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右派與資本家：美國政治的“赤壁之戰”_風聞

我們過於習慣美國為世界設定標準的實用政治體系，以至於在這個過渡時期，很多人很難想象華盛頓特區正在發生大規模體制衰退，而這隻會加速，且如果處理不好，所導致的全球戰爭及國內戰衝突的風險，將遠遠超出我們目前所見。

這意味着我們對美國當前事件的準確解讀，最好認真看待，否則我們會有被事件壓倒的風險。

1929年華爾街股災，開啓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經濟危機

首先，我們必須超越美國政治中過分單純化的保守派與自由派對立。我們必須停止嘗試將我們觀察到的矛盾信息，強加於無意義的對立當中。特朗普的政權是個極端而不保守的政治運動，而其在華盛頓的反對黨，並不是自由主義者。我們正在目睹美國的“三路作戰”，這蔑視了過去70年來對政治的假設。複雜的鬥爭已經到達高峯，而這讓特朗普成為總統，還另他掌權直到現在。 

現代政治中“三路作戰”這個説法，源自於萊昂斯（Matthew Lyons）於2006年8月3日在他的部落格“三路作戰”中發表的題為《捍衞我敵人的敵人》的迷人文章。雖然萊昂斯的分析絕對有左翼的傾向，他的分析非常鞭辟入裏。

萊昂斯是這麼説的：

“不像本質上的左與右、壓迫與解放力量之間的二元對立，三路作戰政治假設一種更復雜的抗爭，核心關注全球資本主義統治階層、革命派的左翼和右翼。後者包括各種法西斯主義和其他極右派，他們想以一種不同的壓迫性社會秩序，來取代全球資本的統治地位。“

我以“全球主義者”一詞代表“全球資本主義統治階層”、“反全球化左派”來代表“革命派左翼”、“反全球化右派”來代表“革命派右翼”。我覺得“資本主義者”和“革命者”兩個字都過於含糊且夾帶太多意識形態，誤導人們的部分和告知人們的一樣多。

你可能會説我們正在美國目睹一場“慢動作的戰爭”，但是國內衝突加速的風險很高，而這可能會帶來更多實質的軍事衝突，即使特朗普政權本來沒有這種意圖。

美國人在想辦法將主流媒體之間相互衝突的敍述合理化。即使大多數人知道這些信息有缺陷，他們也沒有其他信息來源。受過教育的上層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蔑視工人階級，使這個問題變得更糟。工人階級，通常是白人，被自由主義者視為“無知”或者“種族主義者”，卻沒有人試圖與他們溝通或去了解他們生活的世界。

因此，工人階級的白人通常覺得反全球化左派比的全球主義者更關心他們，全球主義者可能是非裔美國人，但他們與工人階級的窮人沒有聯繫。  

全球主義者

全球主義者在意識形態上既不進步（因為他們並不接受為了支持局部控制，所施加於資本或規範的限制）也不保守（因為他們對基督徒的價值沒什麼興趣，且可能對他們邀請到自己別墅裏的客人的種族或性向極度開放）  全球主義者最關心全球金融及股市。

就個人而言，無論是銀行家或政客，對制度的自由或保守觀點，都是家庭教養的結果，而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只要您擁抱全球視角，而且您不想幹涉全球金融的某些關鍵特徵（例如商業銀行的自由利率以及衡量利率、通貨膨脹和國內生產總值等方面的成功），你也可以是一個全球主義者。

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很明顯就是個全球主義者的競選人。布什（Jeb Bush）及克魯茲（Ted Cruz）也是全球主義者，但是他們利用了右翼的標誌。全球主義者也有特定的分界線，不同派系間也會競爭，偶爾足以鼓勵玩弄政治敵人。但是大部分而言，全球主義者不希望公開談論貿易及金融的主題，而關注身份議題。

當傾向“保守”的全球主義者關起門來與高盛集團或洛克希德·馬丁見面時，説話的方式和左翼全球主義者（如克林頓或桑德斯Sanders）一樣。但是他們對一般公民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保守派強調基督徒價值、愛國主義、強壯的國防及法律與秩序。像克林頓一樣的自由主義者，對其聽眾講話多談及“多元”、“機會”及“創新”方面。

保守文化要共和黨競選人表現得堅強且自信。這種標誌冒犯了多數自由黨人。自由黨人必須看起來能與大眾分享且種族多元，而不僅是像中尉一樣發號施令的領導人，或像傳教士一樣説教。這些印象並不意味着組織的根本差異。

支持雙方的基礎利益，基本上相同。沒有哪一方會主張退休金不該與股市捆綁在一起（雖然許多革新派及保守派會這麼爭論）。不同的地方反而在於，民主黨人從好萊塢及主流媒體、醫院及高科技公司，還有從專業投資銀行拿走比較多錢；相反地，共和黨人從石油公司、國防承包商及零售商，如沃爾瑪，取得比較多錢。

