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金日成、金正日時代相比，金正恩對朝鮮經濟做了哪些改革？_風聞

【按：2018年4月27日，朝韓領導人在板門店舉行了第三次首腦會晤，朝方領導人首次跨過三八線來到韓國境內，這次歷史性會晤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引發了人們對半島和平進程發展的廣泛關注。

今年3月到5月短短四十多天時間內，中國國家領導人與朝鮮領導人兩次會晤，就中朝關係及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全面深入交換意見。

朝鮮半島局勢峯迴路轉，迎來新的曙光，半島和平發展成為可能，在此背景下，朝鮮又宣佈將在未來更多關注經濟發展問題。那麼，朝鮮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與潛力如何？中國該如何處理未來中朝經濟合作與其中可能面臨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盤古智庫東北研究中心成立專項課題組，經過半年的深度研究，傾力推出了《朝鮮經濟的現狀、趨勢、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應對思路》報告，此前於4月28日在北京舉辦課題發佈會。

報告共分四個部分，以下先刊登第一、第二部分，以饗讀者。】

朝鮮經濟的現狀、趨勢、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應對思路

盤古智庫東北亞研究中心

目錄

第一部分：對朝鮮經濟現狀的基本評估

第二部分：朝鮮經濟發展趨勢及走向

第三部分：當前朝鮮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四部分：未來中朝經濟合作的重點領域及可行措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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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朝中社4月21日報道，20日召開的朝鮮勞動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決定，從2018年4月21日起朝鮮將中止核試驗與洲際彈道導彈發射試驗。

朝鮮對核武器與洲際導彈的開發震驚世界。尤其是2016年以來，朝鮮的核導能力呈現出了長足進步。但朝鮮的綜合實力能夠支撐起有效的核導開發能力嗎？核導開發究竟對朝鮮的經濟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擊和影響？聯合國安理會先後通過10項對朝制裁決議案，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又都紛紛對朝鮮實施了眾多單邊制裁。這些制裁被認為是二戰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決議中史無前例的、也是最強硬的。本項研究認為，朝鮮的經濟已經受到了其核導開發的巨大影響，雖然目前還能應付，但在聯合國及有關國家的制裁無法減緩的情況下，朝鮮的經濟將會出現災難性的前景。

第一部分    對朝鮮經濟現狀的基本評估

朝鮮國土面積為12.3萬平方公里，佔朝鮮半島面積的九分之五，與中國福建省面積相近，約為中國吉林省面積的三分之二。截至2016年末，朝鮮總人口為2490萬人，較同期吉林省常住人口總數少263.3萬人，約為韓國人口的一半。2016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約合人民幣2205億元，為2016年吉林省GDP的14.8%，不足韓國的1/45。朝鮮人均國民收入約合人民幣8163元，較弱於貴州省2008年人均GDP水平，約為韓國的4.5%，與非洲國家科特迪瓦（全球排名第143位）相當。

一、復甦緩慢，形勢嚴峻

朝鮮經濟自1988年以來經歷了長達近30年的經濟疲軟，期間經歷長達12年的連續負增長，經濟基礎幾近崩潰。據韓國官方數據，2011—2014年連續4年取得1%左右的年均增長，2016年經濟增長率達到3.9%。但由於基礎薄弱和長期國際孤立，穩健復甦仍難期待，形勢嚴峻。

國際援助是朝鮮重要外匯來源之一。2000年初期國際社會對朝人道主義援助的規模近3億美元，截至2014年底縮至3000萬美元以下。截止目前，朝鮮正在遭受聯合國及美國等因其執意推進核武器和洲際導彈項目而施加的多重嚴厲制裁，國際社會對朝鮮援助的規模處於極低水平。

朝鮮對華出口鐵礦石和無煙煤是獲取外匯的重要手段。2017年1月11日，韓國國家情報院下屬的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發佈“聯合國安理會第2270號決議執行效果評估”資料，指出在對朝制裁實施9個月（2016年3-11月）期間，朝鮮對華出口和外匯收入雙雙減少，出現了2億美元的外匯損失。

朝鮮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面臨持續的糧食短缺問題。據世界糧農機構預算，朝鮮每年大約需要550—600萬噸糧食。而20世紀90年代後期，朝鮮糧食產量一直徘徊在240—350萬噸。2014年，朝鮮的糧食總產量為508萬噸，雖然缺口有所減小，但糧食問題一直是困擾朝鮮經濟的重要問題。

