列在現實中得到印證的預言，無人能及。反觀現代經濟理論的所有精華，也實難發現什麼拿得出手的東西。”[10]

但是，波普爾認為，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的成功預告根本上不是建立在歷史主義之上，而是建立在現實解剖學之上。波普爾寫道：“對馬克思成功的深入觀察表明，導致他成功的並不是他的歷史主義的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學分析的方法。因此，引出資本家被迫通過競爭提高生產率這一結論的，並不是歷史主義的分析，而是一種典型的制度學分析。馬克思建立貿易循環理論和剩餘人口理論的基礎，是一種制度學分析。甚至階級鬥爭的理論也是制度學的；是控制財富和權力的分配之機制的組成部分，是使廣泛意義上的集體議價成為可能的機制的組成部分。在這種制度學分析中，沒有可供典型的歷史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階段、時期或趨勢發揮任何作用的餘地。另一方面，在馬克思較為雄心勃勃的歷史主義結論中，他的‘不可抗拒的發展規律’和‘不能逾越的歷史階段’，沒有一條證明是成功的預言。只是就馬克思分析過各種制度及其功能而言，他才是成功的。”[11]

同樣，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科恩也指出，“最資本主義的主要弊病，即它的不公正、它對個人才能發展的敵視、它對自然和認為環境的貪婪掠奪的正確評價，並不依靠那些雄心勃勃的關於整個人類歷史的論點。那種認為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適宜人的實現的社會是可能的主張也不需要那些論點，甚至也許不是從那些論點得出的。”[12]

四

儘管波普爾等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以及對馬克思學説的剖析也存在某種偏頗，但作為一門包容性的學説，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抱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學術態度。事實上，針對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地位，別爾嘉耶夫也評論説：

“馬克思的全部積極的熱情都與他的這樣一種信仰有關，即：人，社會的人，不斷掌握世界，必然性的世界，他可以組織新的社會，可以打着人們的福利和人們的正在增長着的旗號制止已經出現的混亂……馬克思信守費希特關於主體造就世界的唯心主義論題。按照費希特的看法，主體在理論上，在思想中，創造世界；在馬克思這裏，主體則應該在事實上創造、再造世界，極大地改造它。像馬克思主義者們常常喜歡做的那樣用客觀主義精神來解釋馬克思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這樣做，是想要以此説明歷史是支持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被規定為實踐哲學、行動哲學、活動哲學，反對只是在思維中戰勝必然和物質世界的統治的唯心主義。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應該通過上一世紀（19世紀）40年代的思想氛圍去理解，當作對抽象唯心主義的反動去理解。馬克思想也要把具體的人引入哲學世界觀之中並且以為他正在這樣做，因為他確立了唯物主義，雖然唯物主義是一種抽象的最不具體的哲學。”[13]

由此，以下一點就應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我們不是對社會歷史、現實矛盾以及未來發展提供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和預告，也不是基於階級鬥爭説來推動社會大變革，而是要真正解決具體而微觀的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為此，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經濟學學説時，我們更應該致力於挖掘其剖析現實經濟問題的高次元思維。

註釋：

[1]威廉姆.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阮仁慧等譯，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頁。

[2]布若威：《製造同意》，李榮榮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2頁。

[3]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鄭一明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頁。

[4]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鄭一明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頁。

[5]陳先達：“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兩次轉折”，《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6]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鄭一明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頁。

[7]阿爾都塞：“《資本論》的對象”，載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和馮文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頁。

[8]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鄭一明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頁。

[9]霍奇遜（本書譯為霍奇森）：《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於樹生和陳東威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4頁。

[10]轉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經濟學回顧與反思》，張敬惠等譯，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

[11]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鄭一明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頁。

[12]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段忠橋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頁。

[13]別爾嘉耶夫：《精神王國與愷撒王國》，安啓念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