反全球化左派

反全球化左派有個創造更平等社會的願景，實現這個願景的前題是由對的人來執行，就可以帶來改變。反全球化左派有許多層級，其中有惡性競爭讓合作變得困難。再者，許多對抗全球化的左翼分子還很嫩，最近才剛進入政治圈。儘管他們的人數及其人脈增長得很快，他們許多人都擁護從1940年代就脱離主流政治的社會主義理念。建立人脈及支持團體的速度很慢，但是正在加速。

願意在選戰中支持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並參加他的活動的選民數量驚人，意味着此種左翼運動有相當廣泛的支持度，且在“佔領華爾街“及桑德斯之後，我們還會看見下一個同樣的世代。  還有許多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鄙視桑德斯的温和言論，因為他們認為桑德斯無法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對外戰爭提出任何批評，他不過是個丑角。

雖然這個批評有點殘酷，事實是，強硬批評反全球化左派的新聞媒體，如世界社會主義網站及Truthdig，它們的意識形態偏見完全戰勝了《紐約時報》報道的質量。  許多中央情報局分析師，都偷偷閲讀這些報道來進行當前議題的真實分析（而他們很有可能也對這些媒體有貢獻）。

反全球化的左派越來越強大，但這種轉變幾乎是無形的，因為他們已經被主流媒體完全屏蔽了。他們對體制的批評很有力，且其對整個系統的完全否定有廣泛的（如果隱蔽的話）吸引力。他們的基本原則是革命的，而不是進步的。他們描述的是，一種腐敗到幾乎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實現的政治文化。這種想要改變的激進需求，比5年前要普遍許多。

有很大一部分的左翼分子認為桑德斯背叛他們，且他們不願回去民主黨。他們看見了最近一次針對真正的經濟和社會議題的進步主義運動“佔領華爾街”，是如何被非法警方行動殘酷鎮壓的，而他們已經受夠了；他們看見2016年美國曆史上最大的監獄罷工，是如何完全被所謂的進步主義媒體完全忽視，而他們已經厭煩了。

這些反全球化革命派左翼沒有明確地被組織，因為他們的反制度偏見，但他們可能會很快以有效的方式，再次聚集在一起。  桑德斯在競選期間收編許多這些人，數量多到民主黨人深深擔心桑德斯可能會破壞現狀。桑德斯直接提及階級和資本集中的發言最令人印象深刻，讓人想到1930年代的政治。他的競選團隊代表美國的一項主要發展，而且我們還沒看到這波運動結束。但是，在民主黨代表大會將其革命派追隨者趕出民主黨之前，他就決定支持克林頓，這個背叛很深。

反全球化右派

特朗普已經成為反全球化右翼的偶像，且他們愈漸成為美國最積極的種族族羣。被剝奪的白人與執法部門和軍隊有着密切的聯繫，因而能夠主導關於階級問題（民主黨人不敢接觸的）、政治陰謀（同上）和大規模製度腐敗的討論。儘管自由派政客談論腐敗是由於幾顆壞蘋果、自私和無思想的人，反全球化右派從一開始就認定這個體系已經壞到無法修復了。比起主流民主黨或共和黨，他們更接近極左翼的普遍批評。

反全球化右派的網站如“監獄星球（Prison Planet）”，已經培養了一羣忠實的追隨者，數料多過極右派。因為他們透露機密情報，且他們詳細討論較大的企業陰謀。事實上，許多討論被虛構情節所沖淡，讓聽眾無法完全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這並不會削弱這些廣播的廣泛影響力。

在1930年代，怪罪猶太人，是緩解有關資本主義矛盾之爆炸性批評的一個極端而有效的方法。大多數公民對於自己身處自相殘殺的經濟體系一無所知，這點可以透過尋找代罪羔羊來維持。但是由於極右派大聲説出媒體忽略的真正議題，它對市井小民有吸引力，而讓這些人想要革命。

因此，即使特朗普的追隨者呼喊着要趕走黑人及穆斯林（這個行動最終會擴大至猶太人和亞洲人），對白人來説感覺起來也像是真正的行動，而不只是空話。他們沒有被特朗普的挑釁行為所厭惡，反而是被啓發了。當特魯普稱其他國家為“屎坑”時，他的支持度只有上升。