二、曾比肩日本、俯視韓國、超越中國

朝鮮半島在被日本統治期間(1910年—1945年)，靠近中國的北部地區得到深度開發，修建了大量的水電站和煤礦。北方的主要礦產資源儲量佔整個半島儲量的80%-90%，經濟基礎遠遠好於南方。

朝鮮現有鐵路總長8800多公里，其中電氣化鐵路總長度為2000多公里，並且早在1993年就基本實現了幹線鐵路電氣化，電力機車牽引比重達90%以上。公路總長度77500多公里。主要海港有清津、南浦、元山、興南、羅津等。平壤順安機場為國際機場，定期國際航線有平壤-北京，平壤-瀋陽等。

正是基於較高的發展水平，1945年朝鮮半島南北分裂以來第一次正式物資交往就是1984年朝鮮援助韓國。當時朝鮮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向遭受水災的韓國提供了5 萬石大米、50 萬米布匹、10 萬噸水泥和一些藥品等救災物資。這與當前朝鮮依靠外援生存的窘境形成鮮明對照。

三、經濟發展潛力可觀

朝鮮礦產資源比較豐富，已探明礦產資源種類多達300餘種，其中200多種具有經濟開發價值，最具代表性的有銅礦、螢石礦、金礦、石墨、鐵礦、鉛礦、鎂礦、以及發展核能所不可或缺的鈾礦。礦產資源總儲量佔朝鮮半島總儲量的80%以上，潛在總價值超過2萬億美元，是韓國儲藏量的24倍。

朝鮮擁有較為豐富的其他自然資源，尤其以森林資源、水利資源、水產資源居多。森林覆蓋率達到 73%，盛產雲杉、冷杉、紅松等優質木材；水力資源豐富，鴨綠江、德川江、豆滿江等河流水量豐富，落差巨大，擁有較大的水電潛能；朝鮮兩面臨海，境內湖泊較多，水產品豐富。

朝鮮的人力資源基礎相當不錯，高度重視教育，實行全民免費教育制度。勞動力成本較低，這些無疑在未來全球化分工中具有較強的勞動力優勢。即使在嚴重經濟困難之際，朝鮮仍然盡力在教育和醫療保障兩個方面維護其人力資源。其嬰兒死亡率和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也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和印度、南非等“金磚國家”。

近年來，朝鮮在核導、網絡技術、無人機等高科領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拋開逆時代潮流的影響不説，其成功進行六次核試和中遠程導彈開發，足以説明朝鮮在以核導為中心的軍工領域已躋身世界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在嚴峻軍事威脅下經歷了近 20 年經濟衝擊和封鎖而仍未發生大規模動亂，反而在航天、核技術和計算機網絡開發方面取得了相當進展，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朝鮮社會的凝聚力，也顯示了這個國家在渡過難關、實現與西方大國關係正常化之後具有經濟復興的潛力。

第二部分    朝鮮經濟發展趨勢及走向

朝鮮社會主義政權1948年9月9日建立，1958年宣佈完成了城市、農村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政治經濟體系由先軍政治所主導。1970年宣佈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1975年5月，成為“七十七國集團”正式成員國，同年8月正式加入不結盟運動。1991年9月17日同韓國一起加入了聯合國。2000年7月加入東盟地區論壇（ARF）。至今與163個國家（含歐盟）建立了外交關係。

一、金日成時代受“冷戰”因素制約的大起大落

早在1948年建國之前，朝鮮就開始急速推進土改和工業國有化，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49年2月的第一屆最高人民會議上，朝鮮通過了《為了恢復和發展朝鮮北部人民經濟而推進的1949-1950年度兩年計劃及相關法令》，並在隨後與蘇聯簽訂了《朝蘇經濟文化合作協議》。此時的朝鮮在新的國家體制的領導下和蘇聯的幫助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然而1950年-1953年的朝鮮戰爭卻對剛剛起步的朝鮮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朝鮮的大型企業和工廠幾乎全數毀於美軍的轟炸。據朝鮮中央年鑑分析，“開戰後沒有多久，興南化肥廠、黃海鍊鋼廠、平壤碾米廠、本宮化學工廠、城津鍊鋼廠、清津紡織工廠等52家大型企業就毀於空襲，龍津的機械製造工廠更是遭到徹底的破壞。朝鮮雖然方面也組織了工廠的撤退和疏散，撤到安全地帶的工廠很快就轉入了戰時生產狀態，但其數量極為有限。”人員損失方面，約有155萬朝鮮軍民在戰爭中傷亡。

