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蔡元培做標準要求今天的大學校長，合適嗎？_風聞

【作者/李小飛刀，來源微信公眾號補壹刀】

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中，蔡元培是神壇之上的人物。

他所提出的“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給剛剛從科舉夢中醒轉的中國教育，注入了新生的魂魄。他與他帶領的那個羣星閃耀的北大，成為舊中國的一片烏托邦。

也因為這一特殊成就，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的那段時間，成為後人追思懷念的“黃金歲月”。蔡元培從一個高校管理者上升為道德層面的“完人”。在他身上寄託了兩種“理想”：“包容”與“骨氣”。

所謂包容，是蔡元培在北大時期所提倡的“兼容幷包”的氛圍，讓各種主義、學説，尤其是與官方立場不一致的學説可以在北大存在。蔡元培所創立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制度，讓更多的教授參與決策學校事務，可以防止大學官僚化。

所謂“骨氣”，是蔡元培能夠在當局壓力下挺身抗爭，反對校外之手的介入，保護“異見”力量，維護北大這個烏托邦的獨立性。“教授能做主的，政府就別管”。

被寄託了這兩種期待的蔡元培，成為丈量後世大學校長和大學教育的一把尺子，進而成為抽打後世大學校長和大學教育的一條鞭子。

這個被高度符號化、近乎神話的“蔡元培”，是真正的蔡元培嗎？

蔡元培是那個複雜時代中的複雜人物。他是前清的進士、翰林院編修，也是革命組織光復會的會長；他做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也主持過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他是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的證婚人，也是反蔣獨裁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他力倡教育獨立，也是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執行者。他是“五四首魁”，也是國民黨“取消學生運動”議案的提出者。

這種矛盾性在涉及自身利益和派系鬥爭中，尤其是1927年國民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時年，北伐軍在戰場上節節勝利，國民黨內政治形勢山雨欲來。黨內右派感受到共產黨工農運動的巨大威脅，一場“清黨”運動呼之欲出。

當時，作為國民黨元老的蔡元培在得悉蔣介石反共清黨的計劃之後，與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商量策劃，6次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商議“清黨”，並擔任主席。

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合影

會議還審定通過“檢發共產黨叛逆安全內應予通緝人之名單”，共179人。其中既有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

對這份名單，1934年香港《平民日報》曾刊登評述，稱蔡元培受了吳稚暉等人的蠱惑，處置名單是出自保護共產黨人的目的。蔡元培看到後，在簡報上留下“於我多恕詞，而於稚暉多責備。不知何人所寫”的評語。

依靠這一系列會議提出的議案，蔣介石發起血腥的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破裂，一大批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喪生。在清黨過程中，蔡元培也赴各地作演講，稱“國民黨受共產黨之催眠，共產黨之煽惑”，“其煽動手段，無所不至，稍一不察，輒受其感”。

而另一面，在浙江“清黨”委員會槍殺20餘名共產黨員一事發生後，蔡元培隨即呼籲不能隨便殺人，而“必須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須事先調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須審問清楚，證據明白，才可判決；第三，殺人，必須其人罪大惡極，提出清黨委員會，經會議決定，始可執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的屠殺

有人當時向蔡元培告密，説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朱宜權是共產黨員，蔡元培聞訊立即派親信通知朱宜權離開上海。這樣，朱宜權才免遭毒手。

當年由蔡元培引入北大的李大釗，也在這次“清黨”過程中就義。在蔡元培的幫助和籌資下，李的獨子李葆華得以改名換姓赴日本避難。

蔡元培的複雜性，也體現在他擔任北大校長期間的7次辭職風波中，不是一句“有骨氣”就能簡單概括的。

有學者整理了蔡元培7次辭職的主要原因和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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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學生運動”辭職的三次，因“教育經費”拖欠有兩次，直接反抗政治環境壓迫的兩次。

面對當時民國走馬燈般的總統、政府，蔡元培與各方各面的關係只有遠近，未見決裂。舊的勢力視他穩重，新的主義視他開明。“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都能從他那裏找到源流；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很多早期領袖，都與他頗有淵源。