反全球化右派偏好容易瞭解的簡單敍述，且這種敍述能吸引工人階級的民眾，因為他們與被左派一致推崇的精英機構，如哈佛，完全隔離。特朗普得以攻擊整個體系卻仍能在政治上存活，就是因為上述的隔離很深。許多這些反全球化運動在美國農村扮演主要角色且必須被認真看待，由於選舉結構歧視城市居民。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也攻擊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進步民主黨人無法做到的。對黨派忠誠，讓民主黨人無法主張自由貿易的本質具有破壞性。但是特朗普的言辭沒有這種限制。當他主張進口汽車應該用關税來阻止時，獲得許多白人工人階級的支持，因為他們深受自由貿易所苦。

若你看看特朗普的背景，他明顯比較像是全球化主義者，但是他的主要策略不是政策，而是迅速回應支持者的需要的能力。他的政策隨着其支持者的反應而變化。

特朗普學會吸引這些反全球化的右翼人士以及白人國家主義者，但是他本身並不是他們的一員。特朗普與以色列關係密切（反全球化左派和反全球化右派都不喜歡），許多他的右翼支持者對以色列極度敵對。即使特朗普決定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極右派對猶太人的攻擊仍在增加。

各派系如何與彼此結盟？

我們在三路作戰中逐案觀察後發現一組不斷變化的暫時性聯盟：全球化主義者不時會與反全球化左派結盟，但是有時候又與反全球化右派合作。

反全球化右派也可以與反全球化左派聯手，這種現象在我們的記憶中少有先例，但開始變得普遍。  

全球化主義者聯合反全球化左派

許多全球金融機構如高盛集團的重要人物，都出身於有文化教養的家庭，而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相信包容、多元文化的世界觀。他們很高興能有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到他們的活動上演説，甚至還會捐錢給“民主當下”（Democracy Now）或“綠色和平”（Green Peace）等組織，只要這些勢力不要提出有系統的戰略來挑戰華爾街對美國經濟的主導權。

説直白點，全球主義者支持人道計劃及福利政策，只要他們是“進步的”而不是“革命的”。也就是説，越來越多改變被引入，而不是如何評價經濟和國家福利的根本性轉變。

再者，全球化主義者和反全球化左派對氣候變遷有共識。全球化主義者非常關心氣候變遷（只要答案不會影響他們的底線），而且兩者在這方面有很多合作，甚至反全球化已經納入全球主義者的碳交易計劃。最後，反全球化左派是少數的都市人（很多人贊同，但少有顯赫人物），他們沒有反全球化右派的教堂和其他機構網絡，因此當想將訊息傳達給更廣大羣眾時會受阻。

許多左翼知識分子發現自己與工人階級的距離，比與百萬富翁的距離還遠。他們會覺得從超級富有的人身上拿到錢，比從工廠的工人身上挖還容易。這種差距十分顯著，並導致嚴重的扭曲。自由主義者又被稱作進步主義者，常常活在自己的泡泡裏，即使他們只是想做好事，右翼仍可以非常容易地攻擊他們是精英。

全球化主義者聯合反全球化右派

當全球主義者向反全球化右派尋求支持時，他們用“權利”或“自由”來提出他們的論點。他們發現右翼比較有彈性、對矛盾或甚至偽善的交易比較開放，且談到錢時也比較好説話。

直到特朗普，有個舊論點就是，反全球化右派在其偏好的議題上（如聯邦給基督教組織的錢、禁止墮胎、嚴厲的犯罪立法）會從共和黨全球化主義者身上獲得支持，而作為回報，右派支持全球主義的共和黨對自由貿易和放鬆金融管制的不懈追求（兩個議題都是反全球化右派不喜歡的）。所以反全球化右派願意忍受共和黨人擁抱以色列，即使以局部範圍而言，它對以色列和整個猶太人的敵意，遠遠超過左派的任何一部分。

​反全球化右派對軍隊及警察也有強烈的興趣。他們的成員與軍隊關係密切，且他們的組織效仿軍隊文化。他們可能不喜歡很多國外戰爭，但是他們仰慕軍人的堅毅與紀律。再者，警察、軍隊及監獄裏的工作，受到鄉下白人社羣的極高評價。由於在有廣大弱勢人口的城市地區執法嚴厲，監獄系統私有化造成直接的金錢交易。

一個黑人年輕小夥子可能無法找到工作或對當地經濟做出明顯的貢獻，因為工廠大量衰敗。但是若他因為可疑犯案被逮捕並送進監獄（幾乎總是在鄉下的白人社區），他可以被迫勞動生產產品給沒幾個人，而監獄會提供很多社區的高薪工作給獄友。在很多案例中，監獄成為地區中最大的僱主。

反全球化左派與反全球化右派的秘密結盟

三路作戰中最有趣的結盟就屬反全球化右派聯合反全球化左派，這種結盟正在增加，因為美國政府顯示出進一步腐敗的跡象。極右派和極左派通常在國際貿易及金融上有諸多相似處，他們都希望大量限制兩者。他們多與深層政府為敵，即使他們對深層政府的定義稍微不同。兩派都主張目前的美國政府缺乏管理的合法性；兩派在本質上都是革命的，而非進步或保守。