板門店協議簽署之後，金日成提出了以優先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核心的戰後恢復計劃。1954年開始的《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的3年計劃》對重工業的投資額佔到了總額的81.1%，1957年到1961年的“一五計劃”同樣注重重工業的發展。農業方面，朝鮮自1955年起開始推行蘇聯式的集體農莊制度。“1954年末農業合作化率是30.9%，1956年達到了80.9%，而到1957年末就達到了近100%。”與此同時，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對朝鮮的工業建設給予了大量的援助。1953年外國援助佔朝鮮年收入比重的18.4%，其中僅蘇聯一國就向朝鮮提供了10億盧布的無償援助。到了1954年，外國援助所佔比例更是增長到了33.7%。

1955年12月，金日成發表了著名的“主體演講”，要發展屬於朝鮮自己的經濟模式：“有人説蘇聯模式好，有人説中國模式好，可現在己經到了創造我們自己的模式的時候了”。對外，朝鮮在中蘇兩國之間採取了不偏不倚的獨立姿態，與兩國分別簽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對內，則大力推廣以“青山裏精神”為代表的獨立的民族經濟建設路線。其主要內容包括依靠自己的技術和資源、優先投資重工業、全面發展經濟各領域、實現技術現代化、以及“互通有無”的對外貿易原則——只進口本國無法生產或不足的物品，向外國出口本國多餘的物品。

令人遺憾的是，“主體精神”遠沒有表面看上去那樣美妙。工業上，朝鮮數次動員勞動人民進行“大幹快上”的羣眾運動，包括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計劃為目標的“千里馬運動”；農業上，確保糧食自給自足的“主體農業方法”要求老百姓到處劈山伐木，開墾農田。這些手段與中國同一時期的“大躍進”運動可謂是異曲同工，也同樣留下了許多後遺症。工業上的攻堅戰、突擊戰雖然在短期內能夠提高生產力，但從長遠來看卻會造成勞動者積極性下降，同時也會加速設備的損耗，不利於長期生產。農業上，不講究科學方法的胡亂開墾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為日後的洪澇災害和大饑荒種下了禍根。

1958年，金日成宣佈朝鮮已經完成了城市、農村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三年後，又在1961年的朝鮮勞動黨四大的中央委員會報告中確立了以一般經濟、軍需經濟、黨的經濟、非公開的黑市經濟為主要特徵的獨特的“四重經濟”結構。但同樣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隨着中蘇關係的破裂，朝鮮為了保障自身的戰略安全，不得不重新加大國防投入，並通過1962年的“強化國防力量”議案走上了先軍政治的道路。在當年12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四屆五中全會上，金日成提出了有關“強化國防力量”的議案，確立了全民武裝化、全國要塞化、軍事現代化、全軍幹部化的路線，“即使經濟發展受到限制，也要首先發展國防力量”成為國家經濟建設原則之一。如此一來，在增強軍備所需的費用無法確保的情況下，改善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的工作也不得不推後，四重經濟中的第二、第三經濟給第一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負擔。逐漸僵化的不平衡的經濟結構為後來朝鮮經濟的崩潰埋下了伏筆。

1970年的“五大”上，朝鮮勞動黨宣佈朝鮮已經從農業國家成功轉型成了工業國家，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國民經濟六年計劃，要求每年必須達到14%的工業增長率，將“技術革新”作為計劃的重要內容，從日本、澳大利亞、英國、法國等國引進了數條先進的工業生產線，並與西方21國達成了合作協議。此外，朝鮮也在積極探索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流模式。“1971年朝鮮外貿額不過1億3180萬美元，1974年則攀升到10億6250萬美元，達到了原來的八倍以上。過去佔朝鮮外貿總額的八成以上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貿易，在1974年降到了四成左右，與社會主義市場的貿易與和非社會主義市場的貿易比重發生了逆轉。”

不幸的是就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油危機對朝鮮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朝鮮的主要出口物有色金屬外需萎縮，國際價格也應聲而降。其結果就是“朝鮮的國際收支大幅惡化，造成了朝鮮推遲支付國際貨款的情況，再加上朝鮮的外債務情況惡化，國際信用下降，最終也影響了朝鮮的進出口事業。”為了止住頹勢，此時已經被確立為朝鮮政權接班人的金正日發起了“70天戰鬥運動”、“爭取三大革命紅旗運動”等羣眾運動，提前16個月完成了六年計劃。同時，他還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經濟發展處於困難的情況下興建人民大學習堂、凱旋門、主體思想塔等紀念建築。這些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朝鮮人民的士氣，刺激了生產，增加了經濟活力，但也大大加重了朝鮮的財政負擔。

