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蔡元培做標準要求今天的大學校長,合適嗎?_風聞
改个名字好难-2018-05-09 09:16
【作者/李小飛刀,來源微信公眾號補壹刀】
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中,蔡元培是神壇之上的人物。
他所提出的“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給剛剛從科舉夢中醒轉的中國教育,注入了新生的魂魄。他與他帶領的那個羣星閃耀的北大,成為舊中國的一片烏托邦。

也因為這一特殊成就,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的那段時間,成為後人追思懷念的“黃金歲月”。蔡元培從一個高校管理者上升為道德層面的“完人”。在他身上寄託了兩種“理想”:“包容”與“骨氣”。
所謂包容,是蔡元培在北大時期所提倡的“兼容幷包”的氛圍,讓各種主義、學説,尤其是與官方立場不一致的學説可以在北大存在。蔡元培所創立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制度,讓更多的教授參與決策學校事務,可以防止大學官僚化。
所謂“骨氣”,是蔡元培能夠在當局壓力下挺身抗爭,反對校外之手的介入,保護“異見”力量,維護北大這個烏托邦的獨立性。“教授能做主的,政府就別管”。
被寄託了這兩種期待的蔡元培,成為丈量後世大學校長和大學教育的一把尺子,進而成為抽打後世大學校長和大學教育的一條鞭子。
這個被高度符號化、近乎神話的“蔡元培”,是真正的蔡元培嗎?
蔡元培是那個複雜時代中的複雜人物。他是前清的進士、翰林院編修,也是革命組織光復會的會長;他做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也主持過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他是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的證婚人,也是反蔣獨裁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他力倡教育獨立,也是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執行者。他是“五四首魁”,也是國民黨“取消學生運動”議案的提出者。
這種矛盾性在涉及自身利益和派系鬥爭中,尤其是1927年國民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時年,北伐軍在戰場上節節勝利,國民黨內政治形勢山雨欲來。黨內右派感受到共產黨工農運動的巨大威脅,一場“清黨”運動呼之欲出。
當時,作為國民黨元老的蔡元培在得悉蔣介石反共清黨的計劃之後,與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商量策劃,6次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商議“清黨”,並擔任主席。

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合影
會議還審定通過“檢發共產黨叛逆安全內應予通緝人之名單”,共179人。其中既有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
對這份名單,1934年香港《平民日報》曾刊登評述,稱蔡元培受了吳稚暉等人的蠱惑,處置名單是出自保護共產黨人的目的。蔡元培看到後,在簡報上留下“於我多恕詞,而於稚暉多責備。不知何人所寫”的評語。
依靠這一系列會議提出的議案,蔣介石發起血腥的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破裂,一大批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喪生。在清黨過程中,蔡元培也赴各地作演講,稱“國民黨受共產黨之催眠,共產黨之煽惑”,“其煽動手段,無所不至,稍一不察,輒受其感”。

而另一面,在浙江“清黨”委員會槍殺20餘名共產黨員一事發生後,蔡元培隨即呼籲不能隨便殺人,而“必須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須事先調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須審問清楚,證據明白,才可判決;第三,殺人,必須其人罪大惡極,提出清黨委員會,經會議決定,始可執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的屠殺
有人當時向蔡元培告密,説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朱宜權是共產黨員,蔡元培聞訊立即派親信通知朱宜權離開上海。這樣,朱宜權才免遭毒手。
當年由蔡元培引入北大的李大釗,也在這次“清黨”過程中就義。在蔡元培的幫助和籌資下,李的獨子李葆華得以改名換姓赴日本避難。
蔡元培的複雜性,也體現在他擔任北大校長期間的7次辭職風波中,不是一句“有骨氣”就能簡單概括的。

有學者整理了蔡元培7次辭職的主要原因和經過:

其中,因“學生運動”辭職的三次,因“教育經費”拖欠有兩次,直接反抗政治環境壓迫的兩次。
面對當時民國走馬燈般的總統、政府,蔡元培與各方各面的關係只有遠近,未見決裂。舊的勢力視他穩重,新的主義視他開明。“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都能從他那裏找到源流;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很多早期領袖,都與他頗有淵源。
放眼今天中國任何一所大學的任何一位校長,都不可能有蔡元培那樣複雜的人生經歷。拿蔡元培的教鞭抽打今天的大學校長,顯然是既不公正也不實事求是的。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提出,有當時中國複雜的背景因素,複雜的環境因素,也時時衝擊着蔡元培的理想。
在蔡上任前,北大還保留着“國子監”的官僚習氣。教師有的不學無術一心當官,學生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上課帶着聽差跟班,體育課時,老師要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大人開步走”。
他們把大學當科舉,考試混個及格,選課選有官職的老師聽。同學間相互“結十兄弟”,畢業後誰混得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有福同享”。
更加荒唐的是課餘生活,一到晚飯後,有錢的教師帶頭,大批師生坐洋車直奔北京最大的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都説“兩院一堂”是照顧生意的好主顧。兩院是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京師大學堂”。

為嚴肅北大的學風校風,蔡元培在上任後提出學術獨立於政治、學校力避政治介入的主張,要求大學要擺脱官場習氣,成為純粹研究學術的機構,具備自由的品格。他是在亂哄哄的社會環境中,努力隔出一片能夠供教授和學生安心學習的空間。
蔡元培的努力挽救了北大、改變了北大。但在當時的環境下,亡國滅種的威脅一天緊似一天,北洋政府的統治一日比一日混亂,民族的命運就擺在知識分子面前,整個華北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蔡元培對學校既安心於學術的理想不可能實現,也非他所願。

這讓他的整個北大生涯時時處於矛盾痛苦之中,他既希望學生學有所用,能夠投身社會公益中去,“讀書不忘救國”,又希望學生能以學業為重,學生身份與國民的身份分離,保持“救國”與“學習”的平衡,不要讓青春走向“政治激進”。但這一切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不可能實現的。
胡適也因此曾有總結,“我們今天反觀北大的成績,我們不能不感到許多歉意。我們不能不説:學校組織上雖有進步,而學術上很少成績……然而我們北大這幾年的成績只當得這七個字:開風氣則有餘,創造學術則不足”。
蔡元培的遺憾,他學校成為“純粹研究學術的機關”的理想,只有在一個真正安定的外部環境當中,才有可能實現。蔡元培在首次提出“兼容幷包”的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當中提到,“吾校實驗室、圖書館等,缺略不俱”,北大辦學條件,只能跟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學者的條件相比,這與如今北大的條件環境相比,真是滄海桑田。
在蔡元培時期,北大有文、理、法三科研究所,14個系;而如今的北大,有人文、理學、社會科學、信息與工程、醫學5個學部以及深圳研究院,62個直屬院系,本科專業120個,涵蓋除軍事、農業以外所有學科門類。

蔡元培看到今日的北大,難道會不感欣慰嗎?
在這個層面上,也由於北大百年的發展,專業學科的空前擴大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學校的管理工作,必然更加專業和細緻,不可能與蔡元培時代簡單相等了。
如果説,蔡元培對今天的大學和大學校長還有什麼深層關照的話,刀哥倒想説一個平時被大家所忽視的點。大學是一個國家教育的門面,而校長不僅僅是一所大學的最高管理者,也是一所大學的門面,帶有很強的公共關係性質。
有人總結蔡元培一生,曾有兩次落淚,一次是“五四運動”中蔡營救的被捕學生獲釋後,率領北大全體教職工和學生迎接。蔡勸學生們不要哭,應當高興,話未説完自己也留下了眼淚。有學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説:“蔡先生是那樣的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淚強作笑顏,勉勵我們,安慰我們,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另一次是“九一八事變”後,蔡元培應汪精衞之邀共進西餐。席間,蔡元培力勸汪精衞改變親日政策,堅定愛國立場,以推進抗戰的國策。語至懇切處,潸然淚下,淚水滴入湯盤中,蔡將湯和淚一併嚥下。除汪精衞外,在場之人無不動容。
在這兩個節點上,蔡元培的所言所行,是當得起北大這個“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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