特朗普永遠都不會當選，若沒有大量的左翼分子支持他弱化政府的方式，因為他們想要推翻它。特朗普一直吸引着極右派。事實上，在精選期間，許多極左派組織在其網站上刊登攻擊希拉里的內容，指她原本來自於右翼組織。即使後來遭到抗議，許多人仍繼續刊登相關內容，因為他們覺得是真的。特朗普甚至暗示她競選期間支持維基解密，但是他當上總統後便被迫放棄此立場。

班農（Steve Bannon）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要力，雖然軍國主義者已經關閉他接觸白宮的管道，他的聲明對幫助我們瞭解反全球化左派和右派的秘密結盟是怎麼一回事。

他説道：“我們不相信這個國家有有作用的保守黨，我們當然不認為共和黨是那樣。那將會是個造反者，強烈反體制的中間偏右民粹運動，而進步主義左派和共和黨權力階層會持續打擊這個城市。”

班農根據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提出“三路”戰略，這番超越了“保守／進步”的論點，有廣大的吸引力，因其反精英且有革命性。

此外，班農的新聞通訊社“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大量借用列寧（Vladimir Lenin）的戰爭資金，對“全球精英”進行攻擊，甚至暗示奧巴馬（Barack Obama）是“寄生蟲”。

特朗普在選戰中將這個策略表達得最徹底，以這種方式：“華盛頓體制以及資助它的金融和媒體大公司存在的原因只有一個，保護自己並自肥。這次選舉中，這個體制賭着數萬億美元的輸贏。對於那些控制華盛頓權力槓桿和全球特殊利益的人來説，他們與那些對你們沒有好心的人合作。”

這個從來沒有付諸行動的聲明，吸引了許多選民。這些話的力量超出桑德斯所能表達的。特朗普背後有億萬富翁的黑心錢撐腰，且不用依賴共和黨，所以他可以暢所欲言。這就是戰略。 特朗普（及創造他的班農及默瑟Robert Mercer）能夠處理工人階級的需求，以一種民主黨人無法辦到的方式，因為民主黨人依賴大企業。特朗普可以在底特律説他要停止進口外國車，作為他“美國優先”經濟國家主義的計劃之一。這對工人們的吸引力是很巨大的，但是民主黨人不能夠説這樣的話，因為他們的黨對“自由貿易”的承諾。民主黨人談論種族多樣性，卻不碰階級議題，且他們與一般工人、白人或黑人沒有往來，偏好與主要的工會領導人合作。

反全球化左派認為有特朗普佔着總統的位置（通過反全球化右派的幫忙）代表着美國帝國主義的面具會被撕下來。左翼分子覺得至少特朗普會開啓新聞戰爭，或在中東擴大戰爭。他們錯了。

當然，特朗普發表了聲明，很有可能很真摯，稱他想要與金正恩吃漢堡，且美國自1992年入侵伊拉克以來的政策全是錯的。但是特朗普是個政治素人，且在軍事工業複合體完全沒有人脈。他沒多久就完全被俘虜，讀着戰爭鷹派編寫的劇本。

左派如何響應特朗普的挑戰呢？看一看綠黨的總統參選人斯泰因（Jill Stein）説的話，她無疑是反全球化左翼分子中最温和的。  斯泰因稱：“特朗普，我覺得，在國會這一關會遇到很多問題；希拉里則不會有問題。希拉里有可能造成更多的破壞、讓我們加入更多戰爭、更快通過她壓縮過的糟糕氣候計劃，比特朗普能更容易做到。”  斯泰因對希拉里的強大不信任，意味着美國政治文化的基礎崩壞。

除了進步主義對上保守主義的木偶劇外，體制的衰敗仍未減緩  

上述的三路作戰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很深遠，若我是在寫歷史教科書，就會多加幾個篇章。然而，它對今日美國政治的影響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表明機構存在更嚴重的衰退，無論是政黨、聯邦政府還是公司。所有這些組織都被分割為小派別和利益羣組，並停止為公共利益服務。此外，我們私有化的媒體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掩蓋、隱藏此種體制改變，因此讓人民容易被操控。我們被引導相信特朗普是邪惡的根源，而非政府的私有化或是工業的撤銷管制（腐敗合法化）。

公民認為政黨和政府本身具有敵意和威脅性，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的媒體，和我們的政治分析方法（不僅在電視上，而且在課堂上）都取決於簡單的、一刀切的漸進/保守的歷史敍述，因此我們難以理解三個不同羣體之間蒙面拔河所創建的干涉模式，他們輪流着與彼此合作或相互對抗。