20世紀80年代被稱為朝鮮經濟的“黃金年代”。通過貫徹落實1980年勞動黨六大提出的朝鮮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十大目標，朝鮮在1984年取得了年產穀物1000萬噸、發電498億千瓦時、煤7650萬噸、鋼鐵740萬噸、化肥468萬噸、水泥1424萬噸、水產品352萬噸的前所未有的成績。

這一時期朝鮮也進行了小規模的改革開放的嘗試，比如在1984年制定了《國營企業自負盈虧若的幹規定》，強化了企業自負盈虧的制度；通過《合資法》等法律的制定，探索吸引外商投資的可能性；對農業上的包產到户制進行小規模的試點等。但相較於中國在貧窮落後的條件下一往無前地進行改革的決心，處在表面繁榮中的朝鮮並沒有深刻認識到自身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也就沒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的動力，因而錯過了改革開放的黃金時期。

而且，儘管長期標榜自己為獨立自主的經濟模式，但朝鮮對蘇聯、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依賴卻又切實存在。20世紀80年代，朝鮮每年要從蘇聯和中國進口超過300萬噸原油；朝鮮在與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貿易時，一直和成員國一樣實行以物易物的貿易方式和享受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的友好價；另外，朝鮮狹小的耕地面積（朝鮮適合種植穀物的耕地面積約為14000平方公里，僅佔朝鮮國土面積的12%）和惡劣的自然環境決定了朝鮮的農業基本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給自足，朝鮮每年需要從蘇聯和中國進口大量的糧食作物。

也正因為如此，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給長期置身於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朝鮮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作為朝鮮經濟發展助力的援助者和合作夥伴的社會主義陣營從此不復存在，這帶給朝鮮經濟以難以估量的打擊，並使其原先的經濟體系變得難以為繼。朝鮮經濟就此陷入崩潰。

二、金正日時期謀求改革的探索與反覆

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對朝鮮經濟的打擊是全方位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朝換代，對朝鮮經濟運行的外部支援也就基本停止；經互會在1990年將會員國間以盧布計價的物物交易改為以美元等硬通貨的現金交易，重挫了長期受到外匯不足困擾的朝鮮貿易，僅朝蘇貿易金額就從1990年的20億美元驟降至1991年的3億6000萬美元，其中原油進口量只有聊勝於無的6萬5000噸，不到20世紀80年代的3%。原油的缺乏不僅使交通和物流受到了影響，更讓朝鮮各地的工廠陷入了燃料不足，生產難以維持的窘境。作為以重工業為經濟支柱的國家，朝鮮工廠的開工率下降到了往年的一半以下，情況最糟的時候只有往年的二、三成左右。朝鮮的債務問題也是積重難返，1993年朝鮮外債達到了驚人的103億2000萬美元，所佔比例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50.3%。

更為嚴重的是農業方面的危機。正如前文所説，朝鮮為解決糧食問題，長期大量依靠從蘇聯和中國進口小麥等糧食作物。一旦無法從蘇聯進口足夠的小麥，僅靠中國的援助顯然無法滿足朝鮮的糧食需求。雪上加霜的是，1995年朝鮮全國遭受暴雨災害，而幾十年前胡亂開墾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暴雨迅速演變成了特大洪澇災害。洪水淹沒了40萬公頃的耕地，使50萬百姓流離失所，當年穀物減產190萬噸。1996和1997年朝鮮又接連遭受了洪災和旱災，糧食絕收的災情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大量餓死者的出現。因饑荒而死亡的具體人數無法統計，根據不同學者和研究人員的估算，其數量約在30萬至100萬之間。

正是在這樣極度惡劣的情況下，金正日接掌了朝鮮的政權，並進行了一系列謀求改革，重振朝鮮經濟的探索。為了恢復不斷下滑的農業生產力，朝鮮在1996年《勞動新聞》、《朝鮮人民軍》、《勞動青年》的社論裏宣佈朝鮮進入了“苦難行軍”時期，號召全體朝鮮人民團結起來，共度時艱。在此期間，朝鮮以支援農業、平整土地、修復經濟設施為突破口，號召全社會各界義務勞動，用戰時動員的體制組織並投入了勞動力，展開了“插秧除草戰鬥”運動，並展開了推廣易於種植的土豆的“土豆革命”運動，朝鮮土豆的種植面積也從4萬公頃增加到了2000年的18萬7千公頃。另外，為了緩解電力缺乏，朝鮮還開始重視在山間建設各種中小型發電站。