放眼今天中國任何一所大學的任何一位校長，都不可能有蔡元培那樣複雜的人生經歷。拿蔡元培的教鞭抽打今天的大學校長，顯然是既不公正也不實事求是的。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提出，有當時中國複雜的背景因素，複雜的環境因素，也時時衝擊着蔡元培的理想。

在蔡上任前，北大還保留着“國子監”的官僚習氣。教師有的不學無術一心當官，學生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上課帶着聽差跟班，體育課時，老師要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大人開步走”。

他們把大學當科舉，考試混個及格，選課選有官職的老師聽。同學間相互“結十兄弟”，畢業後誰混得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有福同享”。

更加荒唐的是課餘生活，一到晚飯後，有錢的教師帶頭，大批師生坐洋車直奔北京最大的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都説“兩院一堂”是照顧生意的好主顧。兩院是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京師大學堂”。

為嚴肅北大的學風校風，蔡元培在上任後提出學術獨立於政治、學校力避政治介入的主張，要求大學要擺脱官場習氣，成為純粹研究學術的機構，具備自由的品格。他是在亂哄哄的社會環境中，努力隔出一片能夠供教授和學生安心學習的空間。

蔡元培的努力挽救了北大、改變了北大。但在當時的環境下，亡國滅種的威脅一天緊似一天，北洋政府的統治一日比一日混亂，民族的命運就擺在知識分子面前，整個華北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蔡元培對學校既安心於學術的理想不可能實現，也非他所願。

這讓他的整個北大生涯時時處於矛盾痛苦之中，他既希望學生學有所用，能夠投身社會公益中去，“讀書不忘救國”，又希望學生能以學業為重，學生身份與國民的身份分離，保持“救國”與“學習”的平衡，不要讓青春走向“政治激進”。但這一切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不可能實現的。

胡適也因此曾有總結，“我們今天反觀北大的成績，我們不能不感到許多歉意。我們不能不説：學校組織上雖有進步，而學術上很少成績……然而我們北大這幾年的成績只當得這七個字：開風氣則有餘，創造學術則不足”。

蔡元培的遺憾，他學校成為“純粹研究學術的機關”的理想，只有在一個真正安定的外部環境當中，才有可能實現。蔡元培在首次提出“兼容幷包”的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當中提到，“吾校實驗室、圖書館等，缺略不俱”，北大辦學條件，只能跟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學者的條件相比，這與如今北大的條件環境相比，真是滄海桑田。

在蔡元培時期，北大有文、理、法三科研究所，14個系；而如今的北大，有人文、理學、社會科學、信息與工程、醫學5個學部以及深圳研究院，62個直屬院系，本科專業120個，涵蓋除軍事、農業以外所有學科門類。

蔡元培看到今日的北大，難道會不感欣慰嗎？

在這個層面上，也由於北大百年的發展，專業學科的空前擴大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學校的管理工作，必然更加專業和細緻，不可能與蔡元培時代簡單相等了。

如果説，蔡元培對今天的大學和大學校長還有什麼深層關照的話，刀哥倒想説一個平時被大家所忽視的點。大學是一個國家教育的門面，而校長不僅僅是一所大學的最高管理者，也是一所大學的門面，帶有很強的公共關係性質。

有人總結蔡元培一生，曾有兩次落淚，一次是“五四運動”中蔡營救的被捕學生獲釋後，率領北大全體教職工和學生迎接。蔡勸學生們不要哭，應當高興，話未説完自己也留下了眼淚。有學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説：“蔡先生是那樣的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淚強作笑顏，勉勵我們，安慰我們，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另一次是“九一八事變”後，蔡元培應汪精衞之邀共進西餐。席間，蔡元培力勸汪精衞改變親日政策，堅定愛國立場，以推進抗戰的國策。語至懇切處，潸然淚下，淚水滴入湯盤中，蔡將湯和淚一併嚥下。除汪精衞外，在場之人無不動容。

在這兩個節點上，蔡元培的所言所行，是當得起北大這個“門面”的。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