在經濟體制方面，朝鮮于2002年7月1日開始進行被稱作“七一改革”的內部改革措施，力圖從以下幾個方面改變其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首先是改革了朝鮮的分配製度和流通體制，允許計劃外的物資在綜合市場上流通。其次是在金融體制方面採取一定的措施，取消外匯券，要求外國遊客消費時直接使用美元、日元或人民幣，並通過調整匯率擠壓黑市，官方匯率從1美元比2.15朝鮮元貶值為190朝鮮元兑換1美元，從而促進對銀行業務與外匯方面的政策實施。最後是對於生產問題方面的改革，減少政府對市場的控制與干預並且擴大工廠、企業的創新開發能力，提升其自主權”。

這一時期，朝鮮的勞動者的收入穩步上漲，勞動者的平均月薪從110朝鮮圓上調到了2000朝鮮圓。過去，因為長期經濟困難、物資短缺，朝鮮的物資配給制度早已“民存實亡”，被稱為“野外市場”的黑市隨處可見；改革後，朝鮮一方面下重拳整治黑市，另一方面則在城鎮地區興建了許多綜合市場，提供糧食和生活用品的交易，並完善了物流體系。“過去朝鮮政府以低於統購價格的賣價向市民提供大米和玉米等糧食，朝鮮政府歷年赤字的一大部分就源於此處。新的經濟管理改善措施實施後，這種差額消除了”。這些措施跳出了朝鮮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採取了適當的變通，將在朝鮮出現的市場經濟的雛形納入到了國家管理之下，體現了金正日的實用主義風格。總的來説，“七一改革”的實施顯著提高了朝鮮的經濟活性。

 “七一改革”不可避免地也有其弊端。朝鮮的生產力水平並沒有得到本質的提升，導致市場上流通的物資依然短缺，由此帶來的急遽的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朝鮮人民工資的增長；另外，中國在開放市場經濟初期遇到的一切管理漏洞和缺失，以及貪腐、官倒、不正當得利等現象，在朝鮮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權貴階級產生、拜金主義橫行等一系列問題。在突如其來的新問題和副作用前，朝鮮的行政機關不知如何應對，行政指導漏洞百出，在長期適應了平均分配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朝鮮造成了許多尖鋭的社會矛盾。而倉促推行市場經濟的副作用不斷顯現，也引發了朝鮮體制內對是否要改革的激烈討論。增強經濟活力的嘗試和確保社會穩定的努力被置於兩難的境地，這也註定了金正日的經濟政策只能搖擺於改革開放和加強管制的政策之間。

**在對外開放領域，金正日主打的戰略便是經濟特區的建設。**早在1991年12月，朝鮮就參考中國改革開放和建立經濟特區的先進經驗，在被譽為朝鮮“金三角”的羅先地區設立了包括羅津、先鋒、雄尚三個常年不凍港在內的自由經濟貿易區，後來又將羅先升級為繼開城、平壤之後的第三個特別市。作為資格最老、地位最高的經濟特區，羅先特區是一個相對獨立於朝鮮內地體制的特殊區域，按照朝鮮政府制定的政策，這裏不限制所有制形式，不限制產業，外國人短期出入境不實行簽證制度，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中國遊客和投資者，被中國企業和與之毗鄰的省市寄予極大希望。2011年，中朝兩國推動實施了“共同開發和共同管理羅先經濟貿易區” 項目，根據協議中國對羅先自由貿易區基礎設施投資20億元，朝鮮將羅先港4、5、6號碼頭50年的使用權轉讓給中國，中國負責建設連接中國圖們市到羅先港的鐵路，以及機場和火力發電廠等配套項目建設，給羅先經濟特區的發展又注入了新的動力。同年12月3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通過了經過修改補充後的朝鮮羅先經濟貿易區法，將羅先經貿區定位為推行經濟領域優惠政策的朝鮮特區，希望將其建設成為先進製造業基地、國際物流中心、服務基地、區域旅遊中心等。

在隨後十餘年中，朝鮮又先後設立了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開城工業園和金剛山觀光旅遊特區。其中，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被定位為中央直轄的由國家行使主權，享有獨立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特殊行政單位，與中國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類似；開城工業園是以建成集高技術、金融業、商貿、旅遊業和國際都市服務功能為一體的城市為中長期發展目標的經濟特區；金剛山特區則以被稱為“朝鮮第一山”的金剛山旅遊業為依託，鼓勵法人和個人以及其他經濟組織為特區開發自由投資，其資本和財產以及企業經營收入和其他收人受法律保護。

但綜觀這些經濟特區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它們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卻遠遠不能與中國改革開放設立的經濟特區所取得的成就相提並論，不僅特區本身沒有迅速發展起來，對朝鮮整個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亦極為有限，更沒能帶領整個朝鮮走上全面的對外開放和改革之路，與當初設立和規劃時的期望差距甚大。究其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特區在對外合作中較保守、形式單一，過於強調主權；二是朝鮮經濟特區是“鐵絲環繞”隔離的經濟特區，而不是開放的經濟特區；三是囿於中央集權，特區缺乏自主權，政策缺乏穩定性，市場經濟公平交易的環境缺失；四是經濟特區的發展與整個國家的政策不能實現較好的互動，國家政策不能依據特區經驗進行跟進和調整。

金正日時期貫穿於朝鮮經濟政策始終的另一條主線便是“先軍政治”。冷戰結束之後，“朝鮮崩潰論”和“被韓國吸收論”甚囂塵上，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維持自身政權，繼續維持高額軍費投入似乎成了必然。1995年元旦，金正日視察兩江道蟠松哨所時發表的演講拉開了先軍政治的序幕：一切以軍事工作為先，一切以軍事工作為重，“沒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沒有子彈就不能生存。”金正日空前加大了自己任委員長的國防委員會的權責，同時削弱了負責一般經濟的行政機關。到了2009年，朝鮮更是把先軍思想提升到和主體思想一樣的國家指導思想的地位，國防委員會也被指定為“國家主權的最高軍事機關”，並賦予其“制定國家的重要政策”的權限。據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研究機構估算，軍費開支達到了朝鮮國家預算的三成以上。可以説先軍政治讓朝鮮更加重視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其後果是無法調整和恢復民用經濟，人民仍然在為温飽問題而苦惱。

在先軍政治思想的指引下，朝鮮在軍事工業，尤其是火箭技術方面耗資巨大。據韓國政府推測，2012年4月發射的大浦洞2號火箭連同東倉里發射場和其所攜帶的衞星在內，共耗資8.5億美元。如果這筆錢用於從中國進口玉米的話，可以供全朝鮮1900萬人吃一年。而正如前文所述，朝鮮的糧食短缺在金正日掌權時期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可想而知，朝鮮鉅額的軍事開支是犧牲了人民的生活為代價的。

對核武器的狂熱追求是導致朝鮮經濟難以重振的另一個原因。1994年的朝美框架協議雖然給朝核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方案，朝鮮也開始按照協議接受美、日、韓等國的經濟援助，但因為種種原因，此協議最終沒能按照預定軌道推進。到了2002年，朝鮮重啓鈾濃縮計劃，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工作人員，之後又退出了核不擴散條約，以擁核國家自居。此後，朝鮮不僅受到聯合國安理會愈發嚴厲的全方位制裁，還受到以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單獨經濟制裁。2009年，日本全面禁止對朝鮮出口，日朝貿易跌為零；韓國於2010年公佈了中止南北貿易的“5.24措施”，宣佈除開城工業園外，禁止任何南北間的一般貿易和委託加工，同時中止了金剛山旅遊計劃，讓朝鮮遭受巨大損失；美國的制裁雖然沒有讓朝鮮受到貿易和投資方面的直接損失，但使得朝鮮被隔離在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之外，對外經濟活動的餘地隨之變小。

對朝鮮經濟的振興和發展起反作用的不僅僅是先軍政治，還包括了過度強化的集權體制和並沒能同經濟體制一同改革的、僵化的社會體制。出於鞏固自身權力的需要，金正日大力推行在效仿斯大林式統治的基礎上、添加朝鮮特色的儒家忠君、孝親等思想形成的朝鮮式社會主義體制，無形中阻止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使反對改革的保守風氣得以日益壯大。2005年10月，朝鮮政府開始實施將糧食買賣集中到指定地點的糧食專賣制度，並叫停了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小規模分田到户的嘗試，這標誌着突破計劃經濟時期“主體農業方法”嘗試的失敗。

2009年金正日推行的經濟管理改善措施和集權政治間矛盾最終導致了保守政治的迴歸。11月30日，朝鮮中央銀行突然開啓了閃電式的貨幣改革，要求國民在一週內將將所持有的舊朝鮮圓以100:1的比例兑換為新朝鮮圓，且每人限額10萬圓。隨之而來的是重新加強計劃經濟管理秩序和再度禁止外幣流通。《朝鮮新報》稱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直接目的是“減少流通的貨幣規模，提高貨幣的購買力使貨幣流通更加順暢，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強國建設，維護勞動者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朝鮮貿然進行貨幣改革，卻沒有做好商品的儲備，不僅沒有抑制通貨膨脹，反而引起了新一輪的通貨膨脹。韓國評論界則認為，朝鮮此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清除經濟管理改善措施催生的國內市場經濟因素。

至此，朝鮮2002年“七一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幾乎全部被推翻，朝鮮重新回到了過去保守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與2002年以前所不同的是，早已習慣市場經濟的不少民眾對政府重新收緊政策表示出了激烈的反對態度，其程度遠超政府想象。另外，朝鮮體制內重視市場經濟作用的改革派也已形成了相當規模，與保守派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加劇了朝鮮政壇和社會的不穩定，激化了經濟改革與集權體制的矛盾。直到金正日逝世，這一矛盾也沒能得到解決，連同改革和振興朝鮮經濟的大業一同被移交給了他的接班人——金正恩。

三、金正恩主政以來民生經濟有所發展

1.高度重視農業發展和投入。

金正恩主政以來十分重視農業發展，並將增加糧食生產視為朝鮮經濟繁榮的重中之重。朝中社在2012年元旦發表的社論中指出，農業是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生命線，全黨、全國、全民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搞好農業生產。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朝鮮政府開展了包括增加化肥產量、擴建温室塑料薄膜生產線、為全國農村興建温室大棚等一系列工程，並號召農場跳出體制和規定的條條框框，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探索新的農業管理方法。

由於朝鮮加大了對農業發展的重視與投入，再加上良好的氣候條件，2011—2015年，朝鮮糧食產量分別為469萬噸，519萬噸、519萬噸、521萬噸、548萬噸，對比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240-350萬噸的年產量，可以説進步顯著。2016年雖然受到了旱災影響，但由於政府在廣大農村積極推行的“圃田擔當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最大限度減輕了旱災造成的損害，避免了重蹈1995年的覆轍，糧食年產量仍然維持在了500萬噸左右。目前，農業在朝鮮GDP中所佔比重達到22%。

2.提升輕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改善民生。

金正恩執政後，為了切實解決朝鮮人民的吃飯問題，大幅度削減了對重工業、水力發電等耗資巨大而見效緩慢的部門的投資，開始加大對投入少、見效快、並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業、商業、和輕工業的投資。在2013年3月13日召開的全國輕工業大會上，金正恩發表講話指出“輕工業發展可以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今後我們要出口丹川地區生產的菱鎂礦和各種有色金屬，把這些資金用於發展輕工業，要消滅輕工業產品非法交易的現象，改變輕工業品依靠進口的局面”。2015年，朝鮮礦產品的出口額為12.6億美元，佔朝鮮出口貿易總額的44%。這些資金被投入到以食品、服裝業為代表的輕工業生產中，如大同江果樹工廠和平壤周邊的食品加工廠等，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朝鮮國產的飲料、餅乾、糖果以及部分服裝和鞋類等產品比重逐漸增多。另外，在對外貿易方面，朝鮮也迫切地希望能夠實現貿易多元化，增加紡織品等輕工業製成品的出口。

在改善民生方面，金正恩政府除了加大農業和輕工業投入外，還採取了其他的一系列措施。以平壤為例，朝鮮在首都平壤新建了包括萬壽台住宅區在內的10萬套住宅，以及飯店、服裝店、農貿市場、遊樂場、大型游泳館、滑雪場等諸多設施，並進行了城市交通道路的升級改造，為市民的衣食住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另外，自2012年以來，朝鮮綜合市場的數量也不斷增多，並且放寬了對允許出售的工業品和經商人員年齡等方面的許多限制。“目前朝鮮全國有420個綜合市場，僅平壤市就有20多個綜合市場，而且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市場秩序日益規範，經商人數增加，市場上銷售的商品種類和銷售額明顯增多”。另一方面，從市場上收取的相當於營業税的管理費也增加了朝鮮國家財政的收入。

3.建立實行“我們式的新的經濟管理體系”。

“我們式的新的經濟管理體系”是朝鮮政府在農業、工業、商業領域所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的統稱。這一提法隨着金正恩2012年6月28日所提出的“6.28方針”橫空出世，並在2014年5月30日發佈的“5.30指示”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農業方面，6.28方針的主要內容是“在繼續維持協同農場體制的前提下，大幅度縮小分組的規模，從原來的15-20人縮小到3-5人。政府允許農作物按7:3的比例分配，即農產品的70%由國家收購，其餘的30%以分組為單位按照農莊員的勞動公分進行實物分配。農民所獲得的30%實物，可以以議價（低於市場價格但高於配給制的價格）賣給國家”。從2015年起，在全國農村以家庭為單位普及了類似中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圃田擔當制”。

在工業方面，5.30指示要求“在工廠和企業擴大支配人（廠長）的權力，除重要的產品之外，允許企業自己組織生產，企業自行採購所需要的原材料，企業有權確定其生產的產品價格，有權決定職工工資，自行銷售部分產品來籌集擴大再生產所需的資金”。據日本《朝鮮新報》報道，平壤326電線工廠實行新的經濟管理體系之後，職工的平均工資提高了20-30倍，有些個別特殊職工的工資提高100倍以上。在商業上，則通過把計劃外的商品納入流通領域來提高商業流通體系的效率，並興建了平壤市光復大街商業中心等大型超市。

自正式實施“我們式的新的經濟管理體系”以來，朝鮮認識到新的經濟管理體系有利於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並且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因此，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朝鮮會繼續把“我們式的新的經濟管理體系”作為對內經濟政策的核心，並不斷完善“圃田擔當制”和擴大企業自主權等措施，爭取更輝煌的成果。

4.探尋對外開放的多種渠道。

2013年3月朝鮮勞動黨中央全體會決定，朝鮮將實施對外貿易多元化和多樣化改革，推動多地開設旅遊特區搞活旅遊，允許朝鮮各道結合自身特點成立經濟開發區。同年5月，朝鮮出台經濟開發區法，將各開發區分為農業開發區、旅遊開發區、出口加工區、工業開發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根據開發區法，朝鮮鼓勵外商、外資在開發區從事投資開發，外商以及外國團體可在開發區內設立公司、分公司和辦事處，自由進行經濟活動。隨後幾年內，朝鮮在原有的羅先經濟特區、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開城工業園、金剛山觀光旅遊特區四個經濟特區的基礎上，又先後設立了26個經濟開發區，]明確了鼓勵外資投資領域，藉此加快推進經濟發展。

對外勞務派遣是朝鮮獲得外匯收入的一個重要途徑。近年來，朝鮮外派勞務的數量明顯增長，2014 年為50—90萬人，主要流向俄羅斯、中國、中東和東歐一些國家。朝鮮勞工主要從事建築業、林業採伐，也從事醫療工作和教授跆拳道。從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專門機構民主制度與人權辦公室召開的會議上發表的資料來看，朝鮮向16個國家派遣5萬名勞動者，每年從中獲取12-23億美元。

5.探索金融體系新改革。

21世紀初期在市場經濟在朝鮮逐步萌生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嚴重的金融問題，如私人地下金融規模的擴大、惡性通貨膨脹的出現、外幣驅逐本幣的現象突出、以及大量海外非法分支機構的設立等。為了應對金融態勢的變化，解決新出現的問題，朝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鼓勵和抑制相結合的改革措施。

鼓勵型金融改革的目的是針對國民對本幣信心不足，人民幣、美元等外幣在朝鮮國內黑市大行其道的現象，力圖規範貨幣市場，增強朝鮮國民對本國貨幣的信心。其主要措施包括：以7%-9%的高額年利率，吸引朝鮮在海外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屬使用貿易銀行新設計的外匯定期存款業務；鼓勵在外匯兑換商鋪中使用政府指定的高麗銀行卡等外匯卡；放寬外匯交易的限制領域，允許平民進行外匯交易；利用手機電子市場提供貨幣兑換的金融優惠服務。抑制型的改革措施則主要包括恢復國家金融機關的運轉功能以限制私人金融的發展，以及通過由朝鮮中央銀行發行的“全勝”銀行卡和導入電子商務業務來加強國民對朝鮮圓的信心，遏制朝鮮經濟的外幣化趨勢。

根據韓國銀行的統計，朝鮮2011—2015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0.8%、1.3%、1.1%、1%、-1.1%，出口貿易總額則由2010年的18.3億美元增長到了2015年的28.3億美元。金正恩執政後，朝鮮經濟的確有所好轉。但必須指出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後困擾朝鮮經濟的能源難、交通難、糧食難、外匯難等四大難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觀。朝鮮要實現“強盛國家”戰略任重而道遠。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